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根深叶茂 人才辈出（4-18）

    挂上电话以后，我走出家门直奔果子巷我外甥马世啸家，因为他也是世芳的契友。我把刚才接到电话的事一五一十地说给他，然后对他说：“你现在就陪我到世芳家去一趟，目的是先给他们透点儿风，可这个风又不能透得太大了，只能让他们感觉出事情有点不妙，这个分寸一定得掌握好。咱这样做，是让他们多少有点儿不祥的预感，免得明天见到报纸后发生意外。”世啸说：“行呃，咱爷儿俩这就去吧！”一句话还没落地，他就哇哇地哭了起来，我强忍着快要流下的眼泪制止他说：“你先别哭呀，哭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你带着个哭丧脸儿到人家那儿去，人家一眼不就看出来了吗？”经我这么一说，他才止住哭。其实，我又何尝不想恸哭一场呢？
    我们匆忙走到和平门里世芳家。时间大约在夜里十一点钟左右。我们叫开门走进屋里一看，李子健先生正在铺床，世芳的母亲满面愁云地坐在椅子上发愣。老太太一见我的面，劈头就问：“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复说：“已经回来三天了。”她又问：“坐飞机保险吗？干嘛他非要坐飞机回来呀？”这话问得我好难回答，面对这位善良的母亲，我只得支吾搪塞地说：“他是跟我说要坐飞机回来，可也不见得一定坐得上飞机。因为据我所知，飞机票很难买。说不定也许他在上海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完，或者是梅先生留他有事。总之您甭着急，总会回来的。”隔了一会儿，我又故意岔开话头儿问老太太：“世芳最近没有来信吗？”老人家叹了口气说：“倒是来过一封信，在他家手里呐，你去看看吧，她也正在那儿着急呢。都到了年根儿底下了，家里又有个月子人，是好是歹也得奔家呀，这孩子也太不象话啦！”听着老人数落已然作古的世芳，我心里替他觉着委屈，但又不便直说事实的真相，只得劝解说：“您就放心吧，世芳不是不顾家的人。天不早了，您也该歇着啦，您应当好好休息，最好多睡一会儿，明天晚点儿起。”我这样说的目的是想让他们尽可能晚一点儿得知那个不幸的消息，其实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办法而已。
    我们辞别了老两口儿，又到后院去看姚宝琏。我们叫开屋门后，看见她正抱着孩子哄孩子睡觉呢。宝琏见是我们来了，而且又是在这么晚的时候，心里就嘀咕开了，两眼直瞪瞪地打量我们半天，没等我们开口就冲着我问：“盛长，世芳是不是死啦？”这一问可来得太突然了，使我一时不知所措，但又很快地平衡住自己的情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说：“这是什么话，你怎么尽瞎猜呀？”宝琏说：“不是我胡猜，你们看看他来的这是什么信？”说着，她顺手掏出一封信，指着上面的字说：“你们看看，他信上写着‘我这次在上海没唱好，也没挣着钱，心里很不安，我没脸回北京了，还不如死了好呐！'你们听听，他写的都是什么话？他这不是抽风吗？这哪儿是信呐，简直就跟绝命书一样！”我马上解劝说：“这是因为他心情不好才这么写的，你想你是谁他是谁，他心里是喜是忧能不原原本本地跟你说吗？你也别胡思乱想的。”她接着说：“我这几天总是这么心慌意乱的，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儿啦？”我们说：“不会吧，再说哪儿还有好多人呐，有张盛利师兄，耿世忠师兄，他们谁能不照顾他。我们算计着，他可能晚回来几天，头春节能到家。”
