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一枝红杏出墙来（7-11）

        《鸳鸯泪》的成绩，既然不在《锁麟囊》以下，而如意社又是好说话的，贪婪的资本家怎能把到口的肥肉轻易放下？三十六天期满即临，院方又和我商议，再续十二天，算作一角，但这十二天的剧目，都演《鸳鸯泪》。我同意续演，但坚持这十二天中只能演八场《鸳鸯泪》，临别纪念，每角可演双出。一、不能让储金鹏一人劳累过度；二、不能最后临别仍演悲剧，使如意社哭哭啼啼地离开上海。商议结果，我答应在续期十二天内，先演四场《鸳鸯泪》，垫演两场《美人鱼》，再继演四场《鸳鸯泪》，最后临别纪念，演双出老戏。但《鸳鸯泪》的卖座记录仍占上风，戏院经理一再恳商，只得减少一场临别纪念演出，最后连演五场《鸳鸯泪》。临别纪念戏只演了一场双出，大轴是全体反串《法门寺》。

     如意社在沪演出的一期半，不但营业意外昌盛 ，而剧团的秩序和作风也给前台后台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期满之日，前台经理设宴饯行，后台经理韩金奎也在家里便宴全体演员，致歆谢之意。而院方以鸳鸯之泪，尽化明珠，营利五倍，出于愧恧之心，特致酬两千元于编剧者，五百元于主演者。

    这些消息，早有人透露到北平。那时北平的报纸已被日伪政府控制，日报仅存一份《新民报》，景孤血在该报主编戏剧版。另外还有两个偏重京剧的综合刊物，一个是《立言画刊》，李政贤主编，每周出版一册；一个是《三六九画报》，哈杀黄、王泰来主编，每月三、六、九日出刊一册。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如意社的得意春风，催开了我的墙头红杏，所以他们都以客观的事实，在报刊上专文记述。关子褒主编的《戏剧月刊》上，还发表了"翁偶虹专页"，介绍我编写的剧本和我画的脸谱。

    这时已是初春二月，江南菜花铺金的时候，全体成员，衣锦还乡似的回到北平。

    回平后，略事休息，即广德楼、华乐、长守等戏院分别演出。李玉茹的母亲为了迎合当时的观众心理，要求我编一出逗笑的喜剧。所谓逗笑的喜剧，实际就是当时流行的《纺棉花》一类的闹剧。我并不是因为我所编写的《锁麟囊》、《鸳鸯泪》、《美人鱼》、《三艳妇》、《凤双飞》等陆续成功而自负，主要是我的艺术观点与这类闹剧大相径庭，姑妄言之姑听之，一再延宕，迟不动笔。后来，大多数演员也异口同声地催促我，我也感觉到牵线有人，合唱双簧，但又难违从意，只好把昆曲《开口笑》改编为京剧，易名《蔷薇刺》，又名《桃花醋》，是一出讽刺妒妇的喜剧。演员们觉得新颖，虽然兴高采烈地排演，而演出成绩平平。这在我编写的剧本中，是很失败的一个。

    在编写《蔷薇刺》的过程中，我勉强地克制自己，违心地草率为之，这是因为在这期间，意外风云，突然变化。当我动笔编写《蔷薇刺》的时候，玉茹的母亲一再透露出改组如意社的意见，她根据的理由，竟是毫无凭据地怀疑万子和，认为上海之行，子和在经济方面中饱若干。这实在是冤枉了好人。万子和是一位老成戏班组织者，他出身是劳动贫民，虽不懂戏曲，却一心一意地维护戏曲事业，他不是经励科，但却时常不顾他们的诅咒而去干预经励科的业务；他是戏园经理，而没有剥削演员的行为。他首创电影事业于大观楼，老谭的《定军山》和俞振庭的《金钱豹》两部无声记录影片，就是他提倡上演的。他曾先后担任华乐园和新罗天的经理，并相继为高庆奎、郝寿臣、马连良、程砚秋、李少春、孟小冬组织剧团。虽然他在业务观点上，与演员有所分歧，时聚时散，可从来没有听说他在经济上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此次组织如意社，他自认股份，出资二百元，垫净，而上海这行，只有黄金戏院约角人马治中以戏院名义，致酬四百元为谢仪，其它一切帐目，都是经我过目，毫无纰漏。所以，我对于改组如意社的理由，颇感不平。我虽然煞费唇舌地为他解释一切，而玉茹的母亲却坚持已见，手柔弓躁，势必一发。在这种情况下，事可为则违予心，事不可为亦违予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