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杨派魔怔
40年代的老北京京城，人口没有这么多，也不像今天这么热闹、这么繁华。尤其到了晚末晌儿，商店早早关门上板儿，大街上路静人稀，无事可做的人们，就渐渐进入了梦乡。但是也还有一些“夜游神”不甘寂寞。位于宣武门外的麻线胡同，有一所宅院，常常在夜里头一点多钟，传出来一段段悦耳动听的皮簧腔。这家的唱主，就是名列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杨派创始人杨宝森先生。
杨宝森出身于梨园世家，他爷爷杨朵仙和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是同一时期的著名花旦。杨老爷子有两位公子，大儿子取名小朵，子继父业唱花旦，后来名声不在其父之下。二儿子孝方学武生，以后以擅演俞（振庭）派戏而著称。清朝末年，小朵、孝方兄弟先后成家，小朵得子宝忠、宝义；孝方得子宝森。叔伯兄弟三人都干上了梨园行儿。老大宝忠、老三宝森学老生，老二宝义学花衫。可惜宝义刚刚步入青年，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老大、老三经过刻苦努力，一个成为了一代京胡演奏大师，一个成为了杨派老生的开山鼻祖。
再说这杨宝森干什么非要在深更半夜里遛嗓子唱戏呢？其实这是他的习惯。从前，唱戏的艺人大都有个不太好的毛病，往往是早晨不起，晚上不睡。可也是，戏园子里从掌灯开戏，一唱就是五六个钟头，等打住戏卸完妆，就到了第二天凌晨一两点。艺人们唱完戏的精神头儿正上来，再在一起聊聊当天的戏，越聊越兴奋，吃完夜宵磨磨蹭蹭天也就快亮了。长此下去，艺人们便养成了"夜游神"的习惯，白天当作晚上过，晚上当作白天过，即便是晚上没戏，这个阴阳颠倒的毛病，也是难以更改。所以说杨三爷单在这个时候调嗓子，就不足为怪了。
杨先生在屋里调嗓子，为了不吵街坊四邻，门窗关得很严。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不透风的窗户，杨先生的唱儿，仍旧传了出去。每逢杨宝森引吭高歌的时候，谁也不会料到隔墙有耳，杨宅的北墙头上，总会有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在如醉似痴地偷听，他，就是李鸣盛。
李鸣盛12岁学戏13岁开始登台，几年里也演了不少戏，如《定军山》、《龙凤呈祥》、《借东风》、《洪洋洞》、《打渔杀家》，甚至在《八蜡庙》里扮过褚彪，《连环套》里来过黄天霸，总而言之不论文的武的都唱。老生戏中有马派、余派、谭派，戏路子比较宽阔。可是若要较起真儿来，这些戏只是宗一些流派的路子，并非像余派的孟小冬，马派的王和霖，高派的李和曾等人那么专工。40年代初，李华亭协助杨宝森办起了宝华社，为了培养儿子，不久就把给杨宝森调嗓子的琴师李长清请到家中给鸣盛调嗓子、说戏。李长清是余叔岩的琴师李佩卿的崇拜者，所以对余派唱腔很有研究。杨宝森初为余派传人，后来才根据自身条件加以发展，但万变未离其宗，聘用熟悉余派的琴师为其调嗓也较合适（那时为杨宝森演出操琴的是杨宝忠，他除演出外很少到宝森家中，故此宝森调嗓只有靠李长清）。
李长清很喜欢鸣盛，又受李华亭的重托，所以说戏、调嗓十分上心。这个善于思索的中年人来到李家不久，便对鸣盛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次他对鸣盛说：“你现在演的戏数量不少，可就是太杂，今后要想站住脚，让观众认你，就得正儿八经的归派。”李先生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戏曲界有史以来就讲究流派。譬如同光十三绝的程长庚创立了老生的程派，与程同期的余三胜创立了老生的余派，张二奎创立了老生的奎派。后来不管生、旦、净、丑也都涌现出不少流派。一个流派的形成，就标致着一种独特风格的出现。由于观众胃口不同，各种风格，各个流派都会有一定的号召力。
演了几年戏的李鸣盛不是对归派这个问题没有思考。他原本主要是宗余（叔岩）派。余派的唱腔特点是高亢、刚柔相济，立音好。可是自从自己倒仓变音以后，高音拨着吃力，学余就相当困难。这时候他一边养嗓子，一边经常到宝华社看戏。在看戏的过程中，他逐渐发现杨宝森原来也宗余，是因为嗓音条件缺乏高音，杨先生就扬长避短，根据自身条件，创出了一种新的风格。李鸣盛发觉自己与杨先生有许多共同之处，他决心以杨宝森为楷模，向已得到广大观众承认的杨派靠拢，发展自己。
李长清由于专为杨宝森调嗓，因此深得杨派精髓，他逐渐把鸣盛原来所学所演过的戏，按杨宝森的路子一一归整。但这只是唱腔、念白，因为李长清毕竟不是演员出身。要学习身段、表演，李鸣盛就只有靠到剧场里去“偷戏”。
