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根深叶茂 人才辈出（4-9）

    （三）“富”字班

茹富兰

    茹富兰，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的祖父茹莱卿和父亲茹锡九都是武生演员。他既是我的师兄，又是我的姐丈。
    富兰入富连成科班后，先是跟萧长华及萧连芳师兄学小生，后因一度嗓音失润，家父又令他改习武生。他家学渊源，自小就砸下了坚实的武功底子，本人又极刻苦，所以练就了一身方方正正的技艺。他的一招一式都有准地方，功架优美，四面受看。他能戏很多。《夜奔》、《探庄》、《挑滑车》、《艳阳楼》、《铁笼山》、《状元印》、《战濮阳》、《别母乱箭》等戏都很拿手，颇有杨（小楼）派风范。
    他的武小生戏最为精采，周瑜、吕布、李存孝等角色演得活灵活现。他从不单纯卖弄技巧，而是从剧情和人物性格出发，运用传统程式刻画人物。如演《群英会》里周瑜有蒋干饮酒的那场戏，富兰要表演一套佯装酒醉舞剑的动作，他不是单纯地亮他的剑术，而是紧紧把握住彼时周瑜的心理变化，一边舞剑一边睨视蒋干，人物的一招一式都好象是在对前来刺探军情的曹营谋士蒋子翼的威慑与警告，那一嗔一怒一视一笑，真把个周瑜演活了。
    富兰能把戏演到如此程度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是深达一千多度的近视眼患者。平日，他总戴着托人从德国配制的一副蔡斯眼镜，两个镜片特别厚，人们都说象对瓶子底儿。一旦摘下眼镜，他就什么也看不清了，走在街上不敢迈大步，更不要说横穿马路了。然而就是这么一双眼睛，他硬是能上台演戏，不光能演文戏，还能演打出手儿的武戏。例如，他演《长坂坡》中的赵云，有场戏是赵云杀了曹营的一员大将得了一把宝剑，他拿起这把宝剑后，在“仓、仓、仓”三锣里，把宝剑从剑鞘里掂出去，紧接着一个鹞子翻身，还要接住它。这个技巧，就是好眼神的演员也不容易练好，可他这位大近视眼却从没有一次演砸过。又如他演《战濮阳》中的吕布，有与武花脸典韦有繁重的武打场子。先后傍过他演典韦的演员有方连元、张连庭、韩富信、韩盛信等人，无论跟哪位合作，他都能打得严丝合缝，决无洒汤漏水之处。能达到这种地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吕布手使的兵器不是枪而是戟，也带翅儿。两个人对打起来，尺寸稍微差一点，就非勾上不可。
    富兰能在台上取得好成绩，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他所获得的每一声喝彩，都是用无数辛勤的汗水换取来的。他每换一个剧场演出，事先都要到台上用步子丈量一下它的长短深浅，以便根据台的大小规定自己应当迈几步到台口、又迈多少步归座儿，开打的位置在哪儿，下场走什么路线等等。总之，他要比别的演员付出更多的心血才能确保演出的顺利。
    富兰为人很规矩，坐科七年从没犯过任何一点错儿，是全科班唯一一名自始至终没挨过一下打的好学生。我父亲非常喜爱他，所以后来把我大姐许给了他。
    他出科后，先后搭过马连良、梅兰芳、尚小云、李盛藻等人的戏班。常常是在前面单挑一出武生戏，后面再配演一个小生角色。三哥盛章、四哥盛兰都跟他同台合作过，大家都很佩服他。
    北京达仁堂药铺东家乐松生活最爱看他的戏，也跟他学过戏，两个人走得很近。后来索性由乐松生的父亲每月补贴富兰生活费，他由此便不指着唱戏吃饭了。旧社会有句流传在艺人们嘴上的一句话：搭班的事是一赶三不买、一赶三不卖。意思就是说谁要是上赶着搭班儿，必定拿不到大份儿。富兰因为有了乐家撑腰，就不在乎搭班的事了，所以他的价码比一般人都高，一般的剧团用不起他。从中年起，他就很少登台了。后来，先后到上海、东北、武汉等地教过戏。后来，受聘任教于中国戏曲学校，兼教小生与武生。
    跟他学过戏的有我四哥盛兰，他的儿子茹元俊、茹绍荃，还有张春孝、李光、俞大陆等多人。