    宝琏听了我们的话，默默地点了点头，又情不自禁地抽泣起来：“不是我胡猜乱想，他这个人的脾气禀性我最清楚，他人老实，心眼儿小，遇事想不开。自打我们结婚以后，我总不放心他一个人出门儿。这次，他非要去上海不可，我拗不过他，只好随他去了。可这一去就这么多日子。眼看要过年了，我是活不见人死不见鬼，偏偏见了这么封丧气的信！你们说这能叫平安家信吗？啊？”我听了她这番话，觉得她似乎已经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为了引导她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有思想准备，就大着胆儿试探着开导她说：“据我们看不会有什么事，即便他真的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你也得替他捏着点儿。你们这家子上有老下有小，能不能把逆事办顺了，可就全看你一个人儿啦。得了，大年下的，你也别哭哭啼啼的了，有什么过不去的；还有我们这么多人兜着呐，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她听了我这些解劝的话，两眼直勾勾的，似乎悟出了点什么，可又象没听出话里有话似的，所以才说：“好吧，我听你们的，打起精神儿过日子。可是无论怎么说，我这心里总是闷得慌。”说着话又抽泣起来。
    我们看她哭得那样，心里更不是个滋味儿，如果再继续坐下去，我们也非得陪她哭出来不可。适可而止，我们急忙起身出了屋门。原本不打算再惊动李老先生，可老人家心事重重根本没睡，反而又把我们让进屋里说话儿。看着两位老人那忧心忡忡的神态，我们也不忍心就离去，只好陪着他们说了一宿的话，直到黎明时分再告辞回家。
    李子健先生把我们送出大门，我鼓了鼓勇气悄悄地对老人家说：“您万一从报纸上见着什么，千万可要沉着。您是一家之主，得掌住舵呀！”李先生似乎已经会意了：“盛长、世啸，你们半夜里到我家来，决不是无缘无故的。况且你都回来三天了，到今儿才来，一定是有什么碍口的话。不要紧，有什么你就直说，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还能挺得住。”我一看老人那认真的样子，反倒后悔刚才的话说得过于直露了。于是又改口说：“我的意思是让您心里先打个谱儿。至于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还没打听出来。我们跟世芳是一块长起来的，他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如果不是自己人，我们也不敢半夜三更来家里看您。您可千万别多想。这几天您有什么事就找我们，我们随叫随到。”
    路上，我跟马世啸商量：“您说这事咱们该怎么办好呢？不说也不行，早晚得知道。”世啸点点头说：“是呀，纸里哪能包住火呢？这么着，咱回去先歇一会儿，吃了午饭咱还来顶着，万一出点什么事，咱们也好帮着料理料理。”我说：“好，就这么办！”
    我们哪还有心思睡觉哇，系在我们心上唯一的悬念是迎接那个既怕听到又想快些印证的不幸的信息，人的心情有时候多么矛盾呀？天近中午，报上果然披露了世芳遇难的消息，尽管我们早已有了思想准备，仍然不能平息内心的极度痛苦，憋了半天一夜的眼泪终于尽情地流淌出来。家里人为我们做好了饭菜摆在桌上，我们一口也吃不下。我们惦记着李家的老少，生怕再发生新的意外，便又匆匆地去看他们。
    刚走进李家大门，就听见里面一家人恸哭的声音。我们冲进堂屋，只见姚宝琏抱着孩子直往桌上撞头，两位老人拉也拉不住，再说两位老人自己也支持不住了。如果我们再晚来一步，只怕还会出事呢。经过我们多方解劝，好不容易才勉强止住了他们的恸哭。李子健先生只是一个劲儿喃喃地重复着一句话：“往后我们可怎么办哪？”我们只好安慰他说：“您甭着急，车到山前自有路。天塌下来有我们大家顶着，您只管保重身体就是了。”
    北京国剧公会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到李家来慰问。之后我们便陪着李子健先生一起到中国航空公司交涉。接待我们的是我原来熟识的一位副经理，他先向我们介绍了飞机失事的经过，然后要我们听候通知与公司一起到肇事现场去辨认尸体。
    我们给在上海的张盛利师兄拍了封电报，要求他代表家属去青岛去辨认尸体。因为世芳从上海动身时，是盛利师兄送他上的飞机，知道他穿的是什么衣服。
    过了两天，我们又去航空公司洽谈善后如何处理的问题。不料这家公司竟推诿说，“你们的家属遇难，我们也很难过。至于善后的事宜嘛，这要看我们与保险公司交涉的结果而定。如果保险公司赔偿的款项多，我们可以酌情考虑给你们一点抚恤金，反之，如果赔偿得少，连我们公司的损失都弥补不上，那我们可就 无能为力了。”我听了他这番毫不负责的话非常气愤，当即驳斥他说：“这象话吗？飞机失事，责任在你们航空公司，为什么推给保险公司呢？这不行！”那人冷笑一声说：“不行又怎么样呢？反正这也不是我们故意造成的事故。你们找我们，我们又能去找谁呢？”
