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酸甜苦辣——记京味作家邓友梅
本想度过70大寿的邓友梅先生应该在家颐养天年了，可是每次打电话总是不在家，一走就是一个月。不是安徽，就是福建，有时还要到日本、法国走一走。许多省市要培养自己的优秀作家，就要请一批老作家去评议，这本来就是一项重脑力劳动，您想，一个作家拿出100万字的作品，10个人就是1000万字，经常是读得头晕眼花。到底年纪大了，上次去四川，弄了个右脚骨折，回到北京躺了两个月；前两天从西安回来就发烧，咳嗽，自然虚惊一场。我劝他别到处跑了。他说，这是责任哪，当初人家老舍、赵树理、丁玲，还有我的老大姐茹志娟怎么帮助咱们来的，我没有人家的水平，总得学点人家的精神吧。
我想这大概就是作家的良心吧。而邓先生所以如此执著，恐怕与他的身世不无联系。 当我们看到邓友梅笔下的那五、画儿韩、索七、聂小轩和柳娘等等都以其浓烈的悲剧色彩撞击着读者的心扉，催人泪下时。谁能想到，邓先生本人的身世其实就是一部最具悲剧色彩的传奇小说，不过就像他本人所说，真实的生活往往距离我们的想象更加遥远，更离奇。
从小八路到老作家
如果按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法来对照，邓先生应该属于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出身，他父亲那辈哥儿五个，就饿死了哥俩，卖了一个。他父亲10岁那年的冬天去放羊仍然光着脚，两脚冻僵后就伸在新拉的牛粪中取暖。后来逃荒，辗转到天津落脚，邓先生就出生在天津的海河边。12岁那年，随着父亲的失业，举家回到山东，他就参加了当地的八路军渤海军区交通站，传情报，送给养，当向导，多次受到部队首长的夸奖。后来又参加了陈毅同志领导的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先在鲁中军区的敌工科当通讯员，后到文工团当演员。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到著名的鲁南八师去做火线文艺工作。亲身经历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又转战河南，经常是夜行军，一走就是120里，他以火热的革命豪情参加了洛阳战役、开封战役，直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南京，他在前线写出了一篇篇激动人心的好文章。他的散文《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因为写出了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魄，发表在《文艺报》上，大主编丁玲特意为他这个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少年书生写了二百多字的按语，显示出他作家的天赋和灵气。
建国前夕，他奉命调到新华社海军分社又当了一阵子见习记者。不久，他奉调进京，在老舍和赵树理等文坛大师耳提面命的教导和热心的提携下度过了“充满了生机与喜悦”的几年。他深入生活，到北京市建筑公司当上了建筑队长和党支部书记，与工人同志一起和泥、垒砖、运料、绑钢筋，同时，他来自实际生活的又一部代表作《沂州道上》问世，荣获了“处女作一等奖”；紧接着又写出了爱情小说《在悬崖上》。很快在北京就有两家提出要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连大明星赵丹也跑到北京来与他亲自洽谈改编电影剧本的事情。至于他后来又陆续写出了《烟壶》、《画儿韩》、《那五》等力作，使溥杰先生惊叹他“近著烟壶稗史，洛阳纸贵”，堪称“京味作家”，可谓实至名归。
然而这只是他填写在履历表上的内容，在履历表的背后，他还有那不堪回首的生活历程。
九九八十一难
就在他十三四岁的时候，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搜索，回到天津流浪谋生。挣扎在饥饿边缘的邓友梅见到招工头没有多想，就报了名。一天晚上，他被装进一辆闷罐火车，一直拉到青岛，不由分说，就把他们强行押上了一条装运矾土矿石的轮船。到日本的山口县德山曹达工厂当了劳工，在高强度的劳动中受尽了打骂和侮辱，手脚一慢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累得晕倒在地，监工就往身上泼冷水，稍有反抗，立即刑罚。每天只有两个与菜叶混合在一起的馒头，事实上，在他登上从中国押往日本的货船上开始，就生活在死亡线上了，几乎每天都看到自己的同胞被蹂躏致死。那两年，送到日本的华工因为是被锁在货舱里，挤在矿石上，没有水喝，空气污浊，在开往日本的船上就死去584人，到日本上岸后又死亡230人，一共死亡的同胞是8878人，几乎每四个半人中就有一人死在日本侵略者肆虐的屠刀之下，而他在这一批华工中的年龄是最小的，能够活着回国，真是九死一生了。
