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喜连升”到“富连成”（2-2）

    本来，牛子厚计划在喜字班的学生学成之后，把这批小演员悉数带到吉林，充实他办的那个戏班。但是当他看到科班居然始在京剧的发祥地一炮打响，不仅只用了他最初汇来的一半费用(二百元银洋)，而且还能给他赚很多的钱时，就改变了初衷，决定把科班留在北京，往大处办。
    宣统元年(1909年)，科班又增聘了谭春仲、杨荣寿、徐天元等几位教师。
    宣统二年(1910年)冬，(经萧长华先生根据前辈老生名家兼剧作家卢胜奎先生藏本(得赠自卢之契友周长山先生)整理改编并亲自教授排练的连台本戏《三国志》，隆重露演于广德楼。全剧共十二大本，分六天演完。雷喜福演诸葛亮，王喜秀演鲁肃，赵喜贞串演周瑜，侯喜瑞演曹操、陆喜才演黄盖、耿喜斌(小百岁)演蒋干、康喜寿演赵云。一群娃娃竟然敢于贴演老三庆班每年只演一冬(共三十大本)的名剧，引起了老观众们的极大兴趣。首演那天，尽管时届隆冬，场内却座无虚席。人们全神贯注地品味着这帮羽毛未丰的娃娃们那既认真而又带着稚气的表演，纷纷啧啧称赞：“成，还真有那么点意思！”自此，这部连台本戏便成了科班的看家戏之一，以后各科也都陆续排演此剧，许多后来成名的演员都是通过排这个戏而长了本领的。
    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覆灭，袁世凯却搞了壬子兵变，一时局势很不安定。恰好在这时候，喜连成科班第一科学生如王喜秀等主要演员纷纷倒仓（即演员青春发育时期由于生理关系，嗓音喑哑，歌不成声的时期）。第二科（连字班）学生还没培养出来，不能接替演出，更兼搭班学艺并演出的一些挑大梁的演员如周信芳、林树森（小益芳）、小穆子以及正在变声期的梅兰芳先后脱离了科班，致使营业演出不得不停顿半年之久。
    民国元年（1912年），牛子厚因家族内部发生财产纠纷，对北京科班里的事务鞭长莫及，无暇过问，原先的兴趣冷却了下来，无意将科班再继续办下去。他把帐房先生召回吉林，并写信给我父亲，表示愿将科班兑给我们叶家经营，他不再充当财东。这对我父亲来说实在是个大难题，如此规模的科班，一个穷艺人哪能接得起呢？况且，从科班被迫停止演出之后，牛子厚再没向科班提供过经费，而这么一大摊子人和事，一天没钱也难撑持下去，老师们的薪金要发，学生们的吃穿用度也要照例开销，短短半年的时间，科班不仅把几年积累下来的一点资金全部消耗掉，而且还负了债。
    正当父亲一筹莫展之际，有位经常到广和楼看科班演戏的旗人王先生（据说是金人完颜氏的后裔），出于对科班和孩子们的关心，主动找到他的好友萧长华先生，表示愿意捐赠一部分款项，资助科班度过难关。萧先生听了非常感动，连连说：“王先生真是雪中送炭啊，不过，这个事得跟我们叶先生商量一不，您等我的回话儿。”
    萧先生及时把这件事转告给我父亲，父亲听了之后一方面深为王先生慷慨解囊的义举所感动，另一方面却觉得作为一个有了一定声望的科班，怎么好平白无故地接受一位陌生观众的捐助呢？他思忖良久，对萧先生税：“眼下咱们确实急等用钱，可说什么也本能白要人家的。这么着吧，您再辛苦一趟，先替我谢谢王先生的一番美意，然后跟人家商量，这笔钱可不可以算是借给咱们的？如果同意，咱给人家立字据，该行几分利就给人家拿几分利。等咱们缓过这口气来，一定本利还清。”萧先生深知我父亲的为人，也唯恐因此而影响了科班和我父亲的声誉，他稍加思索之后说：“干脆这么办吧，我给王先生立个字据，算是我个人跟人家借的，然后如数交给科班。这样也免得落个科班跟人家伸手借钱。”老哥儿俩就这么说定了。萧先生从王先生那儿取来一笔为数可观的现款。不过，那位王先生说什么也不同意立借据，仍然坚持把这笔钱无偿地捐给科班。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我一直没听老人们说过，直到1980年我随中国京剧院去香港演出，邂逅了王先生的女儿、哈佛大学教授王洁如女士时，才从与她的晤谈中得知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
    由于王先生的资助，科班才得以喘息。后来，苏雨卿先生把一位财主介绍绘我父亲，这位财主姓沈，叫沈玉崑，一名仁山，人称“外馆沈家”。什么是“外馆”呢？当时北京有这么一种商人，他们拥有较多的房产和雄厚的资金，专门接待来自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王公贵族们，向他们提供住宿和贷款，从中收取房租和利息。沈家就是做这种外馆生意的。沈玉崑经常看喜连成科班的戏，认定这个科班大有前途。当他得知原财东牛子厚无意继续经营的消息之后，便主动托苏雨卿先生向我父亲表示愿意接替牛子厚担任科班财东，这当然是父亲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当年冬天，由沈家偿清了牛家的资金，交接手续，又另派了一名帐房先生接管了帐目，并将原喜连成科班的名称易为“富连成社”。沈玉崑仍然聘请我父亲继续担任总负责人--社长，同时把科班所在地由前铁厂迁至北柳巷。
    从喜连升科班创立，到转为富连成社，前后共经历了八年的时光，其间培养喜字和连字两科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