    航空公司的蛮横无理，激起了北京梨园界的强烈义愤，许多演员找到国剧公会，要求以公众的名义投书报纸，公开抗议中国航空公司草菅人命的行为。与此同时，我们觉得有必要急于办成两件事：一是马上举行规模盛大的公祭仪式，在社会上造成强大的舆论，以进一步向航空公司施加压力；一是由京剧公会与富连成社同学联合发起一次义演活动，以解决李家的燃眉之急。
    事情决定下来之后，立即分头行动。不久，便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了公祭大会，在京的京剧演员，富连成社、荣春社、鸣春社等科班的师生多人参加了公祭仪式。会上，我以沉痛的心情致了悼词，然后向遗体告别。其实，哪还有什么遗体呀？只不过是由张盛利师兄由飞机残骸旁拣回来的一块夹大衣角儿。人们看着装在盒子里的世芳生前穿着的这块烧焦了的衣角儿，各个泣不成声，大家呼唤着世芳的名字，痛惜一位天才演员的夭折。那情景，至今想起来还令人难过。
    据张盛利师兄介绍，世芳在离开上海的时候，情绪空前低落，流露出与老同学们难舍难分的离愁别绪。彼时，盛利师兄只认为是由于他这次在上海失利而形成的郁闷心理，而万没有料到那竟是他们的永诀！
    其实，他得到的那张飞机票并非在航空公司买到的，彼时北上的机票早已售光。这张票原是杨宝森先生买的（一共两张），准备同夫人一起回北京的。后因杨夫人身体不适而转让给了马富禄夫妇。世芳回京心切，特地找到马富禄央求说：“三大爷，家里总来电报催我回去，您就把飞机票让给我吧！”马富禄师兄本来不愿出让，何况世芳又不是要两张。可自己是长辈，只好勉强把其中一张票让给了世芳，另一张也出让给了别人。谁成想，正是这几经辗转的飞机票，竟然送了世芳的命！
    开过公祭大会不久，我们又举行了两场义演。参加演出的有尚小云、荀慧生、杨宝森、陈少霖等许多人。
    彼时，社会上很多人纷纷表示要捐款给世芳的家属。公会考虑与其依靠社会的捐助，莫如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便代表李家婉言谢绝了人们的盛情。
    梅先生在上海听到噩耗，更始悲恸欲绝，连戏都没心思唱了，一想起世芳的音容笑貌，就禁不住暗自落泪。他特地给北京拍了唁电，对自己苦心栽培的这位大有希望的继承人的先逝，表示沉痛的哀悼。
    过了一段时间，梅先生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便亲自出头发起在更新戏院（即中国戏院）演出三场义务戏。参加义演的除梅先生本人和弟子言慧珠及李玉茹、白玉薇、李玉芝等人外，还有当时正在上海演戏的李少春、高盛麟与我们爷氏三兄弟等多人。记得当时演出的戏码儿有梅先生主演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李少春（武松）、盛章（武大郎）、盛兰（西门庆）、李玉茹（潘金莲）和我（何九叔）等合演的《武松》；另外还有一出群戏《大溪皇庄》，高盛麟扮演楮彪。
    京、沪两地的观众们为了表示对世芳的痛惜与哀悼，慷慨解囊，争相购买价格昂贵的义务戏票。所有参加义演的演职员也一律不取分文。大家出于求危扶困的良好愿望，筹集了这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目的无非是帮助死者家属渡过难关。李子健先生对大家的一片盛情非常感激，曾亲自带领身穿重孝的世芳遗孀姚宝琏，冒着凛冽的寒风和漫天的大雪，挨门挨户地去向各位热心的同行们磕头道谢。可是，事过几十年后我才大出意外地得知：死者家属并没见到这笔巨款！究竟是谁从中渔利，至今还是个谜。这真是人心难测呀，倘若这种人还有半点人的气味儿的话，也不能昧着良心中饱这些张张沾着血泪的钞票啊！真不知道做了亏心事的其人事后作何感想？！
    我和世芳自幼交好，情同手足，每忆儿时我们朝夕相处同台献艺的往事，心里都非常难过。世芳为人忠厚朴实，性情温和善良，不仅在艺术上追随梅先生，而且在品格上也颇具乃师的风度。这位“小梅兰芳”的前途本来是不可限量的，万没想到他死得会这么凄惨。现在想起来，我仍然认为他的蒙难是京剧事业的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