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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昔程门立雪 如今桃李门墙——访赵荣琛先生 “吉祥”邂逅 不久前,我们到吉祥剧院观看北京戏校学生演出《锁麟囊》时，蓦然发现已移居美国的赵荣琛先生正在台下看戏。我们忙过去问候：“赵老师，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呀？”赵老师微笑着，仍然是那样不紧不慢地说：“我回来一段时间了，不过最近身体不太好，深居简出，所以许多朋友还不知道我回来。今天李文敏的学生演出，我作为文敏的老师很关心她的教学成果，所以来看一看。”听罢，我们深为赵老师如此关心程派艺术的发展不惜伏兵前来看戏的精神所感动。因剧场不便细谈，数日后，我们又专程拜访了这位将近古稀之年的老艺术家。 墨宝情笃 赵先生住在北京东郊一座高层公寓中，入门寒暄落座后，客厅里一幅赵朴初先生的墨宝引起了我们注意，上书： 朴初书于北京无尽意斋 赵先生见我们欣赏赵朴老的墨宝，在一旁解释道：“朴初是我堂兄，喜欢看我的戏，给予较高评价，也难免有些过誉。”言词间我们体会到他们的手足真情，而赵朴老的诗也使我们对赵先生当年驰骋京剧舞台，红遍大江南北的艺术生涯感到莫大兴趣。 乐享天伦 在闲谈中我们得知赵先生出身于四代翰林之家，兄弟姐妹大多出国留学后定居国外，他的四哥和三妹定居美国数十年，大哥早已病逝于纽约，两个女儿留学后也定居美国，并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女儿孝心甚笃，为父母办妥移居手续，以便朝夕伺奉。因此赵先生夫妇于1990年夏移居美国洛杉矶。对此赵先生很郑重地说：“虽然我们居住的地点有了一些变化，但是我与京剧及广大观众的关系一如既往，而且与海外京剧界、票友朋友有了更多的接触和切磋机会。现在我仍然是中国戏曲学院的艺术顾问，传艺指导，对此我仍然是责无旁贷。不分学院内外，有求必应，当然我还是老规矩，一不收费，二不受礼。” 初识江青 由谈家常转到艺术上来，我们自然很想知道赵先生当年是如何走上从艺之路的。他很爽快地告诉我们说：“我的艺术道路是比较特殊的，由于我出身于书香门第，20年代末我还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学，不过当时我就迷上了京剧，更痴心于程派艺术。1934年山东省立剧院来北京招生25名，在千人应考者中我被表演系录取，从此弃学从艺，到了济南。这个剧院是韩复榘主鲁时兴办的，院长王泊生学话剧出身，京剧也演的不错，且事业心很强。剧院为新型学府，设有话剧、音乐、京剧、昆曲、地方戏等。教我的老师很有名气，如青衣教师孙怡云，曾与谭鑫培长期合作，并为内廷供奉，还是尚小云的业师，也是名花旦孙甫亭的父亲；花旦教师郭际湘，艺名老水仙花，清末民初很负盛名。马彦祥当时教《戏剧概论》。这个剧院的前身是山东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王泊生是主任。崔嵬、田烈、魏鹤龄、赵慧深和李云鹤，也就是后来的江青都是这里的学生。当年实验剧院一度停办，王泊生曾组建晦萌社到北京演出，其中就有曾随孙怡云学过戏的李云鹤。在华乐园演出时由李云鹤主演《玉堂春》，王泊生大轴唱《打金砖》，侯喜瑞助演，李云鹤赶郭妃。省立剧院成立后，李云鹤作为校友回来过一个时期，我和她同台演过一出话剧。后来听说她又到北京唱戏，因没有唱红，就转道上海，更名蓝萍，拍起了电影。至于江青就是当年的李云鹤，我是新中国建立后很久才知道的。而且自山东一别，我再没见过她。” 重庆“大风” “您是怎么到了重庆，又被誉为‘山城程砚秋'的呢？”我们迫不及待地刨根问底了。赵先生沉思了一段，思绪似乎又回到了那过去的年代。他边想边说：“当时正逢暑假，我由南京到了上海，战火烧到上海，我随同父亲、兄姐步行到了安徽太湖老家。这时，王泊生组织了一个流亡剧团，到汉口后给我拍来了电报，让我赶到汉口参加演出。这样我就由安徽到武汉，经沙市，宜昌到万县，1938年我到了重庆，仍以山东省立剧团名义到重庆、成都演出，很受欢迎。后得到陈立夫、陈果夫和张道藩等政要的支持，成立了国立实验剧院。不久，重庆遭轰炸，无法演出，我独自到成都演出了一段时间，用演出的收入置办了全套戏箱。有了戏箱，从1942年开始自己组班唱戏了。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大风剧社。因当时重庆废墟很多，我就在重庆第一书场的废址上与别人合建了第一剧场。后台我是大风剧社社长，前台我是剧院副经理。1979年我七弟荣琅从德国归来，我们旧地重游，还看到这个剧场依然完好，只是改成了电影院。当时我对检票的人说，这个剧场原来是我盖的，我想进去看一看，他让我等演完电影再进去，看完后我还与七弟在剧场门口照了相。 当年我在这里一周至少唱五场，感到很累。