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我的编剧生涯》 作者：翁偶虹
（作者像） 前 言 京剧自形成而至雄踞剧坛，一方面是由于优秀的演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剧目的日新月异。从四大徽班起，经历过的几个繁荣阶段，都涵有新剧迭出的因素。 再现一个新的剧目，必然有完成这个剧目的作者。这些作者，一部分是演员自己编写，如卢胜奎之编写连台《三国志》、《鼎盛春秋》、《乾坤镜》、胡喜禄与张喜子、五长寿之编写《五花油》，沈小庆之编写《恶虎村》、《青草洼》，裕云鹏之编写《跑驴子》、《僧尼缝衣》、《扫地挂画》、《浪子烧灵》、《樊江关》、《甘露寺》、《胭脂褶》、汪笑侬之编写《马前泼水》、《刀劈三关》、《哭祖庙》、《博浪椎》、《献地图》、《党人碑》、《马嵬驿》、《桃花扇》，王瑶卿之编写《天河配》、《万里缘》、《棋盘山》，欧阳予倩之编写《人面桃花》、《宝蟾送酒》、《馒头庵》等； 一部分是演员与文人合写，如四喜班的《雁门关》、《梅玉配》、《乘龙会》、《贵寿图》、《蜃中楼》，都是梅巧玲与一位候补知县杨镜秋共同编写，春台班的《混元盒》、《绿牡丹》、《窘得福》，也是俞菊笙请文人襄助而成。王瑶卿、贾洪林合编的《天香庆节》、《薛刚闹花灯》，也有文人庄荫棠参与其事。就是以排演新戏驰名的奎德社组织者杨韵谱（梆子旦角，艺名还阳草），有的是他自己编写，也有的是韩补厂、尹＃甫、李直绳（别署斗山山人）以及通俗教育研究会编写的。至于文人编剧，最早如牛都老爷（曾做御史）之编写《德政芳》、《五彩舆》，史松泉之编写《施公案》、《卧虎关》、《战郢城》，李毓如，胡鹤年之编写《儿女英雄传》、《粉妆楼》、《十粒金丹》，观剧道人之编写《极乐世界》，盛伯义、准仲来、寿子年之编写《富贵神仙》、乔荩臣之编写《义烈奇缘》、《潘烈士投海》，梁巨川之编写《混沌州》、《暗室青天》、《好逑金鉴》、《家庭祸水》，高阆仙之编写《童女斩蛇》、《卢州城》、《孟母择邻》，韩补厂之编写《丐侠记》、《玉萧缘》、《荆花泪》、《双鱼佩》，李直绳之编写《一笑缘》、《醉遣重耳》、《雌雄蝶》。一九二0年左右，形成了＂四大名旦＂以竞排新剧逐鹿剧坛的局面，波及其他名旦徐碧云、朱琴心、黄桂秋、黄玉麟、雪艳琴、新艳秋，武生杨小楼、盖叫天，老生周信芳、高庆奎、马连良、言菊朋、王又宸，花脸郝寿臣等，都聘请文人编剧，涌现了大批文人作者如樊山、蔡天囚、朱石麟、张冥飞、杨少厂、溥绪（即清逸居士）、贺芗索、陈水钏、李寿民、吴幻荪等，他们剧本，的成为保留节目，直到今天仍流行于舞台之上，有的则人逝剧佚，有的则昙花一现，也有的未曾演出，束之高阁，个中的成败利钝，原因很多。 文人编剧，都是京剧的爱好者，对于京剧的艺术，有不同程度的探讨与研究，甚至还能粉墨登场，与演员时相过从。演员发现了适合自己演唱的题材，请文人编写；可者是文人想到一个题材，说与演员，通过演员的思考，认为适合自己演唱而请之编写，这样的剧本肯定会舞台。有时，文人兴之所至，发现了题材而没有想到具体的演员，经过种种渠道，会传到正缺乏新剧的演员之手，不妨一试，也能付诸实现。至于演员对剧本的质量要求比较高，而文人完成的剧本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或是演员肯定了剧本，而被他们的亲友所梗阻；或因其它人事关系，以致剧本只能雌伏于案头，不能雄飞于台上，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我自幼于攻学之余，即嗜戏曲，青年时期，也曾以身分粉墨登场，同时在报刊上写些主食、探讨戏曲的文字，许多演员和研究大妈、编写剧本的知名之士。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供职于中华戏曲专科职业学校，耳闻目接，无时非戏，无处非戏，从此就置身于戏曲圈中，奠定了以编剧为终身职业的基础。在编写剧本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伏案执笔，而且还要担任没有导演职称的排戏者，为鼓师写全剧的锣鼓提纲，为舞台工作者写全剧的检场提纲，为剧中角色设计穿戴扮相，为剧本演出而到后台把场，并以编剧者的身份，组织剧团，随团到各地演出。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与演员和观众的印象，既不是文人编剧者，也不是演员编剧者。有的说我是个中人（内行），有的说我是门外汉（外行）。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应当摆在什么地位，只是凭借我那浅薄的文学基础，琢句遣词，溶化于剧本之内，力求符合于戏曲的艺术规律，以期作者与演者能够达到真诚的默契和谅解。我就是这样地经历了五十余年的编剧生活，写了百余个剧本，但是实现于舞台之上的也仅仅是十分之六。其中的成败利钝，既有主观的大兵团，也有客观的原因，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个中甘苦只自知＂。因而联想到从前的文人编剧者，可能与我有不同程度的成败利钝的遭遇，同样是＂个中甘苦只自知＂的。 幸运的是，我后半期的编剧生活，正赶上僵解放，新中国的光辉普煦大地，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引下，我受到了党的教育，懂得了以编剧的岗位，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性，鼓舞我增强了更加旺盛的写作精力，提高了写作水平。更使我联想到从前的文人编剧者，都是才高于我的老手，但却没能象我这样幸福地赶上了新时代。 五十年来，每一个剧本的写作动机与成败后果，都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人事关系。为了真实地写下这本回忆录，我既不讳言失败的教训，也不溢美成功的鼓励，更不想以今天的认识与觉悟把从前曾写过的带有某些局限性的作品隐蔽起来、避而不谈。而是想从我个人这个微不足道的角落，或者可以看出文人编剧者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尤其是因为得到党的教育和指引，从文人编剧者走向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道路。 往事茫茫如雪泥鸿爪，而记忆草草如隔雾寻峰、书中遗误之处，在所难免。我谨以求实这诚，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6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