谭富英

    谭富英，祖籍湖北江夏（今武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生于北京。他是京剧一代宗师谭鑫培之嫡孙，著名须生谭小培之子。他既是我的师兄，又是我的内兄（我爱人谭秀英是他的三妹）。
    出身于梨园世家的谭富英，儿时在家即跟长辈习学谭门本派戏。他九岁时，谭鑫培老先生觉得只让他在自家学戏，怕是很难成材，必须把他送到科班里正规地学上几年才成。究竟送到哪个科班好呢？谭老先生盘算来盘算去觉得还是送到富连成最合适。一则他信服我父亲的为人，二则他也亲眼看到这个科班确实培养出了一批批有希望的后生。决心下定后，他便让小培先生到我家有家父面谈此事。他们老哥儿俩是小荣椿科班的同学，彼此间不讲什么客套。我父亲得知他的来意后，当面坦率地拒绝了他：“你家的孩子养得很娇，恐怕吃不了科班里的苦。自打富连升科班创立那天，我们就立下一个章程：只收穷苦人家的孩子，不收名演员家的子弟。况且谭老先生是杂咱们梨园界的一代宗师，怹比科班里老师们会的多，孩子在家学比到科班更好。”
    谭小培先生回家把谈话经过向谭老先生回复以后，老先生仍然不肯罢休，索性让小培先生把家父请到谭家当面洽谈。家父是晚辈人，怎好不去呢。到了谭家以后，老先生开门见山地说：“春善呐，今儿个叫你来的是什么事你也知道，一句话，我要把孙子送到你的科班去。”我父亲回答说：“您的心气儿我明白，不过科班里规矩大，我怕……”没等我父亲把话说完，谭老先生就接过去说：“这我都知道，科班里是苦，吃的没家里好，行动不自由，还要挨打，一句话，象坐大狱。可是不管多么严，我是一定要把孩子交给你，不然将来怎么能成名呀？”家父再三推辞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好答应下来，他说：“既然您非要这么办，我也只好依了您。不过，咱爷儿俩丑话儿说在头里，得定个约法三章，是这么着我让他进科班，不是这么着，我还是不能收。”谭老先生点点头说：“好，你说吧，我听着。”我父亲说：“一，对他的待遇，跟别的学生一样，决不特殊照顾；二，不能经常去看他，也不能随便回家；三，按科班的规矩，他够什么材料学什么行当，不能挑不能拣。”谭老先生听完之后满面笑容地高声说：“好！我件件依从！我赞成你，不然怎么能出息人呢？哈哈哈哈。”
    就这样，谭老先生给我父亲李了字据，正式把谭富英送进了富连成社。
    富英入科之后，编进小富字班，跟其他学生一样睡通铺、吃官中饭，毫无特殊之处。因为他有一条天赋的好嗓子，我父亲和萧长华先生都主张他学老生。先后向他授艺的有家父、萧先生、蔡荣贵和刘喜春先生以及王喜秀、雷喜福等。两年之后，富英开始随师兄们在广和楼演出，经常上演《武家坡》、《桑园会》、《二进宫》一类的唱工戏，颇得观众们赏识，渐渐成了主力演员之一。因为他有坚实的武功底子，后来又经常贴演一些文武兼备唱做并重的靠把老生戏，如《定军山·阳平关》、《战太平》等，他都演得驾轻就熟，毫不吃力，唱则淋漓酣畅，一气贯通，打则敏捷火炽，严丝合缝。
    富英于1922年出科后，拜在余叔岩先生名下深造，成了余的入室弟子。此后，他凭借个人天赋条件之优越，在继承老谭派和余派声腔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唱法，世称“新谭派”。三十年代，与马连良、杨宝森、奚啸伯并列为“四大须生”。
    富英自小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为人极其忠厚老实，平素规行矩步，不苟言笑，对长辈尤其谦恭尊敬。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到东安市场吉祥戏院看系，那时他正搭尚小云先生的戏班，已经很有名气了。那天的戏码是尚先生的大轴《摩登伽女》，富英在前边与马连昆师兄合演《捉放宿店》。散戏之后，我们到后台去看他们，富英见师父来了心里很高兴，马上搬过一张椅子让我父亲坐下，并且亲自沏了茶给我父亲斟上，然后垂手侍立站在一旁说：“师父，您看我今儿这出唱得有什么毛病？您给我说说。”家父高兴地说：“唱得不错呀，既有你们谭家的味道，又有咱们科班的东西，挺好的。不过，你的话白还得练，忽高忽低的不受听。”富英听了以后连连点头说：“是，您说的对，我是得好好练练白口。”这件小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富英待人是非常谦和的。
    解放后，富英参加了北京京剧团，跟马连良、裘盛戎等师兄及张君秋等人合作得非常好。他不争名不夺利，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于1957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传人有王琴生、高宝贤、马长礼、殷宝忠、孙岳、施雪怀等人。其长子谭元寿在艺术上亦宗法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