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门七代

    提起京剧100多年的历史，都离不开祖居北京南城大外廊营一号的谭家，所以说，谭家七代的历史就是一部缩写的京剧史。

谭志道进京

    京剧发祥于北京，却系湖广音韵。谭家的祖上是湖广江夏县（今湖北武昌）宾阳门外田家湾人。作为京剧世家的第一代谭志道，其父谭成奎做过江夏县衙的捕快，本人曾做米粮生意。后来因喜爱皮黄，下海当了一名汉剧，亦称楚调的演员，兼演老旦和老生戏，由于他嗓音高亢声如云雀（即百灵之一种，因其常鸣叫于高空而俗称叫天），获艺名谭叫天。就在谭叫天与熊氏的独生子谭鑫培6岁那年，为避战乱，一家三口顺江而下，由江苏辗转北上到天津落脚，谭叫天搭班唱戏并带谭鑫培在戏班玩耍、熏陶。使谭鑫培12岁入科班学戏，以武生为主，兼学老生。16岁随父母来到北京。此后，谭志道搭程长庚的三庆徽班唱戏，谭鑫培则先后拜湖广罗田人余三胜、安徽潜山人程长庚为师深造。追根溯源，京剧是徽、汉合流，谭鑫培兼学徽汉两派，因其家乡方言为湖广音韵，更由于他的巨大影响在京剧界形成了“无腔不谭”和“无声不谭”的局面，湖广音韵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京剧的标准音韵。足见谭鑫培在京剧的衍变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之关键。

四海一人谭鑫培

    谭志道教子严厉，动辄打骂，谭鑫培勤奋自砺，锐意进取。为能多演戏，谭鑫培两次“跑帘外”搭草台班演戏，演遍了从通州到兴隆、遵化一带乡镇。武生、老生、花脸、武丑无所不演，有一次演出《嘉兴府》，他背上长痱毒化脓，仍然在土地上“摔锞子”。每次返京，都令同行刮目相看。先在三庆班任武行头，后为精忠庙首程长庚器重，特许他演武生和老生的重头戏，并预测他今后必将“独步梨园”。
    从光绪五年（1879年）到民国四年（1915年）他先后六次南下上海演出，眼界大开，尤其是得到上海老生演员孙春恒的点拨，一改京剧老生高腔直调“喊似雷”的演唱传统，使唱腔趋于委婉俏丽，带动了京剧整体艺术的改进。据梅兰芳先生说：“初看谭鑫培的《捉放曹》时我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想，当时扮老生的演员都是身材魁梧，嗓音洪亮，惟有他的扮相是那样的瘦削，嗓音是那样的细腻悠扬。一开始听得不大清楚，在吕伯奢草堂的对唱也没劲，我正有些失望，哪晓得，等到曹操拔剑杀家一场，才看出他那深刻的表情。就说他那双眼睛真是目光炯炯，早就把观众的精神掌握住了，从此一路精彩下去，唱到宿店的大段二黄，愈唱愈高，真像‘深山鹤唳，月出云中'。陈宫的一腔悔恨怨愤，都从唱词音节和面部表情深深地表达出来。满园子静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台下的观众，有的闭目凝神细听，有的目不转睛地看，心灵上都得到了净化的境地。”
    他从光绪16年，即1890年被选入清宫升平署应差，为内廷供奉，每逢万寿庆典或朔望之际都要在颐和园的德和园、听鹂馆，中南海的颐年殿、紫光阁，故宫的长春宫、畅音阁等各地戏台唱戏，在“大内”中早有“无谭不乐”一说。庚子事变后，慈禧回到北京，一个月仍不见谭鑫培进宫便勃然大怒，当她见到谭鑫培病容满面跪倒丹墀，又好言宽慰，并把自己用的养生药品送给谭鑫培，说：“我不许你死，你还得给我唱戏，我还要享几年福呢。”一直到光绪34年。就是慈禧“慈驭上宾”的一周前，还要他“伺候”慈禧太后一出《连营寨》。所以后人在修史时感慨：二百七十年的大清朝是给唱完的。当时亦有狄楚青诗句为证：“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只说叫天儿”。 由于庚子事变前后与他齐名的汪桂芬病故，孙菊仙避难于上海不归，谭鑫培独步京都艺坛，被称为“伶界大王”更是炙手可热。其间，他灌制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唱片，留下了中国人最早的声音资料和艺术语言；摄制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无声电影，留下了中国人最早的形体动作和艺术形象；经他创作和改编的《定军山》、《秦琼卖马》、《珠帘寨》、《四郎探母》、《碰碑》、《空城计》等100多出剧目至今仍然是京剧舞台上的艺术精品，百年来久演不衰；经他点拨和亲授的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被誉为京剧史上的“三大贤”，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京剧史上的前后“四大须生”，甚至天下的京剧须生无不以谭派正宗自诩，就是今天仍在戏曲学校学习的所谓“四小须生”穆宇、陆地圆、马超博、由奇和上海戏校的“小孟小冬”王珮瑜也都克绍箕裘地学演他的《搜孤救孤》、《定军山》、《打渔杀家》等戏。正如梁公启超所预见：“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雷”。

