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立的相声人生
癸末年元月初九日一大早，马三立完成了自己立德、立功、立言的相声人生，驾鹤西游去了。
闻听噩耗，第二天我们怀着崇敬和哀思到了天津，一出火车站顾了一辆出租车，在解放桥附近等红灯，见路边许多警察，出租司机说：“您看见了嘛，知道这么多警察为嘛吗？”我们不解，司机一脸严肃地说：“马三立没了！”我们一听，真想笑，但使劲憋住了，一说：“看来，马老又活啦。”一说：“马老不会死的……”
马老80年的相声生活，把相声从“撂地”说到茶馆，从电台说到戏台，又从电视台说到体育馆大厅，甚至说到中南海怀仁堂，连毛主席、周总理都说他的《买猴》很有意思。
马老出身于相声世家，他和所有同时代的曲艺艺人一样，都有着苦大仇深的过去。在他3岁那年，母亲就一病而亡，父亲把他送给了叔父。5岁时，他发现有个男人总来送钱，就对婶母说：“那个送钱的又来了。”婶母一笑，说：“那是你的父亲。”后来父亲的手头稍微宽余了一点，才把他接回家。所以他说自己是3岁不知母，5岁方认父。
他也和所有的相声演员一样，希望把快乐带给观众。在天津汇文中学上学时，同学都穿校服，惟有他没有钱买，穿着一件破大褂就来了，结果遭到老师一阵奚落。父亲凑钱给他买校服，他非要自己去买，回来一试，竟然大三号，拽了半天，手也没有从袖口出来，父亲要发火，他说：“爹，我想，这衣服冬天可以套棉袄，明年我长大，不是还能穿吗？”他这句话竟然把说相声的父亲给逗乐了，说他：“闹了半天，你这包袱使在这儿了。”他自认为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段相声。
1929年，生活所迫，马三立辍学，正式拜师学艺，按规矩，他给父亲的师弟周德山磕了头，写了字据。从此每天到师父家学艺。那时的徒弟都是整天干杂务，学不到真玩意，吃不上饱饭，还得挨骂，跟着师父去撂地。按周家的规矩，每天早晨都是喝粥，徒弟多，粥少，平均每人两碗。开始大家都喊饿，后来马三立就不喊饿了，别的徒弟经过反复侦察，才发现他的秘密：别人是盛满满一大碗稠粥，第二碗就剩稀粥了。马三立虽然是最后盛粥，但是只盛多半碗，桌子上围满了人，他就蹲在粥桶旁边喝粥，半碗粥凉得快，喝的也快，别人喝完一碗，他已经喝完第三个半碗了。所以他喝得比谁都快，比谁的粥都稠。徒弟们把这事告诉了师父，把师父逗得哈哈大笑，从此提高了粥的质量。
1937年5月，为了养家餬口，马三立一个人蹬上硬板火车出了山海关，跑关东去了。火车到绥中，上来一队日本军和汉奸，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杆枪一个一个旅客地盘查。到马三立这儿就问：“喂，你的，干什么的？”
他老实回答：“我是说相声的。”
“啪。”就是一记耳光：“什么说相声的，你是哪国人？”
“我是中国人。”
“啪”又是一记耳光：“什么中国人？”
马三立一想，改了口，说：“我是日本人。”
“啪”又是一巴掌：“你敢冒充日本人？”
“我是法国人。”那汉奸刚要打，他又说：“我，我不是人，行不行？”不料，他这句话，竟然把那汉奸给逗乐了，满车厢的人也都乐了。那汉奸红着脸下了车。
随着马三立舞台经验的不断丰富，他临场抓哏的本事越来越大。有一次在南京说“柳活”《卖挂票》，竟然拿当时最红的京剧演员李盛藻和金少山开哏，演出后，一位老观众带到后台一个人，使他大吃一惊，原来就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金少山，他赶紧给金三爷赔礼，想不到金三爷说，大家都是吃开口饭的，没什么，还要谢谢你给咱们抬腕呢。从此他们成了好朋友。