由于美国对日本的轰炸，他才被遣返回国。虎口逃生后，他满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找到了部队，参加了陈毅同志领导的新四军。投入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线和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中。
然而1957年到了，一位领导在批判大会上突然宣布：“邓友梅也是右派。”而罪证就是他说过的一句话，然而，在22年后落实右派政策的时候也没有能够落实这句话到底是不是他说的。
当时尽管他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因而愤怒、懊悔和不解，可是很快，他就努力地检讨起自己的问题来了，心甘情愿地到北京的郊区参加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他拿着铁锨几乎要走遍北京四郊所有的山沟和村落。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是诚恳地用劳动的汗水洗刷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二是希望通过劳动，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从而重新得到同志们的信任。一连五年，手茧脱了一层又一层，遗憾的是，他就是把自己的心用刀挖出来，也不会有人说他的心是红色的了。
1962年，他被调到东北的鞍山“归队”，当了一名不许创作的创作员，到了“史无前例”的那年，他从右派升级，成了“黑帮黑线上的黑干将”。对他的“待遇”也相应提高，不但要触及灵魂，而且要经常触及皮肉，随时都要面临打手一顿穷凶极恶的打骂。他至今留下的一个病根，就是那使他闻之变色的“样板戏”，在他的记忆中，《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只要一唱“提起敌寇心肺炸”，那些暴徒就疯狂地抡动着手中的皮鞭。那唱腔与皮鞭抽打皮肉的声音和被打者的呻吟形成了人间最可怕的大合弦。当时，李铁梅是天天“心肺炸”，他是天天在那“大合弦”中死去活来。所以至今他对样板戏仍心有余悸。
经过几年的批斗后，他被转送到盘锦地区去开垦荒山。在那里，每天早晨天未亮，他就开始在一眼望不到头的荒山上挥动起手中的锄头，一直锄到日落西山。中午就用随身带着的两个冻着冰茬的窝窝头充饥。一个月的全部工资仅仅七块钱。所以，他每天都饿得两眼发黑，两腿发软。
两年后，他又被“放”到了一个钟表厂去接受群众监督下的劳动改造。他分配的工种是危险性最大，操作最繁重的冲压工。他亲眼看到，工伤事故是一而再，再而三。工人同志那压掉的手指经常使他胆战心惊，那撕肝裂腑般的喊叫声更使他彻夜难眠。他知道，如果是工人师傅出了工伤，领导和群众都会伸出阶级友爱的手。如果像他这样的人出了工伤，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还得欢呼阶级敌人自取灭亡。所以，在工作时，他只能慎而又慎。
工作如此，生活就更艰难了。因为在他调动工作的文件上写明要钟表厂安排工作，却没有说要安排住宿，因此工厂明确表示：不负责住宿。第一天下班后他这个大作家就变成了鞍山街头流浪的游民。最后总算在工厂附近的路边上，一个用破木板搭起的小窝棚里安了家，这个窝棚，就像个乞丐棚。为解燃眉之急，当晚就住在这四害横行，八面透风，雨雪霜露畅行无阻的窝棚里。夏天，蚊虫和苍蝇造孽，对一个劳累过度的人来说，也许还能忍受。可是一到滴水成冰的季节，他一回到“家”里，就是跺脚，跳高也与事无补，钻进被窝里，仍然冻得浑身打颤，恶心，上下牙都合不到一起。以至毫无睡意，只想呕吐。他说：“那是最不堪回首的年月，没有冻死，我已经够侥幸的了。”他就这样挨到1976年初，一天，工厂的人事部门通知他办理“自愿退休”手续。他想说：“我今年才刚刚45岁。”可一想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就乖乖地办理了退休手续，回到了北京。
峰回路转老来福
不久，“四人帮”垮台，祖国天晴气爽，他也时来运转。一位老战友在他家中看到他缅怀老军长陈毅同志的一篇文章，立即要拿去发表。那时发表文章要政审，一封公函寄到他所在的工厂，厂方答复：“邓友梅在改造期间未见有新的罪行。”就这样，标志着他人生转折的一篇文章《我们的军长》就在《上海文艺》上出现了，并获得了全国优秀小说一等奖。从此，《话说陶然亭》、《烟壶》等一篇篇小说像一朵朵奇葩给祖国的春天增添了艳丽的风采。
