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的戏剧人生
吴祖光老师以戏为生，少年逃学看戏，青年写戏，中老年编导戏剧，晚年评论戏剧，讲演戏剧，一生为戏。自称最喜爱喜剧，希望给观众带来欢乐，然而在观众笑逐颜开的时候，往往正是他体验辛酸的日子。1957年的一天，在北京的首都剧场就出现了白天召开批判吴祖光大会，晚上演出吴祖光剧作《风雪夜归人》的蹊跷一事。幸亏吴老心胸豁达，始终笑对磨难，自嘲“生正逢时”，然而他有太多太多的不平。
1937年，面对日寇的铁蹄，听着卢沟桥的枪声，他以热血男儿的胸怀，奋笔疾书，写下了中国戏剧舞台上第一部，也是八年抗战中于前线后方演出最多的抗日话剧《凤凰城》，在全国上演后，激发起民众的抗日热情，受到周恩来同志的赞扬。
1940年，他创作的话剧《正气歌》在上海连续演出了整整一年，同时周信芳又改编成京剧继续在上海演出，连续10年，他一年一出戏，1944年就出版了《吴祖光戏剧集》，如此自觉抗日的戏剧先锋战士，难道不该名垂青史吗？然而在庆祝中国话剧90年的大会上，他的许多学生、晚辈都成了功臣，连那个自称没有写过戏，导过戏，演过戏的人都戴上了话剧元老的桂冠，却没有人提到“吴祖光”这位真正的抗日戏剧前辈和历史功臣。我问他：“那些人都是当事人，都看过您写的戏，为什么不能说句公道话？”吴老也不解，他说：“在那些人眼睛里我永远是另类。历史永远可以歪曲。”
1942年，吴老创作了久演不衰的经典作品《风雪夜归人》，尽管周恩来同志连续看了七遍，一再肯定，但是某些革命人士却认为他在国家沦陷之时，大写儿女情长；国民党统治当局则干脆下令禁演长达两年之久，罪名竟然是“诲淫诲盗”。
1947年，就在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发动进攻，挑起内战的历史关头，吴祖光又在创作的新剧《嫦娥奔月》中借描写残暴的后羿，把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他毫不掩饰地在剧本中写道：“你一统天下20年，颠倒纲常，逆天行事，众叛亲离……”在剧本的序言中更明确地指出：“法西斯元凶的尸骨未寒，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却又披着民主的外衣东山再起了。”这出战斗的神话剧就像一篇声讨独夫民贼蒋介石的檄文，使广大民众看清了蒋介石的丑恶嘴脸。当然，面对上海反动当局对他迫害的加剧，他只好在朋友的掩护下逃亡香港。然而在10年后，就因为他的香港之行，使他成了"典型的资产阶级"，并作为历史污点，要求他的妻子必须与他离婚“划清界限”。
1948年，吴老在香港根据话剧《正气歌》改编成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巨片《国魂》，以歌颂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正置兵败如山倒的蒋介石想借此鼓舞士兵挽回败局，也制作了一些拷贝。后来就有一位反右的“英雄”污蔑电影《国魂》“露骨地宣传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完全是为蒋介石鼓舞士气”。甚至在今天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仍然诬蔑吴老的《国魂》“露骨地宣传了反动的正统观念，是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立场上来评价文天祥……”如果照此说法，蒋介石用吴祖光的戏“鼓舞士气，挽回败局”，就可以把吴祖光推到蒋介石的营垒，那么当时吴老被蒋介石通缉，正逃亡香港又做何解释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1955年吴老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导演《梅兰芳舞台艺术》，他尊重梅兰芳先生为保持京剧的写意传统风格，坚持不用大型立体布景的意见，并且与苏联专家发生了激烈争执。想不到，一位京剧界的领导竟然站在苏联专家的立场上蛮横地指责吴老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位置”。
1956年，周恩来总理要求吴老为程砚秋拍摄一部电影艺术片，吴老提出拍摄程派的喜剧代表作《锁麟囊》，可是又有“左派”人士荒唐地提出《锁麟曩》是一出宣扬“阶级调和论”和“因果报应”的作品，只好改拍《荒山泪》。
1957年，中国剧协号召戏剧工作者给党的领导提意见，《戏剧报》的负责人约吴祖光写稿，吴老没有答应，负责人又亲自打电话动员他给党提意见，以支持《戏剧报》的工作。就在领导同志的反复动员和辅导下，吴老写出了《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结果，动员者，向党提意见的领导者变成了批判者和反右大会的主持人。为革命出生入死，做出显著成果，甚至把家中241件国宝都捐献给国家的吴祖光却成了右派。为了客观地描述这段历史，我想借用一下董健同志撰写的《田汉传》有关段落：
“身为剧协主席，他（田汉）必须亲自主持剧协‘反右派'斗争批判大会；他必须一本正经地写文章、发言，去声讨、批判那些‘右派分子'。一次次批判‘右派'吴祖光的大会都是他主持的，有时还要发言。他认识吴祖光多年，1946年在上海，他们一起投入过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的民主运动。在吴祖光的《清明》编辑部，他被拉住限时写文章的情景至今难忘。他不是不知道，此次‘鸣放'中，吴祖光完全是被强拉着鼻子去吃‘钩'的一条‘鱼'。文章是《戏剧报》派人去动员写的；文联的‘鸣放'会，是两位文联的领导人写了信派人来请去的；更为要命的是吴祖光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讲的那些所谓“右派言论”，和他田汉那两篇‘请命'文章的意见实在是相差无几，有的地方讲的还没有田汉的论点尖锐。批吴也就是批自己。那尴尬、那狼狈的情景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当吴祖光那一双充满困惑、怨愤的大眼睛向田汉看来时，田汉觉得像一支支箭似的向他射过来。十一年前在《清明》编辑部，当他写完那篇超过了规定字数的‘听用'之作，吴祖光说：‘对不起，只能用六号字排。'那时他一双大眼睛多么明澈！这位一贯追求革命和进步的有才华的作家，怎么会反党呢？
