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刚，您是京剧的真朋友

    春节，我按惯例去看望病中的王纪刚老师，大概已经有十年了。我希望我能给他带去一些京剧界的新闻，带去一些快乐，不料，他在春节的前一天就走了，永远的走了。如今是人去屋空……
    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上，我受孙毓敏校长的委托，代表北京戏校和京剧界同人把一个精致的花篮献给了我们崇敬的王纪刚老师，放在他的遗体前面，给他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在文艺界，凡是接触过纪刚的人，没有不被他的热情所感动的。早在北京解放前夕，是他奉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的指示，走访京剧界的萧长华、郝寿臣、谭富英、李盛藻、叶盛章、叶盛兰等许多著名演员，动员他们留在北京，迎接解放军进城。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名演员，我们新中国的京剧舞台将面临多么严重的损失啊！
    五十年代，他又率先响应市领导的号召，不顾当时的极左思潮的压力，把宣传劳动模范和工农兵的版面拿出来，冒着把新中国少年培育成“充满名利思想的修正主义苗子”风险，在北京日报和晚报上具名宣传北京两个戏校的学生，使杨秋玲、张学津、钱浩梁、李玉芙、孙毓敏、孟俊泉、王晓临等新中国培育的第一代京剧演员脱颖而出，为广大观众所熟悉和喜爱。记得，那时的报纸面孔都是非常严肃死板的，惟有《北京晚报》人见人爱。例如市井谣传某京剧名旦与某乒乓球女冠军恋爱，不久，晚报上就有一篇专访，介绍这位京剧名旦幸福的家庭生活，使谣言不攻自破。那时的晚报就是这样贴近老百姓。而这些作品大都出自纪刚老师的笔下。
    晚报复刊后，立即成为北京市民一日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头版的《人物访谈》和社会不正之风的曝光镜头，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看到百货大楼前公车私用的车牌号，全北京的老百姓那个不拍手称快。当然，那个知情人不为他捏一把汗呢！晚报开辟的“百家言”专栏更是佳作不断。他也以多年考察的结果，把雍正继位的真相披露报端，使我认识到他的严谨文风。我经常看到他奔波于各个剧场、剧团和戏校，深入调查研究。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经常与演员谈心，尽他所能，给演员和剧团排忧解难。为京剧《四郎探母》的演出，他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和代价啊！尤其是违心地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发表批评自己“错误宣传《四郎探母》的问题”，又主动承担责任，公开做自我批评，当时他的心情是多么难过呀。我去看他，他严肃地说：“我自己受点委屈没有什么，我的痛苦是把美好的东西骂成毒草，是非不明，蛊惑人心，罪过呀！”
    我永远也忘不了，一天，北京晚报的记者过士行和报社的老朋友王俊杰先生来电话说，纪刚要见我。堂堂晚报总编要见我这个无名小辈，真使我喜出望外。从此我正是在他和我的老师刘剑华的鼓励和指导下，开始为振兴京剧摇旗呐喊。他那循循善诱的教诲使我没齿难忘，他就是这样，为许多艺术单位培育了一批通讯员。
    他调到北京出版社后，仍义无返顾地为京剧复兴办实事。他不惜承担经济风险，为京剧跻入流行歌曲一统天下的录音市场，要我协助他们先后出版了孙毓敏、张学津、杨淑蕊、赵世璞等人的录音盒带；又延请北京戏校主编了《京剧大观》，为京剧的普及起到了非常实际的效果；同时他提出编写北京两大戏校校史和两大京剧院院史以及李少春、叶盛兰等人的传记。我和刘剑华、佟志贤老师合作的《松柏庵传奇》和我自己的那本《松柏庵往事》，其实都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我至今记得那天在西单路口的长安大戏院，他给我下达了写作任务，要我一定把校史写好，要我做到事不厌细，事不厌精。尽管工作起来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我一想到他的嘱托，我就感到一股无穷的力量。我知道，为了振兴京剧事业，他还有许多设想，许多夙愿，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地要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却从此一病不起，整整十一年。
    他躺在病榻上，也没有忘记振兴京剧大业，时刻关注着《叶盛兰艺术》和《松柏庵传奇》等书的出版。关注着京剧的前途。他鼓励我大胆地把自己对京剧现状的想法写成文章，又亲自写信推荐给晚报的李凤祥老师。所以，我一个小字辈也能够和许多大学者一样在晚报的“百家言”专栏连续发表自己的观点，完全是纪刚老师和凤祥老师的抬爱。更让我感动的是直到他病逝前还为发展京剧言派老生艺术，特意在晚报上发表文章。为了京剧事业，他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原载1994年2月《北京晚报》五色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