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一枝红杏出墙来（7-8）

    演期一月，而唱三十六天，"帮忙"六天，戏院方面负责"四管"（即管吃、管住、管接、管送）。李玉茹的包银是一万元，金璐八千元，玉良三千元，金鹏八百元，金泉、玉让、金梁等各六百元，我负责编剧，兼任协和长，包银两千五百元。另付丁永利兄二百元，为武管事的酬金。玉茹、金璐等接到包，兴高彩烈地定做戏装，置办行李，一时喜气溢于全团。

    在朔风凛冽的岁尾之日，王茹乖飞机先行到沪，我和永利兄及金璐、金鹏等乖火车南下。这时，南京通往上海之间的轮渡已然炸毁，不能直接过江，必须在下关寄宿一晚，次日再乖沪宁班车。就在这下车上车的间隙当中，也体会到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暴行。 日寇对一沦陷区人民的奴役政策，与日俱增。不但是长期住户人人要有"身份证"，出外者还要有"施行证"、"职业证"。上车检查，下车搜查，稍有触犯，则遭拳打脚踢。就是一般"顺利"过关的旅客，也必须作一番敢怒而不敢言的鞠躬行礼。我们在下关下车时，日本宪兵把每个人的身上都搜到了，不但要让他们搜，还得强陪笑脸，脱帽行礼。出车站，过长桥，又是一番检查。每一位旅客，都得一手提着自己的东西，一手捏着"身份证"与"旅行证"、"职业证"，还得脱帽行礼。王金璐生来亢爽，耐不得这些悖谬行为，一团怒火，暗然心头，竟忘了拿好三证，待过桥时，北风一掠，把他手中的三证都刮落到江边上，我们情知没有三证是进不了上海的，一时情急，只得用十元钱酬请乡民下桥拾取，幸而风力暂弱，三证没有刮入江心，也处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到了上海，黄金戏院备车平接。岁尾的沪滨是经常落毛毛雨的，我们在细雨迷蒙之中，穿行大马路，只见大街两侧的商店房檐下，排列着不少穿雨衣的女人，我很奇怪，她们在这落雨的街头看什么呢？我问同车的马治中，才知道这些女人都是被生活所迫而卖身的妓女。我吃惊地说，前些年我来上海时，所谓"扁嘴的麻哈蚁"还没有这样地鱼鱼雅雅。马治中解释：上海的光景已不如昔。这都是日本侵略者压榨的结果。我唏嘘地说不出话来，同时也为如意社的营业而担心，一时不免为这默然。恰在这时，一个锦簇花团而又夹着扑鼻异香的小行列从汽车窗外经过，原来是六、七个郊区乡民，每人挑着一付担儿，担儿的两端夹系着折枝的梅花、天竹、腊梅、木笔、妖黄与朱红齐辉，疏影伴暗香共俏。我那冷默的心又激荡起来，暗怪上海之区，何煮鹤焚琴而败兴至此？好端端的冬花宠儿，如此摧折，太伤风雅。因此，又想到如意社的新剧差不多都是规规矩矩的传统风格，虽不敢跻于雅，也稍可略迹于俗。如此地损花败兴，难道真如一般所传，上海的观众只热衷于来灯换景的彩头连台本戏？我怀着这个疑问，一直到了敏尼荫路老公馆（即黄金戏院主人金廷荪的旧宅，现划为京角宿舍），会见了久违的赵桐珊（即芙蓉草）和苗胜春（当时公称苗二爷），话旧之间，才知道这些折枝的腊梅、天竹，是上海市民为度供养在花瓶中以迎春色的。天竹、梅花、木笔、腊梅在苏杭一带，遍地皆是，折闲枝而不损其本，芟旧条而能丰其新。由此又谈到上海观众近几年来看戏的胃口，赵、苗二公介绍了程砚秋、马连良、宋德珠历次演出的情况，以及正在结束演期的李盛藻的营业成绩，才使我释然于于心。原来上海看戏，是两极分化，一方面喜欢新到极点、怪到极点的彩头班子；一方面也喜欢古色古香而有真才实艺的骨子老戏。

    如意社的宣传展开了，戏院门首高悬李玉茹和王金璐的剧照，其他重要成员的名字也都用霓虹灯布列出来，报纸上刊登了"打炮"戏目：春节初一日白天是李玉茹的《鸿鸾禧》，王金璐《挑滑车》，夜场是"马派双寺"--《法门寺》、《甘露寺》。毕竟戏校的名气先声夺人，春节五天的昼夜场戏票，预售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