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在革命的熔炉里

    1949年元月31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城。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自打这一年起，全中国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北京城更是首当其冲。一切都在变，越变越好。多少年来一直被称之为“铁打营盘流水的兵”的戏班儿，也渐渐建立起新的组织形式。
    李鸣盛在解放前后，曾经先后跟吴素秋、童芷苓、张君秋、杨荣环、王玉蓉、尚小云及程砚秋等名家合作，搭入“秋社”，给张君秋挎刀演二牌老生，同台演出《双官诰》、《烛影记》、《红鬃烈马》、《王宝钏》等传统戏。搭入尚小云剧团，与尚小云合演新编剧目《太原双雄》、《摩登伽女》、《墨黛》、《洪宣娇》等。后来又参加王玉蓉领导的蓉青京剧团以及自己挑梁的进步京剧团与名花脸王泉奎合作演出新编的《将相和》。1952年夏末，他应邀第二次到上海。这天，他和王泉奎及名老旦王玉敏等人在卡尔登（今长江剧场）演出，后台突然来了一位身着绿色军装的年轻人。此人瘦长脸庞，双眼的眼梢微微吊起，显得格外精神。他是京剧言派老生创始人言菊朋的小儿子言小朋。小朋子继父业，唱武生兼文武老生（以后与爱人王晓棠一起都转入电影界，成为了一名电影演员），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京剧团里任演员队长，这次到上海是奉了上级领导之命，专程来动员李鸣盛等一批著名演员参加部队。
    言小朋滔滔不绝向李鸣盛介绍了总政京剧团的性质，并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向他讲述了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光荣，比起民间剧团有什么不同……
    言小朋给李鸣盛做这么细致的动员工作不是没有道理。刚解放不久的国家，为了让那些社会上有声望的艺术家们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贡献力量，给他们的工资待遇特别优厚，其他方面也加以照顾。像名演员马连良、裘盛戎、谭富英等人的工资待遇月薪都在千元之上。但在部队里，工资就不会这么高，有些人怕参军后降低经济收入，难免考虑再三。
    其实言小朋对李鸣盛的内心活动并不了解。解放已有三年了，李鸣盛在北京、天津、上海曾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样一支军队。他们纪律严明，为国为民，是地地道道的人民子弟兵。鸣盛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一个极为美好的印象。当言小朋说明来意之后，李鸣盛很痛快地表示同意参加总政京剧团。言小朋真是喜出望外，他很快返回北京向领导作了汇报。
    上海演出结束以后，李鸣盛怀着激动的心情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京剧团。在这里，他高兴地见到了一大批技艺高超的同行，其中有坐科于北京富连成科班的著名武旦班世超，著名金派花脸郭元汾，著名谭派老生谭元寿，青年旦角李丽芳，北京荣春社高材生、名小生李荣安，“跟头大王”武丑郭金光，江南著名女武生俞鉴，天津著名武生蔡宝华及名二路老生刘顺奎等。另外，乐队上还有一批高手，如月琴大王罗万金，著名鼓师马玉山、马玉河、马玉芳兄弟。编导力量也很强，如有著名作家还珠楼主（李寿民），梅兰芳弟子刘元彤。真是人才济济。如此整齐而强大的阵容，在地方上都少见。大家汇聚一堂，感到无比亲热，同时也感到无比自豪，因为他们再也不是搭班演戏的艺人，而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
    总政治部京剧团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广大的解放军指战员。李鸣盛加入“总政”后参加的第一次大型活动便是到当时的安东（今丹东）市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6月美国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又把第七舰队派往我国台湾，不久又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战火引向我国边境，轰炸了丹东等地。丹东与朝鲜仅有一江之隔，那些日子，随时都能听到警报，城内外也被敌人的飞机炸得破烂不堪。李鸣盛和剧团的演职员们看到这个情景，一个个义愤填膺，这些以前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演戏为挣钱”的艺人们，面对被践踏的大好河山，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对侵略者怒不可遏，而对于那些保家卫国，为抗击侵略者出生入死的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则是无比崇敬和热爱。志愿军战斗英雄们的动人报告，一次次激励着他们，李鸣盛和同志们在想，我们不能和志愿军战士一起到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消灭敌人，但一定要以最好的演出，拿出好戏去鼓舞战士们的斗志，让他们奋勇歼敌。
    饱受战争创伤的丹东，到处是断垣残壁，演出条件十分简陋、艰苦。有时正在演出，敌机又来骚扰，警报随时发出声声鸣叫。就在这种战争气氛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李鸣盛他们没有任何恐惧，反而以非常认真严肃的态度，为最可爱的人，献上一个又一个的优秀传统剧目。由李鸣盛主演的《文昭关》、《空城计》和《龙凤呈祥》等戏，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每当台下爆发出阵阵震耳欲聋的掌声，李鸣盛感到由衷的欣慰。这掌声不是一般演出的捧场叫好儿，是广大指战员对慰问演出团的真诚谢意。李鸣盛更感到能代表祖国几万万人民来慰问最可爱的人，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是无尚光荣的。
