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塞上春秋
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这是旧的传统观念。当老人的总想让儿女守在身边，以享天伦之乐。李鸣盛是李华亭唯一的儿子，从开始唱戏那天，李华亭几乎很少不与儿子在一起。儿子演戏，他利用自己在戏班里负责组班、邀角的方便条件，为他铺路搭桥，创造机会。五十年代初，李鸣盛自己挑班组建进步京剧团，大小事儿也仍是由李华亭主管。李鸣盛也曾有过几次远游。在总政京剧团的时候，李鸣盛几次随团赴东北、西北等地慰问人民子弟兵，一出发就是几个月；再有就是出国到埃及、阿富汗等地访问演出，一去就是半年多。1958年9月，他终于离开了年迈的父母奔赴了祖国西北边陲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在那里安家落户，生根开花。
当时，李鸣盛所在的总政京剧团已改编为中国京剧院四团，这个团不仅多次出入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演出，也时常担负出国任务。在出访中，代表团里有位副团长，喜爱京剧，跟京剧队的演职员搞得十分亲热。中央批准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他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的成立要从全国各地充实力量。这位副书记和当时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决定向中央请求把他们熟悉的中国京剧院四团支援给宁夏。
中国京剧院四团在北京是个又红又专的艺术团体，在艺术上也拥有李鸣盛、李丽芳、王和霖、班世超等一大批全国著名演员。文化部舍不得放他们，中国京剧院舍不得放他们，北京的京剧观众舍不得放他们。但为了支援祖国西北地区的文化建设，中央文化部最后还是忍痛割爱把四团划归给了宁夏回族自治区。
9月19日晚，中国京剧院四团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北京前门火车站，李鸣盛和妻子也告别了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携带着儿女，踏上了西行的征程。
凡是90年到过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人，都会对这个地方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印象。尤其是塞上古城银川，那富有回族特色的建筑，那鳞次栉比的新型楼群，那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那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剧场影院……可是若追溯到30年前，宁夏却只能用“一穷二白”这几个字来加以概括。中国京剧院四团刚到宁夏的时候，银川火车站还只是几个临时搭的小帐篷。住房困难，演职员只能暂时几家人分挤在一间土坯盖的大宿舍里，户与户之间挂个布帘。练功、排戏没有场地，只好在院子里进行。这时的银川市人口稀少，条件差，有人形容说“一个公园两只猴，一个警察看两头”。每当夜幕降临，大街上行人寥寥，只有数得过来的几家小贩在昏黄的油灯下，做着鸡蛋醪糟、西瓜泡馍、熏鸡熏蛋的小本生意。
四团下火车后，面临的就是要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新家园。全团同志不分昼夜地开始打土坯、烧砖、种树……这些活儿，对于这些从大城市来的艺术工作者们来说，不仅陌生，而且艰苦，但四团的同志，毕竟受党的教育多年，无人喊累，无人叫苦，也无人后悔。大家都拼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全团第一大主演的李鸣盛正值三十几岁，年轻力壮，他与王吟秋、李丽芳、班世超等人也毫不例外地奋战在劳动场地上。
50年代末，“大跃进”高潮刚刚过去，三年的自然灾害又接踵而来。面对极为艰苦的生活环境，李鸣盛仍然没有半点退缩，他和全团同志一道，边排戏演戏，边参加积肥等劳动，全国戏曲界有不少演员为了挣大钱，纷纷脱离原来剧团去别的地方要高价。李鸣盛是全国著名演员，自然也有人来信以月薪1,700元的高价邀他去别的剧团挑大梁。在金钱面前，他没丝毫动心，他热爱宁夏京剧团，热爱宁夏这个第二故乡，他还是本本分分地在塞上江南的土地上，兢兢业业地从事着他那神圣的工作。
在四团到宁夏开创局面的几年里，李鸣盛为宁夏观众演出了大量的拿手好戏，如《失·空·斩》、《群英会·借东风》、《伍子胥》、《四进士》、《龙凤呈祥》等。还排了不少新戏，如新整理的《陆文龙》（前饰陆登后饰王佐）、《劈山救母》（饰刘彦昌）、《孙安动本》（饰孙安），新编历史故事剧《北京四十天》、《义和团》及现代戏《白毛女》、《智擒惯匪座山雕》、《林海雪原》、《红旗谱》、《杜鹃山》、《六盘山》、《爱甩辫子的故事》、《重生》、《钢误》等。他在这些戏里，着力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古代的、近代的或者是现代的人物形象。随着不同类型人物的塑造，李鸣盛已逐步在沿袭流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那就是在表演上真挚、朴实，不矫揉造作；唱腔上古朴、酣畅、大方，善于以字带声，以声传情。有句艺谚说“好戏能把人唱醉，坏戏能把人唱睡”，有人赞美“听了李鸣盛的演唱，犹如饮了一杯沁人心脾的美酒”。其实这句比喻并不夸张，他嗓音甜脆动听，口齿清晰可辨；行腔又是那样韵味醇厚，令人回味无穷，可以说，60年代李鸣盛的演唱艺术，就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在宁夏的二十几年里，作为剧团的副团长，他和同志们几乎走遍了宁夏的山山水水，从处于贺兰山北麓的是嘴山煤矿，到毛主席曾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的六盘山；从黄河两岸的大小乡镇，到具有革命传统的边远老区，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同时，他的艺术受到了宁夏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李鸣盛为第二故乡的人民，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艺术青春，党和人民也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他曾先后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宁夏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宁夏分会副主席等职务。在众多的荣誉面前，李鸣盛没有陶醉，没有停滞，仍在艺苑默默地耕耘着。
