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梨园世家话一叶（Ⅱ-18）

    分过家后的一段时间，我依然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只得在家里赋闲。因为嗓子总也没有明显的好转，渐渐有些心灰意冷，自以为这碗戏饭怕是吃不成了，所以产生了改行的念头。我岳父发觉了我这种颓唐的情绪，就批评我说：“你学了这么多年的戏，怎么能有改行的想法呢？老前辈们也有好多坏了嗓子以后照样成名的，你怎么就可以自暴自弃呢？常言说得好，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只要你肯下苦功夫，嗓子坏了说不定还能喊出来。”我一想他老人家说得也对，连良师兄也曾经倒苦了嗓子，可是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坚持喊嗓，即使三九天下着鹅毛大雪，他也迎着刺骨的寒风喊，结果硬是喊出一条清亮悦耳的好嗓子来，我不也应当效法连良师兄的精神吗？想通了之后，我也天天喊嗓子、练唱。那时给我操琴吊嗓的琴师是杜奎三、迟天镖和苏盛琴。同时我还三天两头到岳父家去学戏。谭小培先生待我特别好，每次都让我跟他的爱子谭富英同时吊嗓、同时学戏。记得他曾经一字一板地教我们唱《双狮图》，一边教一边为我们详细地讲解吐字发声的方法，例如，他曾经为我们讲过“逢入必短，逢上必滑”的道理和方法，也细致地为我们剖析过《搜孤救孤》、《打渔杀家》中主要唱段的演唱方法。
    不久，上海有人到北平约角儿，我岳父闻讯后立即对我说：“我看你不如先到上海闯荡闯荡，那里有很多好角儿，你去了一定能够长点能耐，不愁将来没有成功的一天。”我岳父的这番话，确实打动了我，使我坚实了从事艺术事业的信心。
    提起上海来北京约角儿的事，先要介绍一下上海大来公司的情况。大来公司是上海一个专门约角儿组织戏班儿安排演出的机构，它的董事长是一个大颜料商人，叫吴性裁，其他成员有他的内弟、卡尔登戏院经理周冀华，共舞台经理周剑星，黄金大戏院经理孙兰亭，还有一个叫汪其俊的等多人。这个公司的性质很象今天的演出公司，它专门邀请京角儿到上海各戏院去演出。彼时，这家公司派了一个叫马志忠的人带着他的管事刘铁林到北京来约角儿，我岳父设法找到了刘铁林，跟他谈了我想去上海演出的想法。刘铁林把这件事转告给马志忠，马志忠立即写了封信，请示在上海的吴性裁和周冀华。经吴、周两个人商量之后，同意我去。马志忠很快通知了我岳父，于是我岳父才带着我跟他见了面，领取了公司发给我的包银，准备出发到上海去。
    1945年夏天，我带着我妻子谭秀英和未满周岁的三女儿叶红珠，先坐火车到了天津，然后从塘沽搭了美琪号轮船到了上海。途中遇上了风浪，幸亏有几位热心的乘客多方照顾，才使我们安全地到达了彼岸。
    到上海后，我拿着马志忠开的介绍信到大来公司面见了吴性裁董事长，吴热情地接待了我之后，开诚布公地跟我说：“这次您一个人到上海来，也不能单独挑头牌演戏，我的意思是请您当我们大来公司的基本演员，我们公司下面的几个戏院，哪里需要老生，您就到哪里去演，您看怎么样？”我听他这么一说，当时就明白了，他这是让我当坐班的班底，无论他们约来哪一位挑头牌的名演员，都要由我们这些班底演员（一称底包）陪着演。我当时想，既然千里迢迢来到上海，总不能再回去，既来之则安之，当班底就当班底，从提高技艺和丰富舞台经验的角度考虑，这对我来说正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原来我跟三哥、四哥演戏，演的都是我们科班的戏，而这次到上海当班底，那就指不定陪着谁演了，这样可以使我开阔视野，拓展戏路，学到许多原来不会的本领。况且比我技艺高得多的裘盛戎、高盛麟等师兄都不以当班底为耻，我又有什么资格非要坚持唱角儿呢？经过慎重考虑，我欣然接受了吴性裁的安排，从此正式成为大来公司的一名基本演员了。
    我在上海安顿下来之后，首先陪着梅兰芳先生的得意高足、著名坤伶言慧珠在天蟾舞台演出。开始活儿不多，只在她演《奇双会》等少数几个剧目里有事，其余象《太真外传》、《洛神》等戏，就由宋遇春（老生、李洪春先生的弟子）、宋保罗（老生）和宋遇增（丑）三兄弟陪她演。我在没活儿时便到其它剧场观摩。当时，在上海演出的名角很多：大舞台有林树森先生，共舞台有赵如泉先生和郭玉昆先生，黄金大戏院有周信芳先生和高盛麟、裘盛戎两位师兄。能经常看这些先生们的戏，对我说来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日本投降以后，大来公司从东北约来著名演员唐韵笙先生在天蟾舞台演出，同时还约了武生张云溪，武丑张春华、老生胡少安、青衣李世芳和花旦毛世来等人与他合作。班底中除了我之外，还有小生高维廉、老生李宝奎、丑角艾世菊、花脸马世啸，以及李盛佐和中华戏校毕业生萧德寅等，在当时说来，都是小有名气的演员。这样的阵容可以说是够坚强的。
