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根深叶茂 人才辈出（4-7）

    马连昆

    马连昆，原名家元，字佩如，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生人，系马连良的本家兄弟。十二岁时经马西园老人介绍入喜连成科班学花脸。他天资很好，接受能力强，学戏的速度很快，不仅学会了许多铜锤和架子花脸应工的戏，而且通晓文武场面，既能打鼓，又会操琴。本来是位很有前途的演员，但由于他性情高傲欠修养，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致使自己在事业上未能大显身手，想起来实在是很可惜的。
    连昆师兄早已作古了，作为他的师弟，我似乎不应当在他身后品头论足。但是我却觉得从他的失败中可以引出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对我们每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不是没有裨益的。所以，我才斗胆把他的一些往事追述于后，以为前车之鉴。
    连昆师兄幼时学戏很用功，从不贪图走捷径，他会得多，记得牢，但同时却滋长了骄傲情绪，加上本人的脾气较古怪，所以出科后很难与同行们协调地合作，往往因为对别人的苛求而把彼此的关系弄僵，同时把事情搞乱。
    他在与别人同台演戏时，不容许别人出错儿，倘若哪个演员因一时疏忽出了点漏儿，他不是想方设法补救过来，时候再耐心地帮助人家，相反地，却认为人家不学无术，不能容忍，非要当场把人家的错误抖落出来不可。这样一来，整台戏必然乱套。我们戏班里管这种行为叫做“开搅”。例如，有一次演《甘露寺》，连昆师兄扮演孙权，有场戏他先唱一句“闷帘儿倒板”，接着四龙套手拿荷包枪引贾华上场站一字儿，然后孙权才上场。按照我们科班的演法，孙权上场时应当打“急急风”，可是那天打鼓的那位鼓佬打了个“阴锣儿”（其实也有这样打的），连昆师兄一听，气就来了，他心想：“你会不会呀？怎么给我开了个虎形上场的点子呀？好咧，我今儿非寒碜寒碜你不可！”想到这儿，他一出场就趴下了，嘴里学着老虎的声音"噢儿噢儿"地叫唤着，四条腿儿爬着往台口挪。观众先是一惊，怎么孙权爬着上场呀？继而明白了他的用意，便哈哈大笑起来，有的观众还叫起了邪好，台底下乱成了一团。这场“相亲”再也没法唱下去了。
    还有一次在天津演《群英会》，他演黄盖，演周瑜的演员因一时思想不集中，把“太史慈听令”错念成“黄公覆听令”，连昆师兄一听，心想：嘿，这是哪个科班教出来的学生？不会的活儿你就敢应？我让你下不来台！当时，他一弹髯口，叫起了“嘣登仓”，用手一指太史慈，鼻子里哼着“嗯--！”他这一来，舞台上所以的演员都笑了，台下就更乱了，这场戏让他搅的也没法演下去了。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本来问题并不是出在他身上，然而却因他自负其能，心胸狭窄，缺乏整体观念，不能宽以待人，往往把事情弄得更糟，而自己也变成了直接责任者了。
    连昆师兄的缺点使他的事业受到很大的影响，虽然他也曾先后短期搭过郝寿臣、高庆奎和王少楼等先生的戏班，但都没有干长。一般的戏班不敢邀请他，怕他在台上开搅，闹出稀奇古怪的笑话来。有这样一个例子，早年的戏班里有这么个惯例：如果上座不好，经励科可根据收入情况打折发放演员的戏粉儿，我们管这叫“打厘”。有时经励科的人们捣鬼，借口打厘故意克扣演员们的工资。连昆师兄性格刚烈，对经励科的这类行为切齿痛恨。但是他从不正面与他们冲突，而是采取玩世不恭的办法以示对经励科的嘲弄与反抗。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先问跟包：“今天开多少戏份儿？”如果跟包的回答他“打了七厘”，他一句话不说，坐下来抄起彩笔勾个小脸谱，面积为整个脸的十分之七。假如打五厘，那就勾面积一半的脸谱。脸谱的图案不变，勾得也决不马虎，只是比正常的面积小一号儿。他的理由是：给多大戏份儿就勾多大的脸。许你不开全份儿的钱，就许我不勾全份儿的脸。其实，他这种作法也是消极的，除了影响整台戏的演出和破坏与同行们的合作关系外，并不能根除私人班社中传统的弊病。
    连昆师兄本身条件很好，唱念做舞无一不佳，但是就因为他爱开搅的毛病，谁也不愿用他，就连连良师兄都不得不从自己的科班里辞掉他。他一生很不得志，老境更是凄凉，以致不得不靠票友们凑些生活费给他勉强度日。从这位师兄身上应当引出的教训是：无论本身有多么高超的技艺，也必须讲究戏德，否则难免要碰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