承上启下谭小培

    谭鑫培娶妻侯氏，生育七男二女，后收杨月楼之子，即后来的武生泰斗杨小楼为螟蛉义子，与天波府的杨老令公一样，也是七郎八虎，八姐九妹。因此当年他演《碰碑》总是触景生情。他的长子嘉善工武生，次子嘉瑞工京胡，曾为其父操琴，三子嘉祥工青衣，曾应内廷供奉，但均不能继承其父之衣钵，惟有五子嘉宾，即小培，尊父命拜师沈三元，工老生。后来，谭鑫培又亲自把小培之子富英送到富连成科班学艺，要求班主叶春善对他的孙子一视同人，任打任罚。民国初年，军阀陆荣廷进京，强迫重病中的谭鑫培到金鱼胡同那家花园唱堂会，结果唱了一出《洪洋洞》，不久古稀之年的谭鑫培便和戏中的杨延昭一样归天而去。临死前，他嘱咐儿女不要分家单过，要保住谭家大院的风水。不料，他前脚走，儿女们后脚就都闹着分家。为了保存宅院的完整，谭小培拿出全部积蓄，把宅院买下。同时，他也开始挂牌演出。曾与杨小楼、尚小云、白牡丹（即荀慧生）一起以“三小一白”的名义赴上海演出，极受欢迎。到其子富英在富连成学满出科，他看富英扮相，嗓音和台风都是正工老生的材料，可望成材，但是，在富连成科班学成的学生大都是不通大路，尤其要想成为正工老生，必须投师深造。因此谭小培便退居二线，全力培育谭富英。先让谭富英拜余叔岩为师，同时在四大名旦和于连泉、徐碧云、绿牡丹等戏班搭班演戏，直到“谭富英”三个字在观众中已经留下深刻印象 ，甚至台下有相当一部分观众是专门为他而来，谭小培才允许谭富英自己挑班唱戏。当时，谭小培管教儿子之严格，在梨园界是很出名的。因此谭富英很快就跻身于四大须生之列，并与雷喜福、马连良、李盛藻同列为“富连成四大须生”。因此当时的小报上有一幅漫画，上画三个人，即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画中的谭小培对谭鑫培说：“你儿子不如我儿子。”又对谭富英说：“你父亲不如我父亲。”据说孝敬老父，扶植后代的谭小培见画哈哈大笑。尽管当时对谭小培似有微词，但是听他留下的唱片，看他的剧照，虽然不如其父之造诣，也不如其子之天赋，却也非一般须生可以比拟。据谭门第五代的谭元寿说，他的祖父所以要唱戏，就是要谭家的名字在京剧界得到延续，以免被人忘记。但是由于他发现他的儿子也是天赋奇才，便以全力培育儿子。所以谭元寿认为其祖父谭小培是谭家承上启下的一代功臣，否则，以谭富英忠厚仁义的秉性在激烈竞争的京剧舞台上是很难成其大业的。

忠孝仁义谭富英

    谭富英有一条得天独厚，妙造自然的好嗓子，不但高亢嘹亮，而且“挂味”。因此他的演唱给人以不事雕琢的质朴之感。他又有一副老成矍铄，堪称标准的老生扮相，所以有人说，看谭富英的戏要一块钱，而出场一亮相就值八毛钱。再加上科班的系统训练，良好的家教和名师的指导，自然要大红大紫。可是盛名之下，条件优越的谭富英却始终给人以谦谦君子的印象。当年，他和比他出道晚的旦角张君秋、梁小鸾等组班唱戏，不但不以资历压人，反而提出与张君秋、梁小鸾等并挂头牌；与裘盛戎组班唱戏，论辈分，他是长辈，不但并挂头牌，而且在有人撺掇裘盛戎对他进行公开较量，打出“兴裘灭谭”口号时，他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颇有长者风度。在与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组成北京京剧团时，他是排新戏最少的，演配角戏最多的，甚至主动提出给年轻的赵燕侠唱开场，在青年人演现代戏时他担任过“效果”，在后台打“砸炮”。虽然他的心里并不痛快，却很能委曲求全。所以他台上台下都有人缘，当京剧团贴出“谭富英入党”的喜报时，同行们都认为他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真诚地祝贺他入党。
    尽管到他这一代已经是谭门第四代传人，可是他却没有丝毫的门第观念。他像他的祖父一样，把自己的儿子元寿、韵寿、喜寿送到科班学艺，把孙子孝曾送到北京戏校上学。元寿出科后，他又让元寿跟茹富兰、李少春、宋继亭等名师深造。北京戏校安排谭孝曾跟王少楼、杨菊芬、马连良等老师学戏，他都要亲自给老师道乏或托人代为致谢。他的虚怀若谷来自他的家教，那就是：江河不择细流。因为他最清楚，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是学无常师的，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当年其祖父谭鑫培师从余三胜，余三胜之孙余叔岩又师从谭鑫培，如今谭富英又反过来师从余叔岩，因此他要其子谭元寿向余叔岩的亲传弟子李少春问艺也是理所当然。谭元寿承袭家教，给孙子取名正岩，希望谭门后代成为正宗的余叔岩。正所谓余中有谭，谭中有余，谭余不分，这种雅量在流派林立的艺术界还是鲜见的。
    谭富英以孝子闻名，但是当其父小培病危之际，谭富英却整装待发要赴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见谭富英左右为难，最后谭小培发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要以国家为重。”当谭富英行至天津，得知其父逝世，又回京料理后事，仅一天，便乘火车直奔丹东，赶上慰问团一起跨过鸭绿江，身戴热孝在防空洞为战士演戏。这在曾经受过御赐黄马褂和六品顶戴的封建家庭来说应该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