“偷戏”，乍听起来这个词好像不太文雅，其实，这在戏班儿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旧时候，艺人们投师学戏不是那么容易，其中有多种原因。如有些艺人相当保守，戏班里曾有“宁舍十块钱，不教一出戏”之说。艺人们唯恐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父，把徒弟教成了名，反倒砸了自己的饭碗。有的人则把艺术看得过于神秘，生怕徒弟领会能力差，弄不好会糟蹋了自己得来不易的玩意儿，败坏了师父的名声。再有就是一些成名的艺人，长年忙于舞台演出，又大都有吸鸦片烟的嗜好，根本没有精力带学生，也不愿教戏而影响自己台上的演出。迫于种种缘故，致使很多有事业心的青年人，不得不把看戏当成一种极为重要的学习机会，这就是所谓的“偷戏”。
要说李鸣盛与杨宝森的关系还比较亲近，杨宝森成立宝华社主要依靠了鸣盛之父李华亭的鼎力相助，并由他出任社长，掌管着班子里的一切事务。虽然如此，李华亭也知道儿子喜爱杨先生的戏，他却不主张让鸣盛拜在杨宝森的门下当徒弟，这自有他的想法。一来，儿子如果拜了杨宝森，按着规矩，以后只能唱杨派戏，别的流派戏就不好再演，限制了自己的发展。二来，杨宝森体弱多病，又有抽大烟的毛病，哪有闲空给鸣盛说戏呢？真若拜他为师，也只是落个挂名徒弟而已。再者说，鸣盛看戏“偷戏”有着十分优越的条件，他可以不用买票，什么时候想看，什么时候去。不拜师，也照样能学戏。有“四大坤伶”之称的新艳秋，也没有拜程砚秋为师，就靠整天在戏园子里“偷戏”，不是照样成了著名的程派青衣吗！
“偷戏”，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今天如果想“偷戏”，您可以带上照相机、录音机或者摄像机，把剧场里的演出实况拍下来，录下来。回到家里再反复听，反复看。几十年前可是没这些先进的玩意儿，“偷戏”就靠脑子死记硬背，背台词，背身段，背眼神和那一招一式。
那时候杨宝森每个星期要演三、四场戏。每天演什么，李鸣盛不用看报，老爷子便早就告诉他了。每当杨先生上场之前，他就已悄悄找个位子坐下来。如果是客满，便站在座子后面看，有时一站就是几个钟头，他不觉得累，因为此时此刻他的脑子全集中在戏台上了。
今天看了杨先生的全部《杨家将》。
明天又看了杨先生的全部《伍子胥》。
杨先生的《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他看得津津有味。
可以这样说，只要杨宝森有戏，他是风雨无阻、场场必到，就是有个头疼脑热，他也硬挺着戏园子，不放过一次观摩的机会。
杨先生在台上唱，李鸣盛在台下小声哼哼跟着唱。杨先生在台上念，李鸣盛在台下跟着学。杨先生在台上走身段，李鸣盛就在台下悄悄两手比划跟着模仿。戏完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又把刚才在剧场看到的戏，再过一遍“电影”，把该学的东西，手舞足蹈地不断重复着。走在昏暗的胡同里，他不再害怕，心里想着戏，嘴里背着戏，浑身上下演着戏。一次，他就这样魔魔怔怔地背着戏，不留神一头撞在了道边的电线杆子上，虽未头破血流，却也险些破了相。猛醒之后，他没顾得疼痛，又接着边走边唱起了他的戏，直到回家后把看戏的情景带入梦乡。即便如此，睡梦中的他，还不时在学唱着那一出出杨派名剧。
杨宝森的戏他看得烂熟烂熟，哪怕是有时演出某些小地方有些改动，他都瞧得出来。自己不厌其烦地又学又背，老师们再帮助他一点点纠正，这一出出杨派戏，也就渐渐拿下来了。
李华亭看到儿子对杨派着了迷，心中十分高兴，为了给儿子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他又在打主意想办法。可巧在日本投降前夕，杨宝森想买房另择新居。李华亭见是个很好的机会，便主动提出把自己现在居住的南城麻线胡同住房的前院让给杨三爷。这样杨宝森就搬到了麻线胡同，杨家住前院，李家住后院落，各自开门，两家仅仅是一墙之隔。
“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
杨先生的屋里又传同了他那悲凉、凄怆的唱腔。刚刚躺下的李鸣盛，又急急忙忙从被窝里爬出来，穿好衣服，站在杨家的墙外偷听。有时候嫌传出来的音量太小，他索性搬来梯子，爬上墙头，伏在上边聚精会神地学习。
戏没完没了的看，唱儿没结没完的听，一次又一次的登陆台实践，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主观上坚忍不拔的刻苦努力，为李鸣盛在学习杨派艺术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没有拜杨宝森为师，甚至没有经过这位杨派创始人的任何指教，然而他却成为一名众所公认的优秀杨派继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