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梨园世家话一叶（Ⅱ-12）
我们的业余生活
从上面叙述的情况看，我们这些坐科学艺的学生每天从早到晚是很紧张的，根本的任务是学戏，还要兼带参加营业演出。没有派上戏的，就留在科班练功学戏；派上演出的，演完了戏回科班以后也不能马上睡觉，还要排戏，有时要排到夜间一、两点钟才停下来就寝。学生们的负担是很重的，很少有“自由活动”的时间。
顺便说一下，那时科班里没有文化课，我父亲为了让学生们增长一点历史知识，给大家买了许多套木版的小人书儿，如《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西游记》等，这对我们演戏是有帮助的。到了我大哥龙章继任社长后，才请了一位傅佩芝先生教国语，还请了一位曹心泉先生教昆曲，至于历史课，我们学的不是教科书上的正史，而是由教戏的老师根据所教的剧目讲解与其有关的历史故事。譬如说，萧老教学生们三国戏，就随便讲一些《三国志》或《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如此而已。所以说，当时的科班是忽视文化的，而忽视文化，对学生们艺术修养的提高也是不利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与办学人本身文化水平的局限。
尽管学生们是那么劳累，但由于年龄小，精力旺盛，总还是能挤出点时间玩一玩的。回忆起来，那时我们所有的游戏也无不围绕着一个“戏”字。
练字：我们练习毛笔小楷字，临的不是什么名家的碑帖，而是抄剧本。当时的剧本都写在中式帐本上，这种帐本是蓝布面儿，毛头纸里儿，上面有竖行的红格儿。开始练字的时候先抄“单头”（即每个角色的单人台词儿），后抄“总讲”（即全剧内容）。这样做，一方面练了字，一方面也可帮助记忆戏文。
做手工，我们每个人的床头上都有一只小木头箱子，本来是让盛些衣服鞋袜用的。后来学生门在没事的时候，就自动做些个小兵器（即刀枪把子），开始做些简单的刀哇、枪呃，渐渐地由简单而复杂，凡是台上使用的把子都摸索着做，什么青龙刀、丈八茅、方天化戟、护手双钩、大梢子小梢子、甩头一子、弩弓、袖箭、七节鞭、三节棍，甚至连龙套打的标子旗都做。
后来，越做越全，索性在木箱的上半截开辟了一个小舞台，而且还安上了干电池和小灯泡儿，高兴的时候把箱子盖儿一打，彩灯一亮，嗬，可好看呐，只见小小的天地间竟出现一座威严的军帐：正面挂着绣有“三军司命”字样的大帐，上面挂着尚方宝剑，大帐下有小公案桌，桌后有把小椅子，挂着桌围椅披，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令箭、印信、惊堂木。一切都跟戏台上的一样，只不过是缩小了的模型。
也有的学生喜欢拜佛，就在自己的小箱子里做个小佛堂，里面有佛爷龛，供上祖师爷，五圣爷，佛爷桌子上摆上香炉，蜡扦儿，四周围旗、锣、伞、扇、金瓜、玉斧、朝天镫俱全。这些小模型大部分是用木头雕成，砂纸打光，然后着上不同的颜色，很精致，看上去跟真的一样。
画脸谱：为了掌握勾脸的本领，有的学生还喜欢在纸上画脸谱，开始先画一般的，如张飞、焦赞、项羽、包拯、姚期、马谡，渐渐地画些复杂的，如歪脸（郑子明）、尖嘴儿（李元霸、雷公），猴脸及碎脸等。
画布景，在后来演彩头戏时，有的学生对绘制布景产生了兴趣，于是也如法炮制，在小箱子里增加了一些景片，画上山、水、日月星辰，楼台殿阁等图形，用彩灯一打，颇有点意思。
装矿石收音机：有的学生对无线电感兴趣，于是就用平日积攒下来的钱，买些简单的零件，摸索着攒个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攒好以后，戴上耳机子听电台的广播节目，主要也是听京戏。
总之，我们的一切游戏都离不开一个“戏”字。这是因为我们从小接触的只有戏，而对外界的事物是一无所知的。
尚小云先生对我的教育
我十四岁那年（1935年）春天，已经出科仍在科班效力的主要演员李盛藻师兄，接受了上海某戏院的邀请，带着联络人兼管事王连平，演员陈盛荪、刘盛莲、杨盛春、孙盛文等师兄们自组一班去了上海，一时使广和楼的营业大受影响。因为彼时盛字班师兄是演出的主力，我们世字班的学生一则年龄小，二则还没出科，虽然每天也参加演出，但只能给他们垫垫场，还没达到能独立挑大梁的地步，虽然尚有三哥盛章和骆连翔、袁世海等师兄支撑，但上座率已不复如前了。