戏人谭元寿

    谭富英与其子谭元寿都是富连成坐科，一是第三科，一是第六科。谭元寿嗓子冲，武功好，《闹天宫》的孙悟空和《空城计》的诸葛亮都演得很好，家传的《定军山》、《战太平》、《连环套》更与众不同。他最受欢迎的戏是《打金砖》，影响最大的还是当年“样板戏”《沙家浜》里的郭建光。但是，他最忌讳的戏也是这出《沙家浜》。自“四人帮”倒台后，他因《沙家浜》而获罪停职审查，以后再安排他演《沙家浜》，他就说，当初要我排演此戏的是领导，说我不该演出此戏的也是领导，今天又要我演出此戏的还是领导，我演出此戏对，还是不对呢？不说清楚，给多少钱我也不唱。
    前几年，“样板人”演“样板戏”大获其利。谭元寿却无动于衷。有人说他糊涂，其实他心里也有一本账。当初，他和父亲经常应邀到毛主席家中作客，也就认识了江青。早在60年代初期，江青就经常看他的戏，后来几次接见，发展他入党，希望他能为其所谓的“京剧革命”助一臂之力。可是江青最后失望地说：“谭元寿在政治上太不敏感。”只好放弃对他在政治上的“栽培”。有人为他没有当上文化部的副部长惋惜，他说，我只会唱戏，只要让我唱戏就成。后来取消了他的党籍，又有人为他惋惜，他说：“没关系，我这不是一样给共产党唱戏吗？”原来他所以在“政治”上“不敏感”是不愿意脱离舞台，知道自己只会唱戏，不会“政治”，更何况他的嘴里没有坏人，总想给别人留碗饭，在江青那里也就没有了“敏感”。知情者说他宠辱不惊，其实他的理想世界就是安分守己地唱戏。不过他唱戏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不清唱。多少人劝他"走穴"，他说，演戏可以，价钱可高可低，清唱，贵贱不干。我们演戏是高台教化，不能供人玩乐。所以就是唱两句，他也要化装，带上动作表情。

皮黄继世长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受到传统教育的谭元寿自然关心谭家在京剧舞台上的香烟能不能接续下来。每次他的儿子孝增有重要演出，他都要亲自把场。当有人提出资助孝增夫妇出国定居，他知道后几天不愿意说话。直到孝增明确表态：永远不离开京剧舞台，他才有了笑容。孙子正岩在北京戏校上课，每周回家都要检查功课。当他到课堂上看到孙子学习的《八大锤》有了进步，拉着老师的手热泪盈眶。
    1997年，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北京和武汉先后隆重举办了“纪念谭鑫培诞辰150周年”活动。谭元寿以古稀之年演出的《定军山》、《连环套》、《将相和》等真是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同行和观众都深表敬佩。对此，他没有动声色，当人们说起谭孝增演出的《群英会》和《大登殿》表现突出，谭正岩演出的《长坂坡》和《八大锤》功夫扎实，他欣慰地说：“要真是这样，我就可以告慰先祖了。”
    现在，谭孝增在北京京剧院担任主演，谭正岩还在中国戏曲学院深造。作为七代京剧世家，每一代有每一代的时代特征；每一步变化，都与京剧历史的变化息息相关。梅兰芳说，谭鑫培代表着中国戏曲的体系，他的名字就代表了中国的戏曲。谭家七代则一直延续着这一体系，成为中国京剧历史的缩影。

（连载于1999年《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