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北昆耆宿侯玉山

    谙熟于戏曲的作家邓友梅先生说：“我看了那么多《钟馗嫁妹》，实在说，还是北方昆曲剧院侯玉山先生的最好，与韩世昌的《胖姑学舌》、郝振基的《安天会》、侯永奎的《夜奔》可称北昆之翘楚，侯玉山先生今天大概得一百岁了……”
    在西郊的一座“高知楼”里，当年舞台上的“活钟馗”、历经五代沧桑的昆坛泰斗侯玉山先生仍思路清晰，待人热忱而健谈。他说：“我光绪17年（1893年）生于高阳，今年整100岁。”

百年回首

    提到北昆，不能不提河北高阳。侯老说：“许多北昆艺人都是我们高阳人，江南‘活武松'盖叫天，中华戏校的总董事李石曾和戏剧理论家齐如山也都是我们老乡。少年时，他们常到我们河西村看戏。”谈起少年时情景，老人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是光绪26年的事情了。老人从八国联军进北京，京东艺人逃难到高阳，他平生第一次看昆弋班演出谈起，到光绪29年，徒步100公里到无极县学艺；从光绪31年学满出师，一年挣27吊铜钱到宣统元年办国丧，戏班解散，他回家务农的等等细枝末节，听来真令人有隔世之感。说起民国六年，山东发大水，他与杨小楼、梅兰芳、九阵风、余叔岩、尚小云、小振亭等京剧名角一起联合赈灾义演于北京西珠市口给孤寺第一舞台，颇感荣耀。当然他也不无遗憾地说：“参加那次演出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说起第一次直奉大战那年。他们被迫给军阀演戏，不给钱还罚款，便不由得愤慨地说：“他们欺人太甚！”当他说起民国25年到山东、湖南、浙江等六省市演出的事更是百感交集，他说：“赶到南京第二天，正赶上西安事变，禁止娱乐，我们无奈转道上海，翌年又到南京的第三天，偏又赶上卢沟桥事变，乘船到烟台后，一困八个月，衣食无着，度日维艰。与我们同时外出的荣庆班在天津遇大水，在房顶上日晒雨淋，全班50人竟有29人丧生，一难又一难，使北昆事业损失惨重。”显然这一连串的灾难，使老人至今伤感不已。
    接着老人又告诉我，1949年11月，政府派专人把他从高阳接到北京；1956年，他二次到上海，下榻于南京路的国际饭店，为祝贺他的老乡盖叫天70大寿，他以64岁高龄演出《嫁妹》；1957年北方昆曲剧院成立，他与梅兰芳于四十年后再度同台演出，周总理观看演出并与他亲切交谈；1960年起，每逢“五一”、“十一”他均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礼台观礼，并选为北京政协委员。更使他感到荣幸的是党和人民隆重集会祝贺他90大寿和百岁华诞。他说在清朝“投河觅井”都没人管的艺徒，一个任军阀欺压、日寇宰割的艺人，能够长命百岁、颐养天年，真是“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啊！

心系北昆

    回顾侯老一生，正如苏东坡那“少年辛苦真食蓼，老景清闲如啖蔗”的诗句。那么他真地无忧了吗？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他的"家"--北方昆曲剧院演出不景气，使他很焦虑。他认为昆曲的不景气归咎于昆曲的曲高和寡是没有根据的，而有些人又认为北昆是高阳昆曲，不是真正的昆曲，言外之意就是说北昆不登大雅之堂。这两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哪一件都不利于北昆的发展。接着老人以亲身经历说出了他的道理。他说：“从我记事时到民国十年，仅冀中的专业昆弋班至少有三四十个，民间的昆弋腔子弟会、票会可以说星罗棋布。农村的男女老幼都能唱两段昆腔。像我们河西村只有300户，文化水平、生活水平都不高，但一年也要唱14台昆腔大戏，逢节办事几乎没有不请昆弋班唱戏的。石家庄有个村子里办喜事请了五台戏，昆腔、老调、丝弦、乱弹、梆子都请来了。我在河北农村的大棚就唱了几十年。甚至当昆腔在城市日渐衰弱时，仍在农村流传了几十年。要说北昆的演员也都是京东玉田、河北安新县马村、京南大城县抬头村和我们高阳河西村的农民。日本投降那年，1949年开国大典时，农村也都请我去演昆腔戏。足见说昆曲只属于士大夫阶层实在过于片面。”侯老的现身说法和独到见解，对研究昆曲史论者来说可谓空谷足音。接着他说：“当年我们是昆弋班，昆腔由管弦伴奏，弋腔由锣鼓帮腔，这与南方昆班不同。但昆曲始于江苏，弋腔来自江西，都不是高阳本地曲调，怎么能说今天北昆就是‘高阳腔'呢？过去演《安天会》，猴王唱昆腔，李天王唱弋腔；演《别姬》时，霸王、虞姬唱昆腔，韩信点兵唱弋腔。只是眼下弋腔除我之外，已无人会唱而昆腔从剧目到表演，正如俞振飞先生所说‘四方歌者皆宗吴门'，至于一个剧种多种风格本属正常，高阳人唱昆腔必然有自己的特点，加上高阳昆曲人才突出，从而使人感到高阳人唱的昆腔就是北昆，而不知高阳的人所唱昆腔只是北昆的一部分。有人认为北昆之于南昆不过是‘桔化为枳'的理论，更是连南昆艺人都无法接受的论调，怎么能利于北昆的发展呢？”侯老认为：“‘文革'使中国戏曲倒退了几十年。水平下降难以赢得新观众，也使老昆曲听者感到乏味。所以要加强培养优秀人才，提高演出质量，北昆在北方的城乡还是会赢得观众的。”
    侯老对北昆的发展充满了期望。

（原载1993年《北京日报》京华周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