李鸣盛是个老实人，在他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上，倒也算是一帆风顺，可是，在那令人难以忘记的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没想到他却险些告别人世而走上绝路。
1966年夏末，“红色风暴”席卷全国，宁夏的造反派们也闻风而动，杀向各行各业。李鸣盛以“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双重罪名被揪了出来。家被抄了，本人也被抓到团里进行隔离“审查”。
李鸣盛更加出“名”了，一连几天，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表明“反动”身份的大牌子，与其他“走资派”一起被“造反派”押着游街示众。每次游斗回来，他都大汗淋漓，真比唱一出全部《伍子胥》还累。到了晚上还不能休息，要接受革命群众的“声讨”和“批判”，罪名是几十年来“利用无产阶级文艺阵地，大肆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腐朽思想，美化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毒害广大人民群众。”
听着那些慷慨激昂的“批斗”，看着一张张“火烧”、“打倒”、“狠批”自己的大字报，李鸣盛迷惑不解，不错，自己以前在台上演过不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可是也演过不少歌颂党、歌颂劳动人民的现代戏，如《红旗谱》、《白毛女》、《林海雪原》、《红灯记》，可造反派却不管这一套，说你有罪你就有罪，你不理解也得理解，否则自讨苦吃。可不，就在一天晚上，京剧团在排练厅准备批斗"走资派"和"臭权威"，这时，排练厅里正在为被批斗者们办展览，从这些人家中抄来的生活用品，如高跟鞋、连衣裙，还有他们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剧照，及一些生活照片、证书……，东西摆了一大片。为了借助社会力量，造反派中的个别人，不知什么时候从外边请来一批二十岁上下的红卫兵。这些不知深浅、也并不了解京剧团情况的青年人，到了会场就对被批斗者进行了一番严厉审问，被审问者中以李鸣盛的名声最大，所以他就成了斗争重点。
“你叫李鸣盛吗？”一个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问道。
见到眼前这个阵势，李鸣盛自知来者不善，于是连忙点头应声回答：“啊，是，是。”
李鸣盛战战兢兢刚说完，冷不丁被面前这个好像小头头的红卫兵给了一拳。李鸣盛活了四十岁，从小长到这么大，从没挨过打。父母疼爱他，把他视若掌上明珠；就是以后学戏练功，也没招老师对他动过一手指，不想今日竟当众受此大辱，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刚要分辩，那个红卫兵又逼视过来：“告诉你，我们今天打的就是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李鸣盛这时才明白，今天红卫兵敢情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你先交代交代你是怎么骗取人民代表这个荣誉的。”还是这个小头头，手里拿着从李鸣盛家中抄来的国家颁发给他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件质问着他。李鸣盛被问懵了，他拙嘴笨舌，不知怎么回答。正在犹豫的时候，在场的其他红卫兵见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不老老实实交代，一个个气愤填膺，把李鸣盛围在中间，一边七嘴八舌催促李鸣盛回答，一边你推我搡地展开了武斗。好一阵的拳打脚踢，李鸣盛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嘴之力，被打得晕头转向，一霎时只觉得山摇地晃，他以最大的忍耐，熬过了这艰难的时刻，当回到隔离室，才感到浑身发出的一阵阵疼痛。
1967年元月，社会上又刮起了“一月风暴”，一场群众性的夺权斗争开始了。社会上分成了造反、保守两大派，接着就是“文攻武卫”的一场殊死搏斗。李鸣盛暂时自由了一阵，怎奈好景不长，转过年，在一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令下，李鸣盛又被打入“叛特反资”的行列里，再次遭到揪斗，受到了“群众专政”。