    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归来，总政京剧团又风尘仆仆开赴大西北慰问坚守在黄土高原的解放军战士。祖国的大西北地广人稀，剧团每到一个营房或哨卡，都要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剧团出外没有轿车，演职员只有乘坐在军用大卡车上，任凭风吹日晒和坎坷道路的颠簸。行军途中常常风餐露宿，吃不好，睡不好。有一次全团乘车在山间行驶，汽车在转弯处不小心翻扣在地，幸好抢救及时，不然这些艺术家险些光荣“殉职”。还有一次，剧团结束演出后，紧接着向下一个演出点出发，大家又困又乏地乘坐在车上，突然，卡车猛地刹闸，众人从梦中惊醒，等下车一看，原来卡车只有三个轱辘在山崖上，另一个轮子正在悬空，下面便是万丈深渊。人们见状无不毛骨悚然，倒吸一口凉气。在艰苦的演出中，有人经受不住这样的部队生活，开始打退堂鼓，提出要退出剧团。李鸣盛非但没有动摇，反把这一切看作是对自己的考验和锻炼。
    在部队里，他始终把自己当作是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没有愧对身上穿着的那套草绿色军装。他随剧团到东北白城子等地慰问冬训部队，在零下41底的严寒中，眉毛挂上了霜花，髯口结上了冰渣，嘴唇冻得发木，手脚冻得发僵，他仍每场一丝不苟地演出。在南京，他冒着41度的高温，为指战员唱着他的拿手戏，尽管大汗淋漓、汗流浃背，他仍不遗余力地演出。在江城武汉，演出《北京四十天》，他身患疟疾，一连数日不住地哆嗦。为了不影响演出，他不喊不叫，强忍着痛楚继续登台，使全团同志和部队指战员深受感动。
    1955年底，总政治部京剧团与西南军区政治部京剧院合并，转向地方成立中国京剧院四团，李鸣盛继续担任头牌主演。不久，他便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随中国艺术团赴埃及等国进行访问演出。这是继万隆会议之后，国家派出的一个大型艺术代表团，由空政歌舞团、海政歌舞团、新疆歌舞团和中国京剧院四团共同组成，包尔汉任团长、马玉槐任副团长，京剧队由孙秋田和李鸣盛分别担任正、副队长。这次出访意义重大，临行前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艺术团团体同志，鼓励大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使者，要为国争光。
    中国艺术团带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告别祖国亲人，乘飞机跨过红海、地中海，飞过苏伊士运河，来到了位于非洲东北部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李鸣盛为国际友人带来了他的拿手剧目《空城计》和《除三害》，并且根据工作需要，在《秋江》一剧中扮演老艄翁，在《闹天宫》里扮演天王，在《闹龙宫》里扮演水旗等。
    在埃及的首场演出一炮打响，第二天埃及总统纳赛尔观看了演出。中国艺术团以精湛的技艺轰动了这个古老的国家。国际友人不仅喜爱《闹龙宫》等热闹的神话武戏，对表演细腻，唱腔动听的文戏也很感兴趣。在李鸣盛演出《空城计》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观众以一种十分好奇的心情，注视着台上这位身穿八卦衣，手摇鹅毛扇的中国古代军事家、政治家的一举一动，倾听他绘声绘色的唱念。全剧高潮时，司马懿满腹狐疑，唯恐中了诸葛亮的计谋，喝令人马倒退四十里，观众看到这儿，豁然明了，弄清了全剧内容，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不单单对剧中人诸葛亮的足智多谋表示高度的赞赏，也是对李鸣盛的精彩表演给予高度的评价。
    埃及演出获得了成功，李鸣盛又随艺术团接连访问了叙利亚、埃塞俄比亚、黎巴嫩、苏丹及阿富汗，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艺术团所到之处，都引起了轰动。李鸣盛和同志们一起，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艺术团访问演出尚未结束，李鸣盛接到使馆命令，立即返回祖国，参加全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最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这次赴朝条件艰苦，任务艰巨，而李鸣盛再次以出色的工作态度和表演艺术，得到了部队首长和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赞扬。
    李鸣盛自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了革命部队、革命团体里亲如一家的温暖。演职员中，不管是主要演员还是搞服装道具工作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干部、群众之间、同志与同志之间，互相关心、照顾、体贴，胜似兄弟姊妹。在为广大指战员的演出中，人民子弟兵那无私无畏、舍身为国的一言一行，深深打动着他。出国访问，他看到祖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这一切更增强了他对祖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
    李鸣盛的思想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他为自己成为了一名深受广大指战员和广大观众热爱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而自豪和骄傲。就因为有了这个思想基础，才使得他在以后的支援边疆建设、三年自然灾害、南北艺术家合作、三下哈尔滨教学授艺等一系列事情上，做出了一次次令人钦佩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