为人狭义豪爽的尚小云先生，看到这种情况，自动到科班来找我大哥，慷慨地表示要助富连成一臂之力，即为我们排演新戏以挽回营业不振的局面。尚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另一个原因是看到我们世字班的学生中确实有些可造就的人才，象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阎世善等人，他都非常喜爱。
尚先生如此见义勇为，当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了。于是，就由他教我们排起新戏来。我记得尚先生给我们排的第一个戏是《天河配》，我演牛郎，李世芳演织女，毛世来、阎世善等演仙女，沙世鑫演牛郎之兄，詹世辅演牛郎之嫂。这个应时当令的戏，一经演出很受观众的欢迎，特别是买了一头真牛牵着上台，还有一场跳七巧灯，更引起人们的兴趣。
接着，尚先生又给我们排了第二出戏《红绡》（即《昆仑剑侠传》），袁世海演昆仑奴，李世芳演红绡，迟世恭演郭子仪（有时沙世鑫演），我演崔芸（大嗓小生）。这出戏里也有一场跳灯，但与《天河配》中的跳灯不同，是跳莲花灯。演出以后也很受欢迎。
排演了这两出戏后，我们的劲头足了，尚先生自己也很高兴，于是一鼓作气，又给我们排了《娟娟》（《马武招亲》）和《金瓶女》。在《金瓶女》里，李世芳演金瓶女，我演金潜元（还是大嗓小生），袁世海演开黑店的班虎。在排练中，尚先生给我安上了许多优美的舞蹈动作：甩甩发、跑圆场、抢背、屁股坐子等。其间，有件事情是我终生难忘的。
尚先生给我们排戏的地方是自己的家里，彼时他住在椿树二条。我们到尚先生那儿都是每天晚上练功排戏或是演出之后才去。有天晚上，我在科班里拿手绢包好了甩发，水纱网子，就跟同学们一块去尚先生家了。那天正赶上我闹肚子，走到梁家园时，急于要大便，于是我就让同学们先走一步，自己到公共厕所去大便。大便之后匆匆忙忙就跑到了尚先生家。我一进门，看见尚先生正在给世芳说戏，尚先生见我来了，就叫我到院里先去练甩发，这时候我顺手往腰里一摸，哎呦！包儿没啦？我知道尚先生脾气大，当时也不敢言语，心慌意乱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尚先生看我神色不对，就问我：“为什么不练？”我才说：“我的包儿丢了！”“丢哪儿啦？”“可能是我刚才解手儿的时候丢在厕所的墙头上啦。”“还不快去找！”我一听这话，撒鸭子就跑到了梁家园，幸好是晚上，那个手巾包，原封没动还在厕所墙头上放着呐。我赶紧拿在手里，一口气跑了回去，告诉尚先生：“找着啦！”尚先生当时只沉着脸“嗯”了一声，往下什么话也没说，用手一指院子我就明白了，是让我练去。我心里有愧，练得格外认真。等我按要求都练完之后，尚先生把我叫到跟前说：“你做官怎么把印都丢了？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吗？看起来你学戏心不诚啊，趴到板凳上去！”我一听，这是要打我，打就打吧，谁让自己不精心呢，尚先生重重地打了我六板儿以后，看样子心里也很难过。我一看，很受感动，急忙说：“您也别难过，今天是我错了，该打，您打得对！”这一天，尚先生例外地留我们几个人吃了夜宵，临走时，尚先生还特意拿出两块现大洋给我，我下没敢接，忙说：“不！不！是我犯了错儿，您打得对。您怎么还给我钱呢？”尚先生慈爱地对我说：“五弟（尚家与我家是老世交，尚先生与我论平辈）没别的意思，主要是为给你安安疼，这两块钱你不要乱花，留着作个纪念吧！……”我听了这番话，当时都快哭出声来啦，在场的同学们也无不为尚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
这件事已经过去快五十年了，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它对我的教育太深刻了。我从尚先生身上，看到了一位艺术家的高尚品德，懂得了一个人要忠于自己的事业。
不懂科学贻害匪浅 我在科班坐科七年，学的戏可真不少，大约总共得有二百多出。不光学了文戏，也学了武戏，唱做念打各功，都是经好多老师教的，可以说基础砸得比较磁实，完全有希望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主要演员。但是，由于当时的科班不懂得用科学的方法训练学生，尤其是对学生们在青春期生理发育的规律不甚了了，所以往往对于处在变声期的嗓子，非但不注意采取正确的措施加以保护，反而误认为谁的嗓子变粗了，就是因为生活上不规矩造成的。