上会交代，由群众批判斗争，成了家常便饭，没完没了的审讯、辱骂也渐渐使他习以为常。登台演出的权利被剥夺了，每逢团里演出，拉戏箱、装台、打追光、扫台、拉大幕、搬布景成了他的专职工作，到农场养猪劳动，他也成了主力。工资被扣发，每月只有14元的生活费。终日里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使他学会了抽烟，籍以消愁解闷。好烟买不起，就把一角二分一包的百花烟放在烟锅里抽。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可总是因为“不深刻”而被勒令重写。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百思不解，他更弄不清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坚信自己参加革命工作二十来年，对党始终忠心耿耿，工作上勤勤恳恳，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为什么现在却……压抑的心情终于导致他出现神经障碍，写检查的手开始哆嗦起来，造反派头头发现了不但不找大夫为他医治，反倒污蔑他不老实、装蒜。有家不让回，有冤无处诉，他感动面前已无路可走。一天晚上，他悄悄地走出群专室，想以死来摆脱难以忍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折磨。正当他东张西望寻找能够上吊自杀的地方的时候，被工宣队发现，第二天为此又遭到了一场批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运动也慢慢开始降温，由于李鸣盛“认罪态度”较好，从而受到一些“优待”。团里演出因演员不够，他被允许粉墨登场，但最大角色只不过在戏中演个不说话的群众。有次团里演出《智取威虎山》，他奉命演个老百姓。在发动群众一场戏里，有个众百姓看望解放军的情节，众百姓见到了解放军的首长，都要亲切地握手，由于他身材高大，观众又熟悉他的面孔，所以，刚上台一会儿，台下便议论纷纷叫嚷起来：“瞧，那个老百姓是李鸣盛！”“为啥总不让他演戏？”“李鸣盛有什么错误？”
鉴于李鸣盛的形象突出，站在前边既显眼，又容易夺主要角色的戏，他被换到了后面，单独站在一个树墩上。这一来更加惹人注目。虽然他站在台上没有一句台词，但也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影响演出，最后索性又让他退下舞台，专门到剧场顶子上打追光去了。
他手臂颤抖的病愈来愈重，那些头头们看到这种情况，不得不开恩让他回家去反省检查。回到家，李鸣盛的脑子里仍然想的是如何写好检查，如何争取早日得到“解放”。他整天面目痴呆。大雪天，他穿着裤衩背心，站在门口思考问题，竟然不觉得寒冷。看到这个情况，妻子白棣心疼地催他到六·二六医院检查，结果诊断怀疑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幸好遇到一个好心的马大夫，不忍心看到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艺术家遭到如此摧残，热心地为李鸣盛针灸，甚至住到李鸣盛家中随时给他扎针，并且和他聊天儿，解除思想负担。妻子的精心照料，大夫的悉心调治，这场病终于被治愈，身体逐渐得到恢复，不久，李鸣盛才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仅凭一张纸、几百个汉字的检查，便获得了自由。
李鸣盛被“解放”之后，他没有去计较那些出于嫉妒心理的人对他的迫害，也没有顾及被扣工资的补发，他一心所想的就是及早重返舞台去演戏，去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京剧艺术。
他凭着自己多年的艺术实践总结出，从事舞台艺术，不仅要有一个好身体，作为文戏演员更要有一条好嗓子。他是有一条圆润、清脆、响遏行云的好嗓子，但他知道，为了练出这条好嗓子，青年时不论酷暑严冬，他总是起五更睡半夜地苦喊苦练，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也正是由于他有这样一条动人、颇有魅力的好嗓子，他才得心应手地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肖恩、秦琼、乌豆、李玉和等众多古代、现代的艺术形象。他也知道人民需要他，更需要他那动听的歌喉。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被剥夺了喊嗓、调嗓及登台演唱的权利，他深知这嗓子如果长期不练，必定不进则退。所以，在被审查期间，他就想办法练嗓子。譬如在喊人或交代问题时他有意把声音提高。尤其在政治学习的时候，他总是抢着去读报纸、念毛主席语录。在读报纸时，他按着舞台上演出的腔调，使出丹田气，把每一个字都念得铿锵有力，从而使嗓音得到锻炼。获得自由以后，他便开始每天去公园跑步、练声。跑步是抻练气力，在湖边一喊就是一两个小时。
不久，李鸣盛就参加了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演出。接着又主演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磐石湾》……
广大观众终于看到李鸣盛重返舞台，他的演出比以前更受欢迎，每逢演出，他那精彩的表演和唱腔，经常被观众此起彼落的掌声所淹没。
曾使他深受其害的“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时李鸣盛虽已是半百的年龄，但是，他却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去接受新的演出任务。刚在现代戏《蝶恋花》中演完淳朴、正义的农民缪老爹，又在《八一风暴》中扮演了党代表方大来。当传统戏开始恢复，他主演的新编古装故事剧《逼上梁山》又轰动了塞上古城。这个戏的主要角色林冲在唱、念、做、打各方面都很吃重，演出十分劳累，他没有皱过一次眉，总是精神饱满地刻画人物，连演八场，场场高潮陡起，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由于舞台上的连续作战，加上文革期间身体受到的损伤，李鸣盛那条曾被人称为金钟玉磬的钢喉铁嗓开始出现毛病，他本可以暂时告别舞台去很好地医治，但观众离不开他，工作离不开他，他仍在全力以赴地投入排练，他又陆续为宁夏广大观众演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除三害》、《文昭关》、《四进士》、《龙凤呈祥》、《打渔杀家》等戏。他是在抢时间，他要把被迫害而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要让自己的艺术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献给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