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梨园世家话一叶（Ⅱ-17）

    从挑班到当班底

    我自出科后，一直跟着三哥领衔的富连成大班，先后在北京（当时叫北平）及外地演出。因为这个戏班阵容整齐，剧目精彩，很受各地观众欢迎，营业状况良好。我们大班所有的成员，除按科班规定领取应得的报酬外，还以余款资助小班。
    华乐戏院失火以后，科班的实力大衰。彼时，三哥、四哥和我因都已有了独立生活能力，况且终日忙于演出，无心参与科班事务，于是我们弟兄三人经过研究后，明确宣布从此无条件地退出富连成社，即放弃我们在科班的权益，公然声明今后科班盈亏与否，概与我三人无涉。从那时起，科班便主要由我大哥掌管，我二哥也负一定的责任。三哥虽然在经济上与科班划清了界线，但在事实上仍然尽着自己的一部分义务，他经常到科班去帮助我大哥料理一些事情，并亲自为元、韵两班学生授艺。 我四哥盛兰出科后，即被马连良师兄约到自己主持的扶风社里去演戏，后来，他还搭过章遏云的忠信社，间或与三哥短期联合演出。
    1943年，我三哥正式挑班，打出了“金升社”的旗号。我做为这个班社中的一名成员，曾随同三哥带领的一行人再度南下去上海演出，那次与我们合作的是张淑娴、张淑兰姐妹。 1944年夏天，我得了白喉病，住进了北大医院。恰巧在这个时候，青岛一家戏院派人到北京约金升社去演出。我三哥见我正在住院，不能随他去山东，所以临时约了李鸣盛顶替了我的活路，带他一起去了青岛。我病愈出院之后，见三哥一行人都已外出，只剩自己在北京，孤掌难鸣，无所事事，偶尔陪着四哥演上几场，也终非长久之计。况且，我从来也没搭过外人的班社，更不懂搭班的规矩。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我岳父谭小培先生对我说：“盛长，还得想法子演戏呀，不演戏怎么成？”我说：“三哥他们都走了，我跟谁演呀？”我岳父笑了笑接着说：“你三哥走了，你就不演戏啦？哪儿能离了拐棍儿走不了道儿哇！你从出科以后也陪着你三哥、四哥唱了这么几年了，也该自己闯荡闯荡啦！”我反问了一句：“怎么个闯荡法呀？”我岳父说：“得自己挑班挂头牌啦！”我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听了他老人家的这句话很觉意外：“挑头牌？我成吗？”我岳父说：“怎么不成？事在人为嘛，你看你三哥、四哥都能挑头牌了，你为什么不可以挑班呢？即使不能长期挑下去，也得短期挑些日子，往后人家再提起你来，也总会说你不光是陪着人家唱过，而且自己也挑过班儿，这样儿你将来就能站住脚啦。”我听了他这番话，觉得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毕竟是信心不足，而且也不知道这个班儿该怎么个挑法？我岳父见我面有难色，就大包大揽地说：“我替你想办法吧，这几天你要好好把戏熟悉熟悉，听我的信儿！”
    我岳父跟我谈过这件事以后，立即找到了原来给梅兰芳先生梳大头的韩佩亭先生，请他为我组班儿。韩先生很热心，为我邀集了青衣张玉英女士（中华戏校毕业生），花脸刘连荣师兄，丑角马富禄师兄，武生杨盛春师兄，老生哈宝山先生和铜锤郭元汾等人，这些位当时很出名的演员，全是冲着我岳父和韩先生以及我先父生前的面子而慨然答应帮助我的。我四哥盛兰，念及手足之情，也答应甘为我挂二牌。乐队里有白登云先生，杜奎三先生和马连贵师兄（即连良师兄之弟）。大家的心气儿是一个，都是想提携我这个初出茅庐、在艺术上还很幼稚的青年。
    经过一段短时间的筹备，终于在这年的阴历七月初贴出了我以头牌老生身份出演的广告，地点是前门外粮食店的中和戏院。第一天打泡的戏码很硬，是《群英会·借东风》，我在剧中先演鲁肃后演孔明，四哥盛兰演周瑜，刘连荣师兄演曹操，马富禄师兄演蒋干，杨盛春师兄演赵云，郭元汾演黄盖。这样的阵容是很坚实的，观众们也捧场，当天卖了个大满座。大家多很卖力气，把我这个主演给托起来了，我前面演得还可以，“借风”一场那一套“导板”、“回龙”、“原板”接“散板”的二黄唱腔，虽说没撒汤漏水，还得了几个彩，但我自己却着实感到有些吃力，远比不上连良师兄那么运用自如。第二天的戏码儿是张玉英的《女起解》、杨盛春的《金锁阵》和我与四哥合演的《八大锤·断臂说书》，我演王佐，四哥演陆文龙，马富禄串演乳娘。这出戏有大家保着，总算比较圆满地唱下来了。第三天正赶上七月七，我们演了三天应节戏《天河配》。再往后，我和四哥演了两天双出：一天是《借赵云》和《黄鹤楼》，一天是《九龙山》与《打侄上坟》。以下我们还准备演全部《火牛阵》，四哥还鼓励我与他再合演一出《激权激瑜》。可是，我岳父却当机立断要我就此打住见好就收。他所以这样主张，一是因为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总算把我的名誉提上去了，二是通过这段演出，感到我的嗓音条件确实达不到长期挑大梁的程度，与其勉强从事，莫如好自为之。总之，我一共挑了一个多星期的班，从效果上看还算是说得过去。
    这次短期挑班演出之后，我又闲下来了。这时，年事已高的家母自感体质衰弱，力不从心，不愿继续操劳大家庭中几十口人的种种家务，同时对我们兄弟姐妹各自前途的考虑，唯恐日后我们手足之间发生感情上的摩擦，故此主动明智地提出要为我们分家。说起来老人家最担心的是二哥和我的前途，因为大哥是富连成的社长，三哥四哥均已成名，他们三人的收入较多，今后的生活不致有什么困难。而二哥只是接替了唐宗成先生在科班里的职务，一面主持乐队，一面辅佐大哥，收入还不是很多的。至于我，刚出科没几年，挣钱不多，加之因倒仓而致嗓音欠佳，单独挑班是不可能的，何况我又是她最小的儿子，老人家就更想在有生之年为我创造一些条件，免得日后生活没有保障。
    基于以上的考虑，母亲先让我们各房分伙用饭，然后通过法院把房产按人头儿分给我们每人一份。海北寺八号的住宅分给了她自己和我，九号院儿分给了我三哥，其余的住房分给了别位兄弟姐妹。有的姐姐出嫁了，为了照顾我这个最小的弟弟，就把她应得的一份转赠给我，所以实际上对我是比较优惠的。总之，我们是在没有发生任何纠纷的情况下，心平气和地分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