恰遇桂林的金素秋、李紫贵想到重庆演出，但路费难筹集，我就派专人到广西把他们接到了重庆，与我们轮换在第一剧场演出。就这样一直演到抗战胜利。我在重庆唱了整整7年戏，因我专学程派故而得到了‘重庆程砚秋’的称号”。 程门立雪 “我从山东到重庆，离困居北京的程砚秋先生越来越远，拜师求学无望，只好私淑，自学。没想到引起了程先生的挚友许伯明先生注意，1940年由他介绍我向程先生函递了门生帖。可是远在北京青龙桥隐居务农的程先生仍无法言传身教。当时我是怎么学艺的呢？说来很有意思，用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函授，眼下函授学校很多，我恐怕是资格最老的学生了。此时，先生给我寄来私房剧本，详示演出要点，我依此付诸实践，然后再把学习体会，所遇问题写信向先生请教，先生再复信指点。可以想象，以程先生这样一位艺术大师，对千里之外，从未见过面的青年演员，有信必复，有问必答，甚至问一答十，不厌其烦，是多么可贵啊！真使我没齿难忘。所遗憾的是一封信要走一两个月，往返要很长时间。杜甫诗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正是那时我盼望先生来信心情的绝妙写照。抗战八年，战火不断，程师的信对我来说不是家书胜似家书。更为遗憾的是这些珍贵信函，因众所周知的浩劫，现在片纸未存了。” 亲聆师训 “抗战胜利后，我立即准备北上寻师。1946年初，一度蓄须明志的梅兰芳和隐居务农多年的程砚秋两位艺术大师齐集上海，粉墨登场，极盛一时。程先生事先函告我到上海与他晤面，我遂直飞上海。从我一离重庆，大风剧社也就结束了。从此，我一面给程先生当秘书，代笔来往信函，一面受程先生具体指导，观摩先生演出。在上海观众盛情之下，梅、程二师一年几期，几乎上演了他们所有的拿手戏，使我大受裨益。为提携奖掖后进，一次义务戏中，梅程二师分别率弟子杨畹侬和我演出《四五花洞》，之后又合演了《龙凤呈祥》两位前辈让我演‘洞房’，程先生演‘别宫’，梅先生演‘跑车’。总之，上海一行，终于结束了长期的‘函授教学’，使我得以向程先生补行了拜师礼，终日随侍左右，视野大开，真是机会难得。” 心系程门 至于后来，赵先生如何随师北上，继续深造，又如何在华北、东北、江南各地轰动一时，程先生病逝之后，又如何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组建程派剧团，排演新戏《李师师》《火焰驹》《苗青娘》《谐缘缘》《风雪破窑记》等对广大观众来说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问题是今后京剧事业将会如何？程派艺术又将如何？我们希望眼前的这位见多识广的老艺术家能谈一谈他的见解。对此，赵先生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振兴京剧，主要还在于有关领导真诚地爱护，有效地指导。钱要花在点子上。如果动辄耗费巨资、人力、时间排一出大戏，兴师动众地到北京，或参加什么汇演，或评什么奖，演不了两场便销声匿迹了，这怎么行呢？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心里要有观众呀！这种脱离观众的做法只能导致京剧艺术的衰亡。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京剧艺术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大有可为的。这几年我多次出国，各地观众之热情很出乎我的预料。例如1984年秋，我在纽约的汤姆斯会堂做示范演出，观众几乎遍及世界各地。有从美国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檀香山赶来的，也有从台湾、香港、加拿大、日本、德国和东南亚、南美等地飞来的。这并非因为我赵荣琛如何，而说明京剧艺术，程派艺术的影响之深远。有一次我回国时，一位从事海运工作的李先生送我上飞机，登机前，他把我拉入电话隔音间，让我再教他两句《窦娥冤》，边录边学。像这样的事情真是不胜枚举，而且这样的‘程迷'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国内各地的‘程迷'更是成千上万，我都是有亲身感受的，所以我相信京剧艺术，程派艺术一定会再度辉煌。我本人现在承上启下，责任很大，无论国内国外，常有学生、弟子，或素不相识、幕名而来的京剧爱好者登门求教。我是‘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有教无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
，更寄希望于戏校的学生。” （原载《中国京剧》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