年近半百的邓先生仍孤身一人，因此重新组建家庭就成了他每天都要应付的话题。然而，22年的右派生活，他感到家庭是个最重的精神负担。自1953年结婚后，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给妻子的只是沉重的压力，只是一个“右派家属”的大帽子。在他在月薪只有七块钱的时候，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又怎么能对妻子和女儿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呢？妻子为了养活女儿向他提出离婚，他又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更何况，妻子在客观的压力下离开他的家之前，为他的父母拆洗了所有的棉被棉褥，棉袄棉裤，购置了可供几年穿用的衬衣。对此他非常感激和愧疚。所以离婚以后，他感到的只是一种解脱，都说“无官一身轻”，他体会最深的是“无家一身轻”，所以不知有多少红娘费尽口舌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确实，婚姻是一种缘分，当韩舞燕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她那爽快的谈吐，善良的美德和大度的胸怀使他顿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之情，决意“归凤求凰”。很快就与她组织起他们共同的港湾。新婚后，每当邓先生写完一部小说，她就是小说的第一读者，因为邓先生渴望听到韩夫人、他作品的第一读者的第一感觉。
就在邓先生写《烟壶》即将完稿的时候，他们家的“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这位韩夫人拿出了许多做妻子都用过的“撒手锏”，回了娘家。生了两天气，第三天，邓先生打来电话，若无其事似的说：“你今天回来吃饭吗？”
“我当然回去吃饭。”见邓先生主动开口，韩夫人正中下怀。心满意足地“凯旋”了。一进门，邓先生说：“饭和汤都烧好了，你炒菜吧，我再写几行。”
“好吧。”韩夫人一进门就忙活起来。炒菜是“高科技”，邓先生只做“二师傅”该做的下手活儿，这掌勺的大权就交给了夫人，让夫人在关键的时候“露两手”，也是邓先生对夫人的尊重，当然，邓先生像所有饱经沧桑的男子汉一样，对吃饭、穿衣从不挑剔。对夫人拿手的“粤菜”更是无话可说。
那天吃饭时，韩夫人才发现邓先生的气色不大好，一摸额头，烫手。她的心发颤了。她看了邓先生一眼，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说：“你今天感冒很重，早一点休息吧。”
而邓先生平心静气地说：“哎，你就等我写完了再吵也好吗。”
一连几天，邓先生高烧不退，又不去医院治疗，嫌费事，就靠吃安眠药、感冒药这么熬着。当《烟壶》完稿时，韩夫人看完最后一行“在连日高烧中写完”时，再看看邓先生瘦了一圈的虚弱身体，她难过极了，自责地说：“我真心疼了
。我不是个好妻子，说起来很惭愧，为了写这篇《烟壶》他曾经到河北省的衡水，住到内画高手王习三的工厂里，与王习三促膝谈心几昼夜。北京的八月，他开始动笔，气温高达38摄氏度，他又特别怕热，每天早上４点多钟起床就开始写作，汗水顺着脖子滴在书桌上，一连两个月不停的写，他的胳膊、脖子和大腿上都长满痱子。可是他的情绪都投入到《烟壶》中去了。我是做记者的，深知写作最怕有人扰乱我的思路。而我这时跟他吵架，真对不起他。”
通过这件“家庭琐事”，读者不难看出，他们像普通家庭一样，不能免俗，也会吵架。然而，邓先生不会得理不让人，韩夫人也不会斤斤计较，除了一时的激动，更多的则是互谅互让。
对韩舞燕夫人的认识是有一次我因事到他们家中。一位少妇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也进了门。韩夫人和她的女儿小燕立即迎上前去，抱过孩子。韩夫人嘴里叫着“晶晶，晶晶，快叫姥姥看看。”接着又问少妇：“梅梅，你妈妈好吗？她这次可高兴了吧，有了小外孙，她就不会寂寞了。”可是她又对我说：“你看，我也做姥姥了。”说着就拿出准备好的小孩儿衣服给晶晶试穿。
后来我跟邓先生提起这件事，才知道，梅梅就是邓先生与前妻的女儿。而韩夫人对邓先生前妻以及她女儿梅梅的亲热和真诚，实在出乎我的想象。对此，韩夫人曾经给我解释说：“我们没冤没仇的，都是苦难人，为什么还要制造人为的烦恼呢？”夫人的豁达自然是邓先生最惬意的事情，他得意地告诉我说：“我太太的单位组织到东陵旅游，她马上提出带晶晶一起去。不料，晶晶的学校有活动，她就改为第二批。报名以后，因为晶晶学校又有事情，我的太太也就不去了，她对这外孙女那是真上心啊。”
前一阶段，我到邓先生家，看到冰箱上面有一张字条，写道：“老爸、妈妈：请注意每天吃西洋参，每天吃饭要注意营养，每天……”那注意事项写了有七、八条，大多数都是写给“老爸”的。邓先生说：“这是小燕上个月从美国回来，临走时对我们俩不放心，特意给我们约法三章，这闺女对我很亲。”
女儿对父亲的关心自然是受到她妈妈的影响，而韩夫人的宽容善良，真诚待人则是这个家庭和睦温馨的关键。所以这个美满的家庭对于年逾古稀的邓先生来说，再不是负担，而是老来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