为京剧号脉(之五)——惟新主义作怪
近年来京剧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剧团排新戏,票房唱老戏;老戏国外热,新戏获奖忙。不但评奖必须是新戏,评“梅花奖”的演员也必须有新戏,评价一个剧团,一个演员,也要看有没有新戏。在他们眼中余叔岩、孟小冬、金少山这样红极一时的艺术大师没有新戏便不值一提。更有甚者,他们排演的新戏必须面目全新,不能有一点传统的味道。总之,“新”成了某些人检验艺术的惟一标准。然而,我们面临的京剧市场恰恰相反,观众是非名角不看,非好戏不看。纪念徽班进京200年的大汇演,票房价值最高的是关肃霜的那场拿手折子戏;在第二届京剧节上,最抢手的戏票是唱了100多年的《四郎探母》。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艺术标准是真善美与假恶丑。江泽民同志提出“振兴京剧和戏曲的重要标志是好戏叠出”。特别强调“现代戏、新编的古代戏以及整理加工改编的传统戏都要重视”。总之,评价艺术的标准只有好坏之别,从无新旧之分。
固然,排新戏很重要,自己排演的新戏更能展现自己的艺术个性与风采,更能招揽观众。不过新戏不是樱桃桑葚,货卖当时。新的汽车要磨合,任何新戏也都有个成熟过程,所谓十年才能磨一戏。足见新戏不等于好戏,新戏只是不成熟的戏,或者说是一出好戏的毛坯,只能说新戏成熟后可能是好戏。然而,不可想象的是某些创新者却一味地喜新厌旧,认为只要创新就不要继承传统了,甚至使“断裂论”泛滥一时。岂不知,你搞的戏曲已经800岁了,你排的京剧也快200年了,新戏再新,也离不开这个老的载体,离开了,也就不是戏曲,不是京剧了。
其实,惟“新”主义者并非真的喜新厌旧。同是艺术大师,他们讥笑京剧的谭鑫培太老,却崇尚比谭鑫培更老的约翰·施特劳斯;同为戏剧经典,他们对京剧《空城计》不屑一顾,却对同时代的舞剧《天鹅湖》推崇不已;他们称《贵妃醉酒》是陈腔老调,却又热衷更老的《蓝色多瑙河》;明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都是梅兰芳的崇拜者,他们却拿着“斯坦尼”的大棒去批判梅兰芳,或者把布氏捧上天,把梅先生踩在脚下,可见他们喜新厌旧是假,说穿了,只是崇洋媚外,妄自菲薄,是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作怪罢了。可以想象,鄙视京剧传统者,排演的戏怎么能有京剧的味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