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知音八曲寄秋声（9-2）

    从我编写《鸳鸯泪》时开始，我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每编一剧，只要深入了素材或有关剧本，脑子里就象出现了一个小舞台，想到了什么情节，就仿佛看到了那个小舞台上许多剧中人在那里活动，把创作思想搞得很繁荣，往往从设想人名开始，就出现了这个人物形象，并涉及到穿戴扮相。开笔写戏，在写作台词和唱词的同时，又涌现了这些人物在那小舞台上的位置调度与做、表、舞蹈，随之而来的就是锣鼓节奏，顺笔而流，自己认为可供参考的，也就不厌其烦地写在剧本上。现在酝酿的"赠囊"材料，还是循着这个习惯进行。
    《剧说》里的素材，只是一个故事轮廓，连具体的人名都没有。我先探讨了这个故事所赋与的内容，认为故事的结局应是皆大欢喜的团圆场面，蕴蓄着喜剧的因素。但是程先生所需要的"喜剧"，并不是单纯地"团圆"、"欢喜"而已，他需要的是"狂飙暴雨都经过，次第春风到吾庐"的喜剧意境。在喜剧进行的过程里，还需要不属于闹剧性质的喜剧性，以发人深省。所谓发人深省，不外于针砭世俗，揭示人情，暴露和批判一些应当讽刺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又必须紧紧地联系着素材本身，不能落漠游离于故事之外而题外贴签。我从故事的基本因素来分析探索，认为这个故事写的是人生中贫与富的转折和变化。在贫富转折变化的过程中，并不是贫富两方孤立地生活着，而是有其周围的社会群相。在我不成熟的社会经验中，我已看到了当时旧社会的炎凉世态，冷暖人倩；而炎凉冷暖的表现，是随着贫富的转移而转移。这在描写故事的发展中，是很现实而且很自然地来与俱来：变与俱变的。于是我就把这个剧本的喜剧性寄托在这个与剧相始终的环节上。这样设计，可能不会损伤主要人物的形象。也不 会损伤程派喜剧的风格。因为这些现象并不是主要人物本身直接地去表现，而是环绕着主要人物的社会群相随着主要人物生活的转折变化而表现的。相对之下，又使我谨慎地考虑到主要人物的塑造问题，绝不可因喜剧而赋与其在生活以外的不健康的描写。当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思想的局限性，我还没有接触到马列主义，谈不上阶级分析。我只是从朴素的思想出发，把富家写为书香门第的阔小 姐，把贫家写为书香门第但已破落贫寒的穷姑娘。她们的基本性格，当然有富而骄娇，贫而卑悲的不同。但是在故事因素的提供下，贫富双方都是同样具有善良心地的人物，富者出于朴素天真的心理，在春秋亭避雨时，同情贫者的遭遇而慷慨赠囊，不留姓名，不想受报；贫者也出于朴素诚挚的心理，意外获囊，转贫为富，耿耿思恩，铭刻在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真与善的基本美德。这种美德，千百年来，它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发挥着某种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大作用。当一个人具有这种高尚的道德观念时，不管有没有外在的监督，他都会根据自己对于这种道德的内在信念，自觉地择善而行；他并不关心别人是否看见，也更不考虑后来的结果，于是才不留姓名而去。而作为亲身感受到这种美德的一方，他们也是从对于这种道德的内在信念出发，并不是牢记那句"受人点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而只希望"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的心情有所寄托，心安理得而后快。绝不是"好心必有好报"、"施惠必能种福'的宿命观点在那里因果轮回。为了突出这个概念，我在剧本里于富方由千金小姐转化为孤苦仆妇的遭遇中，用对比的手法，鞭挞了她都富而骄娇的性格，尽量避免一线到底地粉饰歌颂。
    《剧说》中的素材，并没有剧名，虽然可以循理成章地叫作《赠囊记》，可我总觉有些平庸陈旧。这时恰巧有位山东朋友来看我，我问他山东一带的民俗有没有在女子于归之期父母赐赠的惯例，他说有的地方在女儿出嫁的前夕，做母亲的特制一囊，内藏金银，取名"贵子袋"。朋友的回答，恰符我望。只是"贵子袋"名称较俗，我便不忌晦涩，用"麟儿"象征"贵子"，定名《锁麟囊》。 剧中人物，素材上也没有具体的姓名，我便从人物的基本性格上略作文章：为了说明主角富女的聪明高洁，取名为 "薛湘灵"；说明贫女的安贫守志，取名为"赵守贞"；说明赵守贞的父亲是个企图蟾宫折桂而屡踬场屋的落第举子，以致赤贫如洗，取名为"赵禄寒"；说明薛湘灵的丈夫是个谨守封建礼教的迂腐公子，取名为"周庭训"，安排他在最后一场露面，看到自己落难的妻子沦为仆妇而衣着华丽，出于他那迂腐肮脏的心理，竟怀疑妻子做了什么"不才之事"；说明赵守贞的丈夫善于经营，取名为"卢胜筹"，安排他在后场，暴露了商人心理，说出"善门难开，却又难闭"的愠语。至于说明社会群相的炎凉世态，在老少傧相、两方丫环，以及贺客、锣夫等人物中，只把两个贺客举为代表，一个取名为"程俊"，一个取名为"胡杰"，说明他们自以为"识时务者为俊杰"而大肆炎凉，实则他们是"糊里糊涂的俊杰"而已。这些不足为法的设计，不过是文字游戏，信笔点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