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知音八曲寄秋声（9-6）

    程先生务农于青龙桥后，并未忘怀于京剧事业。时常折简相召，请我到青龙桥去。在他那土屋绳床，朴素简单的环境里，我们吃着玉米面窝头，腌萝卜条。喝着小米粥，天南地北地纵谈艺术，其乐陶陶，不下于大酒肥鱼。他为我这几年来为金少山、宋德珠、吴素秋、黄玉华、徐东明等编写剧本的多产而祝贺，也提醒我如遇有适于他演出的材料而为他编剧。他解释说："我现在虽然不登舞台，但是仓库里的后备物资却不能漠然视之。有朝一日，阴云消尽，我还是要为京剧事业努力的。"我安慰他说："狂风暴雨不终朝。迟早会听到您的秋声。"我们谈来谈去，谈到他务农之余，作何消遣。有无素材，可资参考。他说："目睹时艰，心情悒悒，只看些笔记杂文，排忧解闷而已。"说着，从床头拿起一本《两般秋雨庵随笔》，翻开一页，说："您看这段'圈儿信"，写得多有意思。"我说："这段文字，我倒是烂熟烂熟的。我想作者的兴趣，一方面是从巧思出发，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群众生活中的文盲之苦。"程先生若有所悟地说；"是啊。从来文盲之苦，妇女尤甚，多少人吃了不识字的苦处，以致酿成悲惨事件。您何不写一个提倡妇女识字的剧本，以振聋发聩，移风易俗！"我也若有所悟地说："卓识如君，一语破的。这个题材，值得一写。"
    说也奇怪，我与程先生每次晤谈，总是倍感兴奋愉快，久久不忠于怀。回家之后，立即构思，仍以《瓮头春》剧本的写法，借用《灵娲石》中"徐吾会烛"的意境为开端，结构了一个较为曲折的故事，并颇为自信地把它编成剧本，定名为《通灵笔》。剧本写好，寄与程先生。程先生回信说："……剧情曲折，写法别致。'会烛'一场，边织布边教孩子读书识字，从而引起众女伴也要求识字，又穿插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也要求拜师识字，颇有烘云托月之妙。以下引起由识字而能写信，由投信而解人危难的正义情节。不是喜剧，而喜剧的意味很浓；不是悲剧，而悲剧的气氛又蕴藉其内。希望您再多加两段唱。我将来一定要演，一定要演。"
    程先生一诺千金，从不食言。果然，在抗战胜利以后，他二次出山，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天蟾舞台演出时，即着手准备排演《通灵笔》，并从杜颖陶兄之议，拟改剧名为《天涯芳草》。那时我正在天蟾舞台，提出了保持原名《通灵笔》的意见，程先生也接受了。哪知他辍演数年，观众渴想程腔如大旱之望云霓，这次公演，无戏不满，尤其是《锁麟囊》、《女儿心》两剧，仍然连演不衰。第一期演完，因有《楚宫秋》、《通灵笔》两个剧本可充后备的生力军，程先生毅然答应了院方请求，于一九四七年春节又蝉联续演一期，营业依然鼎盛，不必再排新戏。即可奏凯还师，于是只得与院方约定，再度到上海时排演此剧。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节节溃败，大批伤兵游勇涌入城市，盘占戏园，野蛮闹事。一般观众，裹足不前。各地剧业，无法维持。程先生赴沪之约，不能实现。直到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程先生怀着空前的喜悦心情重组剧团，又请我给他编写了《裴云裳》和《香妃》两个剧本，准备在外埠演出。这时，我与李少春、袁世海、叶盛章共同组织了"新中国实验剧团"，时常随团外出， 不得与程先生常常晤面。听说他在外埠已上演了《楚官秋》，而《通灵笔》、《瓮头春》等剧，终未能实现于舞台。
    我谬承程砚秋先生引为知己，在他第三个阶段的新剧创作中先后为他编写了七个剧本，次序是：《瓮头春》、《锁麟囊》、《女儿心》、《楚宫秋》、《通灵笔》、《裴云裳》、《香妃》。这七个剧本，都是他所喜爱的题材，准备陆续排演的，但是人事变化倏忽不定，七个剧本，三现四隐。倒是他的弟子刘迎秋，请我给他编写了一本中型戏《骂锦袍》，在唱腔、做、表各个方面，都得到程先生的指拨，以标准的程派风格演出，颇得内外行的赞许。只因他是业余爱好者，不常演出，故知者甚少。
    从编写程剧的过程中，我摸索到一条经验：一个编剧者，一生中所编写的剧本，不见得全部都能演于舞台。每写一个剧本，只能当作一次习作，不必殷切地期望它开花结果。但是在培植这个艺林作物时，又必须有开花、结果的信念，才能无愧于艺术良心。

（第九章完，稍后请看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