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喜连升”到“富连成”（2-1）

    父亲回到北京以后，先收容了六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在自己家里教他们演戏。按照科班的习惯做法，分别给他们起了个带“喜”字的名字，之所以取这个字，大概是为了图个吉利吧。这六个人就是：雷喜福、武喜永、赵喜魁、赵喜贞、陆喜明、陆喜才。后来被称为喜连成科班的六大弟子。
    父亲把他们招到自己家里，吃住都在一起，原来住的房子挤不开，就在沙土园火神庙附近借了几间房子。我父亲一个人文、武、昆、乱全教，我母亲给徒弟们做饭、缝补衣服、洗头、洗澡。谁得了病，还要煎汤熬药，总之，一切饮食起居全由母亲一个人包下来。这位结婚不久尚未生育的妇女，却提前负起了做母亲的责任。
    不久，牛子厚从吉林来到北京，看到我父亲在自己家里教戏很不方便，便在琉璃厂西南园找了一所小三合院儿，又招了十几名徒弟，总算有了个科班的雏型。接着，牛子厚又从吉林汇给我父亲白银二百八十八两（折合银洋四百元），并催我父亲再多招些徒弟，早日成立正规的科班。
    父亲收到汇款之后，托人租了宣武门外前铁厂七号房屋一所，是个四合院儿，共有二十来间房。随后又陆续招了三十几名徒弟、同时聘请了几位教师，他们是：萧长华（教生、旦、净、丑）、宋起山（教武功、武丑）、苏雨卿（教青衣、花旦）、刘春喜（教文武老生）、蔡荣贵（教老生）、勾顺亮（教武丑）、韩乐卿（教净）、李寿山（教秦腔）、唐宗成（教场面）、李庆喜（教场面、曲牌）。父亲本人仍继续任教，专门教末行。
    到此大局已定，才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打出“喜连升”的招牌，正式宣布科班成立。之所以叫喜连升，是因为凡牛子厚出资开设的买卖，字号上面都带一个“升”字的缘故。
    科班开始创办的时候，只收穷苦人家，主要是同行同业中比较贫寒的演员们的子弟，不收富裕人家的孩子，也不收名演员的孩子。父亲认为，富裕人家和名演员的孩子，大多是娇生惯养的，这样的孩子吃不了科班的苦，而不能吃苦的人是学不到真本事的。与其将来半途而废，莫如一开始就严格把关。
    科班成立不久，就经常被官僚富绅家庭约去为他们演出喜寿堂会，或者是被各行业的同业公会约去演行戏，渐渐地也间或进入小型戏园里作营业演出。那时的演出，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为了让学生巩固住所学到的东西，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他们演出的剧目多为传统的折子戏，而且既演京戏，也唱河北梆子，即所谓梆子二黄“两下锅”的演法。通过演出，一些喜字斑的演员崭露头角，很受观众们赏识。如老生演员雷喜福、王喜秀(艺名金丝红)；且角金喜棠、律喜云；丑角陆喜才和花脸侯喜瑞。一出马就显露出出众的才华。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招了“连”字班的学生三十多名，并增租了前铁厂八号四合院一所，跟原有的七号院合在一起，扩大了科班的用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科班终于找到了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这就是位于前门外肉市里的广和查楼。并且从此时起，将“喜连升”的名称正式易为“喜连成”，寓有殷切期望弟子们终将成才之涵义。
    喜连成科班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京城的戏曲舞台上，它那坚强的阵容、严谨的台风和丰富多彩的剧目，强烈地吸引着众多的观众。彼时，不仅有喜字班一批独挡一面的高材生，同时还有为数不少同小喜字班（指喜字班中稍晚入科的人）前后脚儿进科班带艺深造的学生参加演出。他们当中有十四岁的梅兰芳，还有周信芳（麒麟童）、曹小凤（旦角）、姚佩兰（花旦、老旦）、小十三旦（武旦）、水上漂（花旦）、李春林（老生）和贯大元（老生）等多人。略有不同的是，这批带艺深造的学生们每天能领到一点报酬，俗称“大份儿”，最多能拿到半块银元，而喜字班的学生们只能在演出后领到很少一点点心钱，也叫“小份儿”。
    这样雄厚的实力，一出马就来了个“开帘儿红”，连演一年多，上座率始终不衰。喜连成名声大振，营业蒸蒸日上。尽管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遇上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重“国丧”（当时称之为“丁国服”，即全国戴孝，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停演了一百多天，但当官府宣布开禁，准许娱乐，喜连成移至前门外大栅栏内广德楼恢复演出时，上座一如在广和楼之踊跃，几乎场场满堂。这一段，可以算做喜连成科班的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