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喜连升”到“富连成”（2-3）

    在喜连升（成）科班兴办时期，因为东家牛子厚不仅在吉林开设戏馆，而且本人对京剧艺术也有强烈的爱好，所以对科班内属于教学业务方面的事，总还能提出些中肯的意见。我父亲也愿意与他共同商量、决定重大事务。可是到了富连成时期，东家沈玉崑对京剧则完全是个外行，他索性来了个大撒手，即只在经济上作东，概不过问科班内部的一切事务。这样一来，我父亲的担子就格外地重了，社内除财务以外的教学、演出、生活管理等一切事务，全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幸而有萧长华先生等一批甘为戏曲教育事业献身的有志之土，与我父亲肝胆相照，同舟共济，否则是难以把这个科班办好的。
    沈家接办科班以后，喜、连两科学生仍在大栅栏内广德楼演出。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冬天，广和楼与科班订了长期合同，从那时起富连成社的学生，便以这座古老的戏园为基地，连续演出达二十余年。在那个面积并不大的旧式舞台上，一批又一批闪烁着光芒的艺术幼芽得以茁壮成长，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了有影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这一次重返广和楼演出，仍以喜、连字两班留社学生和刚入科不久便已崭露头角的大富字班学生如沈富贵、茹富兰、茹富蕙、尚富霞、邱富棠等为主力，又兼有一批带艺入科的学生如李荣升、宋继亭、九龄童(赵松樵)、明月英等充实阵容，如同锦上添花，使富连成社出师伊始便旗开得胜。继之，小富字班和盛字班又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一大批新生力量，诸如谭富英、马富禄、张富良、宋富亭、苏富恩、叶盛章、叶盛兰、裘盛戎、高盛麟、李盛藻、刘盛莲、陈盛荪、仲盛珍、李盛斌、陈盛泰、孙盛文、萧盛萱、孙盛武等，均以出色的演技名噪一时，他们密切合作，形成了富连成社第一个鼎盛时期，时间持续了近十年。
    由于科班事业繁盛人丁兴眨，原有的社址已不能满足需要，为此乃于民国十年(1921年)九月，由沈东家出资，购置了虎坊桥商务印书馆对面的一处前后两进的院落，把科班迁移到那里。这所院子共有房屋四十多间，前院做帐房、办公室以及部分教师与毕业后留科学生的宿舍；后院除做教室和学生宿舍外，并把当院铺上了木质地板，天井上方搭了罩棚，供学生们练功之用。
    民国十一年(1922年)和民国十三年(1924年)，直、奉两系军阀先后两次爆发了战争，使科班的营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直到1927年以后，才渐渐有了起色。彼时，盛字班的学生演技日臻成熟，他们每天演出的传统戏、连台本戏《三国志》和新编剧目《三侠五义》、《宦海潮》、《双合印》(《广平府》)、《洞庭湖》、《登台笑客》等，颇得观众赞许，一度略显沉闷的营业演出又兴盛了起来。学生们不仅每天白天在广和楼演出，而且还经常应吉祥、哈尔飞等戏院之约，加演夜戏。民国十九年(1930年)和民国二十年(1931年)，科班又三度应天津春和大戏院之邀，赴律演出。孩子们以丰富的剧目、严谨的台风、规范的表演和蓬勃的朝气赢得了天津观众的交口赞誉。不少人披文于报刊热情褒扬，使学生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与鞭策，学艺的劲头较前更足了。至民国王二十一年(1932年)，世字班的学生袁世梅、李世芳、毛世来、江世升、傅世兰、裘世戎、沈世启、谭世英、陈世峰、马世啸、江世玉、沙世鑫、迟世恭、俞世龙、华世丽等，与富、盛字班的师兄们通力合作同台献艺，不仅每日白天在广和楼演出，而且还于每周一、二在哈尔飞，每周六在华乐戏院加演夜场，同时还不断地承接堂会与行戏。这一段，可以算做富连成社的第二个鼎盛时期。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伪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约富连成社到他那里演戏，我父亲亲自带队，率领着盛、世两班部分学生到了济南市。下火车后，师生们被安排在进德会下榻。有一部分学生归置好了东西之后，跟我父亲请假，说想去洗个澡。父亲考虑当天晚上没安排演出，就同意他们去了。谁想，到了快吃晚饭的时候，韩复榘的一名随从副官突然来到进德会，象下命令一样地对我父亲说：“今天晚上韩主席要看戏！”这突如其来的指令，使父亲无所措手足，但是慑于土皇上韩复榘的淫威，又不敢当面推辞，只得勉为其难一口应承下来。待送走那个副官之后，他立即吩咐人分头到各地澡堂里去找人，但是找了一顿，竟没找到一个人。这可把父亲急坏了。天渐渐黑下来了，万一韩复榘到剧场去而我们开不了戏，那可就捅了大漏子啦！为了应急，父亲临时决定让三哥盛章、四哥盛兰快些扮戏，临时顶场演出以他们为主的戏。可没想到他们哥儿俩也上街玩儿去了。父亲当时很生气，心想：这两个孩子出去玩儿，也该跟我这个做父亲的说一声呀，怎么不言不语就私自出去呢，这可太没规矩了！哪成想父亲这一气，立刻嘴就歪了，眼也斜了，半个身子马上就动弹不灵了。在场的萧长华先生一看不好，立即派人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待病情稍微稳定之后，又遣人送回北京治疗。在济南演出的事，就由萧先生一人统领起来。待把这一期合同演满，又率领我们返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