那时戏院里有扔手巾板的，也有卖糖果报纸的，总是影响他的演出，他从来不急不恼，就说：“这位老兄的报纸好，早存的，所以便宜，快买吧。”说得卖报人也不好意思，只好走了。可是有一次他是真急了，观众也给逗笑了。因为那时他在京韵大鼓演员孙女士前面说相声，孙女士几乎每天误场，马三立就要给她垫场，有时多说半个小时孙女士才来。当时有个暗号，就是在马三立的桌子上放一杯饮场的水杯，等到检场人把杯子拿走，他才能下场，如果检场人总给他续水，他就得永远往下说。那天，他多说了五十分钟，实在坚持不住了，才见检场人把杯子拿开，他的话嘎然而止，眼睛看着原来放杯子的地方，足有半分钟，然后朝着孙女士就要出场的上场门“咕咚”跪下了。顿时，全场肃然，接着全场大笑不止。
从此孙女士再也不误场了。
新中国成立后，马三立变了一个人，最叫人难忘的就是抗美援朝时，天津的相声演员常宝堃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壮烈牺牲。天津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他找到领导说：“宝坤牺牲了，寿臣先生年纪大了，到朝鲜慰问的任务，您就给我吧。”提起这件事，他那种前仆后继的气概没有不敬佩的。
然而有一件事情，使他再也逗不起来了。那是他说《买猴》，被毛主席接见后正红的时候，因为红，他当了曲艺团的副团长，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他也和领导一起参加了找右派的会议，找了一个右派，上级说这个右派的父亲是烈士，不合适。又找了一个，说名气太小，工资太低，不合格。最后只好找到他的头上。他有什么罪行呢？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主要罪行竟然是《买猴》，那是领导给的任务呀？那是他按本子说的呀？说到哪儿，也不能归咎于他呀？然而他的脑子再活，嘴再灵，也说不明白了，为此他几乎走上了绝路。
但是经过反右、四清和“文革”后，他对党的文艺事业更是充满了激情。那天，他要参加一次义演，而与他患难四十多年的老伴正身患重病，到了弥留之际，此时他不愿意离开老伴一步，可是他又不能不去参加义演。他擦干眼泪，赶到剧场，精神饱满地上场了，由于观众欢迎，他说了一段又一段，观众仍然不肯放过他。说完后，他马上又赶到老伴的病床前，然而，他还是把老伴的病给耽误了……
有人说，马三立的相声特别简单，可是很多人不敢学，不敢说。就说那段《祖传秘方》吧：那个得了瘙痒症的人得到严密包装的祖传秘方后，剥开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里面却是一个纸条，写着两个字：“挠--挠。”每次说到这儿，总是几秒钟的静场，接着一个可场笑。不少人试着说了，不行，没哏。秘诀在哪儿呢？他说了两个字：节奏。可是这两个字说来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那是几十年的积累，几千遍的琢磨。还有一条，也是许多相声演员望尘莫及的。例如有一次，他一上台，先向台下张望，说：“爱听我说相声的老观众都来了吗，赵六爷来了吗？从四爷来了吗？李二爷没来，病了。还有没来的吗？没来的请举手。”观众哄堂大笑，听着像是临场抓哏，其实他也是跟老观众在聊天，所谓生活即相声，相声即生活。谁能有这样的功力呢？
马老的遗嘱说自己只想把笑留给人民，不愿意给大家添麻烦。这应该是他人生的准则，直到他最后住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指示全力抢救马老，当马老醒来时，看到病房摆了许多鲜花，便对参加抢救工作的医院院长说：“请您给我拿张纸，拿只笔。”院长问他做什么？他说，在他的病房门口写上：“此室代售鲜花”。院长一听，大笑不止。他就是这样给观众带来欢乐，直到最后。
（原载2003年1月《北京晚报》五色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