人到无奈之时，往往会欺骗自己，以臆造的逻辑安慰自己失衡的心。田汉强迫自己相信，吴祖光既然被定为‘右派'，那他就一定是反党的；尽管我田汉说过的话和他吴祖光说过的话表面相同，实质上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他是反党的。吴祖光在文联‘鸣放'会上的那次发言，和他在《戏剧报》上发表的那篇《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内容是一样的。吴祖光说话往往带点情绪，他说，那种办事粗暴又不懂文艺的人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很清楚，这只是指责个别领导者，并非整个地否定党的领导，正和田汉一样。但将这篇发言发表时，田汉却大笔一挥，将标题改为《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一改动，性质大变，确实把吴祖光和田汉‘分开'了。这样批起来也就觉得‘理顺'了。这样做，可害苦了吴祖光！”(《田汉传》788页)
后来吴老被发配北大荒，田汉自然也就更“理直气壮”了。
1962年他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不久，便为中国戏校实验剧团创作了《三打陶三春》、《凤求凰》和《三关宴》等京剧剧本，作为剧团的编剧，他的剧本却不能演出。直到20年后才正式公演。仅一出《三打陶三春》在北京就由王玉珍主演了400多场，随后在全国各地，包括台北等地剧团纷纷演出，甚至在莎士比亚的故乡英国，创造了非常轰动的剧场效应，在澳大利亚各地就演出了50多场。后来又拍摄成电影在海内外放映。可以无愧地说，这是"文革"后戏曲舞台上至今最成功的，最受观众欢迎的新编剧目。然而，这样一出好戏，却没有得到过政府的任何嘉奖和表彰。尽管评奖已经到了"过烂"的程度，却不能在领奖台上给吴老一席之位。一位当时文化界的负责人说，那不是我们抓的新戏，怎么评奖？难怪吴老常常称自己是“野生动物”呢！
更让吴老不解的是他根据上党梆子改编的京剧《三关宴》，那是一出彻底宣扬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的好戏。不是有人说《四郎探母》的杨四郎是叛徒吗？不是说《四郎探母》是投降主义的吗？而《三关宴》的佘太君大义灭亲，杀死了叛国投敌的杨四郎，多么痛快淋漓呀？然而正当演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时候，却传来了禁演的命令，剧场的后台立即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这是为什么呢？吴老不明白自己又错在哪里，就请冯牧同志看戏，冯牧说这个戏非常好。他请文化部长贺敬之看戏，并且事先告诉贺敬之，有人说这出戏有问题。贺敬之说他是带着问题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问题来。事后才知道，禁止演出的命令，来自一位当年批判《四郎探母》是投降主义的那位领导，当年说《探母》是投降主义，今天则给《三关宴》安上了一个“影响台湾和大陆的团结，破坏祖国的统一”的罪名。其实在台北也演出了这个剧本，而且反响很好。他说，这个杨四郎投降不成，不投降也不成，他们是左右逢源，而我们永远左右不是。
1963年，吴老与妻子新凤霞合作改编评剧《花为媒》，拍摄成电影艺术片。虽然改编非常成功，拍摄非常精彩，但是不但不能上映，还成了他们夫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因此受到更加残酷地批斗。
1980年，有电影界的朋友说争取来一笔外资，请他编剧，拍摄一部电影《西游记》，他把剧本写好了，准备工作就绪了，却传来领导的命令：“西游记是中国的文学经典，怎么能用外资拍摄呢？如果要拍摄将有辱国格。我们即将用自己的钱来拍摄自己的作品。”然而至今20年过去了，“自己出资”的电影《西游记》也没有出世，吴老的满腔热血和辛勤劳动又化做了泡影。
编剧不行，吴老与妻子新凤霞就开始举办书画展览，想不到，第一次举办就遭到查封，连续举办三次，三次被禁。最后到部队管辖的中国军事博物馆才顺利举办。
在吴老的艺术生涯中，几乎每一部剧作，都是一腔爱国热血，而背后就是一部辛酸史。值得庆幸的是吴老从走上自觉的革命大道后就一直得到周恩来总理、彭真市长、陈毅外长等三代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与高度评价，一直受到郭沫若、梅兰芳、老舍、夏衍、程砚秋等前辈的帮助。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的“三个代表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打棍子，扣帽子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吴老的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彻底平反，他本人也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尊重和爱戴，今年4月9日，吴老逝世以后，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王乐泉、王兆国、刘淇、刘云山、吴仪、张立昌、周永康、郭伯雄、曹刚川、曾培炎、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刘延东、罗豪才和丁关根等都敬献了花圈或以不同方式对吴老表示哀悼。我们看到前往吴老家中吊唁的人从全国各地和海内外赶来，那鲜花的花篮摆满了吴老家中的每一个房间，又从五层楼的楼道一直摆到一层，从大门摆到大街上。在隆重的向吴老遗体告别的仪式上，尽管正逢“非典”疫情高峰，仍然有上千人赶来与吴老挥泪诀别，可谓极尽哀荣，吴老可以安息了。
（为文化部撰写悼词的部分草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