为了让这些学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不给他们留一点分心的余地，所以不但不让他们休息，反倒加重他们的唱工，也就是说越唱不出来的越要唱，而且要多唱，本来唱一出就成了，到了变声期，就非让他们唱两出、三出不可。殊不知，这样一来的结果，只能把许多本来天赋极好的学生给糟蹋了。仅以与我同时学艺的世字班的老生为例，刘世勋、王世续、沙世鑫、俞世龙、姚世茹、迟世恭和我共七个人，没有一个人保住了原来的好嗓子，其中迟世恭因为没有过分劳累过，所以保住了多半条嗓子，以后还能唱正工老生戏；姚世茹则因唱不了老生而改演武生戏，渐渐地挤成了个“左嗓子”（只是尖、高而不宽厚，也没有韵味），刘世勋本来嗓子又宽又亮，擅演“三斩一碰”、《四郎探母》一类的重头安工老生戏，后来竟然没有变过声来，一点也唱不了了；我本人也深受其害，保住了半条嗓子。按我们习惯的说法，我们这些人都是“倒仓倒苦了”。
我的嗓子是怎么坏的呢？上面也谈过，盛字班一部分师兄离社以后，我们世字班的学生不能不顶上去成为广和楼演出的主力。我每天都要参加演出，有时甚至每天要连演两场至三场。不仅演《四进士》、《火牛阵》、《清官册》、《一捧雪》一类以做工为主唱工为辅的戏，而且也演《上天台》、《斩黄袍》、《辕门斩子》以及《碰碑》一类的重头唱工戏。这样一直唱到十六岁，即唱到快出科的前夕。彼时，我的变声期到了，本来应当少唱或不唱，等变声期安全渡过之后再逐渐恢复演唱，可是，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老师和我的哥哥们坚决不准我休息，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唱下去。当时，我正在演《战太平》这出唱打并重的文武老生戏，开始并不觉得吃力，渐渐地，由于嗓子起了变化，觉得力不从心了。老师看我唱整出费劲就让我唱半出，后来连半出也唱不下来了，就又让我唱后边一折。最后连那句“头戴着紫金盔齐眉盖顶”的导板也唱不出来了，这才不让我唱了。不唱《战太平》并不等于让我休息，还得唱《长坂坡》、《恶虎村》和《落马湖》一类的武生戏，结果，把我的声带生生地唱坏了！我哥哥们看我实在唱不了啦，就又让我跟苏连汉师兄学以功架为主的红生戏，我一连学了《古城会》、《白马坡》和《水淹七军》三出关羽戏以后，我哥哥又领着我找到了李洪春先生，李先生答应再为我说《单刀会》、《扫松下书》和《追韩信》等戏，后因临近毕业，演出又忙，而没有学成。
本来在正常的情况下，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能顺利地渡过变声期，可是由于这样一折腾，无形中延长了变声期的时间。过了变声期以后，虽然我的嗓子慢慢有了一些好转，但毕竟不如先前了，由此决定了我此后只能辅佐别人而不能独立挑班为大梁。
由上可见，科班里的老先生本来是想把学生培养得更好，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知识，竟然好心办坏事，致使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毁掉了作为演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好嗓子。综观我们科班各班，象谭富英、叶盛兰那样保住好嗓子的人是寥寥无几，大部分人都没能保住。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到结婚后才有所知晓。我岳父谭小培先生曾经跟我说，谭富英的嗓子所以没坏，是因为他在变声的时候，我岳父不准他用高调门儿吊嗓子，但也不停止他吊嗓练唱工，而是让他用低调门儿的胡琴吊嗓，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保持声音的圆润，不致因为声嘶力竭而把声带唱坏或唱成左嗓子。事实证明，他这种指导方法是符合科学规律的。我听了后，也开始用这种方法锻炼自己已经倒仓了的嗓子，同时请大夫治疗，终于使嗓子有了一些好转，但由于声带过厚，以当时的医术水平也无法根治，这是使我终生觉得遗憾的事情。
现在的情形不同了，由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如今艺术院校在对学生进行声乐训练时，都采用了科学的教学方法，这是值得庆幸的事。如果我们那些老前辈早就认识正确对待变声期的问题，那么该有多少优秀的京剧艺术人才相继托颖而出而不致半途而废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