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喜连升”到“富连成”（2-4）

    父亲在一位医术高明的孙大夫精心调治下，病情逐渐有了好转。转过年来，竟然能拄着拐杖走路了。父亲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自从能下地走路的第一天起，他就不顾别人的劝阻，坚持每天步履艰难地到科班和戏园去巡视教学和演出的情况。人们在钦佩他这种忘我精神的同时，也发现他的精力已大不如前了。出于对他健康状况的长远考虑，萧长华先生便与沈玉崑之后做财东的其弟沈秀水商量：莫如把他在东北军炮兵团供职的长子叶龙章召回北京，协助料理社内一应事务。他们婉转地向我父亲说出了这个想法，父亲先是觉得不妥，后来也确实感到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力不从心，才勉强表示同意他们的主张。这样，大哥龙章便于1934年辞去军队中的职务，回归故里，参加了科班的工作。
    同年，因学生数量又有增加，科班又在社址斜对过儿、虎坊桥路北45号(即今天晋阳饭庄所在地)买了拥有房屋数十间的一大所院落。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夏天，财东沈家因外馆生意亏累，几近山穷水尽的地步。债权人纷纷向法院起诉，要求沈家从速偿还债款。沈家万般无奈，竟然将富连成社的全部戏箱做了抵押。戏箱全部被法院查封，演出无法进行，经费来源断绝，教学也被迫中止，师生们只得暂时各自回家待命。
    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沈家的官司一直没有结案，押在法院的戏箱虽经几次拍卖却也始终没有找到买主。面对这种情况，我父亲、大哥和那些老先生们都很着急，一是害怕长期拖延下去荒废了孩子们的学业；二是担心科班积累了几十年的家底(戏箱)被拍卖掉，日后无法恢复教学和演出。大家多次商量决定以科班的名义向法院直接交涉，请求当局把拍卖的价格降低，以便另找财东出资赎出这批物资。交涉的结果，法院同意把原定为一万元的拍卖价格降为七千元，可是新的财东却再也难以找到了。怎么办?难道能眼看着科班被拖垮吗?不能！在这关系到科班生死存亡的时刻，我的几位哥哥多次磋商如何挽救科班危亡的良策，最后，他们征得父亲的同意，决定把他老人家的一所房屋卖掉，凑足七千元，把戏箱全部赎了回来。随之，又把师生们召回科班，并恢复了在广和楼的演出。从那时起，富连成社再没有异姓财东，而是由我们叶家自己经营了。
    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加重，虽经多方诊治仍不见起色，渐渐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饮食起居都要靠人服侍的地步。他老人家自知不久人世，终日躺在病榻上为科班的前景忧虑。他曾经当面向萧长华先生表示，愿把科班托付给萧先生主持继续办下去，萧先生坚辞不受。他又想把社长的职务传给自己钟爱的弟子王连平担任，但王彼时正在上海，不便召回。后来还是萧长华等老先生们从传统的封建意识考虑，认为喜、富连成科班既然是由叶春善先生一手创办并经营过来的，那么就理应由他的长子龙章承袭父业，接替社长的职务。但是，我父亲听了他们的这种推荐后却连连摇头以为欠妥。他认为选好一社之长是关系到科班成败的大事，不可重私情而轻公务。他觉得我大哥尚年轻，经验和能力都还欠缺，挑此重担力难胜任，倘乎有些闪失，科班的前途令人忧虑。况且，他更怕因把社长职务世袭给自己的儿子而使外界对他几十年兴办戏曲教育事业的一腔赤诚有所非议。萧长华先生认为他的这一切想法都是多虑的，几十年呕心沥血办科班的一片热心日月可鉴，有谁能昧着良心说三道四?至于龙章年轻，我们当全力扶助，相信用不了几年，他自会处理好社内各种事务的。
    经过老先生仍再三劝说，我父亲才点头允许我大哥龙章接替他的职务。当年秋天，富连成社全体师生隆重集会，大哥当众宣读了就职演说稿，表示一定专心致志把科班承办好，让戏曲艺术-代一代传流下去，永为师祖增光。
    当时正是大世字班学生在科学习期间，自大哥接任社长以后招收的学生，即从小世字班开始，入科时都要行磕头大礼、拜我大哥为师，而对我父亲以及萧长华等老先生，就称作“师爷”了。
    这年秋天，尚小云先生因为特别赏识世字班的一批小学生，认为他们将来必成大器。为了尽快地使他们成材，他十分豪爽地主动提出要亲自给他们说几出戏。这么慷慨的举动自然受到我大哥的欢迎，于是这位造诣极深、并已独一帜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兼教育家，便精雕细刻地为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和我等人排了《金瓶女》、《娟娟》 (即“马武招亲”)、《昆仑剑侠传》以及由我三哥盛章主演的武丑戏《酒丐》等剧目。尚先生教得仔细，学生们心领神会学得认真。一经演出，果然轰动京城。自此，世字班学生上升为演出的主力，形成了富连成社第三个鼎盛时期。尚先生对富连成社的无私援助，是我们永生不会忘怀的。
    此时，我父亲的病，虽经多方医治也未能好转，于这年冬天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