    唐韵笙先生的戏路子与周信芳先生有些接近，但由于上海观众对这位在东北红得发紫的演员不太熟悉，所以上座率远不如周先生所在的黄金戏院高。天蟾舞台是上海最大的剧场，能容纳三千多人，但头几天每场只能卖出一千多张票。剧场前台管事的看到这种情况，就向唐先生提出变更剧目的要求。唐先生也觉得应该以自己独有的拿手好戏去争取观众。于是很快就改演了几出在上海从来没有人演过的戏。
    第一个剧目是一出列国戏，叫《好鹤失政》，故事的内容很有教育意义，说的是卫懿公赤喜欢鹤，竟至于给做为动物的鹤滥封官爵，却反而摈弃了其他有用之才。后来北狄入侵，军民不肯抗敌，卫懿公身死国亡，悔之晚矣。唐先生演得好，激情饱满十分感人。不料，上海观众对这出陌生的新戏并不感兴趣，所以上座情况并不好。
    接着又演了一出《闹朝扑犬》，其实就是老戏《搜孤救孤》前面赵盾的戏，唐先生演得也极精彩，没成想上海观众还是不认，票卖得还是不理想。
    再往后又演了一出《绝龙岭》（一名《闻仲归天》），是《封神演义》中的一段故事。唐先生在这个戏里面演主角闻仲，勾红三块瓦儿脸，前额当中还有一只眼，扎大靠，戴八面威，足下蹬着三寸二的厚底靴子，手里拿着两只“样鞭”，我们所说的样鞭，就是指比普通鞭长近一倍、粗两倍的特号儿鞭。关羽使的那种青龙偃月刀，一称“三停刀”，在戏班里也叫“样刀”。所谓“样鞭”或“样刀”，都是说这种兵刃只是演员拿着在台上做做样子，亮亮相，并不象使用一般的兵器一样，用它们开打或做复杂的舞蹈动作。这个扮相真是威武之极啦，唐先生的功夫是出类拔萃的，他能象耍小玩艺儿似地耍那两根样鞭，我们看了真是过瘾，没有一个人不从心眼儿里佩服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唐先生那么卖力气，不惜把自己那些惊人的绝技拿出来，却还是不上座儿，有时台下的观众竟然不如台上的演员多。卖不出票去剧场就赚不了钱，剧场赚不了钱就要在演员们的身上打主意，于是，他们就降低了我们的饭费。饭费一少，演员们的伙食就差了，情绪也就随之低落了，以致在台上演戏也不那么严肃认真了。记得有一次演出《绝龙岭》时，扮演姜子牙的老生宋遇春一上台唱了一句：“一堆老道瞎胡闹，”扮演燃灯道人的我和其他十几个演老道的演员一听，他唱的不是戏词儿呀，干脆也随便唱吧，于是大家参差不齐地接了一句“拿不着饭钱就穷泡。”这简直是在瞎起哄，台下的观众被逗得哈哈大笑。
    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我们艺人只是凭着自己的艺术换饭吃，票房价值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我们的衣食冷暖。如此一连好多天不怎么上座儿，直接影响了经济收入，大家为此都很着急。一天，我们演完戏卸了装，因为天气热和心情不好，谁也没有睡意，于是不约而同地都到剧场外马路便道上去乘凉。大家闲聊天儿也离不开本身业务方面的事，鼓佬任子蘅先生说：“咱们大家伙儿得研究研究，看看唱什么戏能吸引观众，如果不把观众的兴头儿挑起来，以后的戏怕是更不好唱了。”大家听了他的话以后觉得在理，你一言我一语地出主意，想办法。唐先生是坐在一旁闷声不语，后来见大伙总也拿不出个好主意来，就大声说：“干脆，咱们弄出新鲜的吧，我反串老旦，咱们演它一出《游六殿》（即《目莲僧救母》，一称《五鬼捉刘氏》）吧！这是出唱工戏，以前我在关外也演过，老旦刘氏有大段的唱，戏后边儿有五鬼捉刘氏的场子，咱们来上点花样儿，加点儿火炽热闹的开打，我估计准能受欢迎。”大家听了以后，立刻来了精神儿，异口同声地说：“好，咱们就排这出戏！”
    事情决定下来以后，我们一面抓紧排戏，一面请布景师们画出了大幅广告大造舆论。当时的上海特别讲究造声势，各个剧场之间也在宣传上互相竞争，往往艺术质量好的戏忽视了宣传反倒不如那些临时赶排出来的质量较低的戏更能招徕观众。我们的广告画得很热闹，居然就把观众给吸引过来了，大有与别的剧场同时上演的《封神榜》、《西游记》、《太平天国》等本戏相抗衡之势。
    经过短期的排练，这出戏终于正式公演了。唐韵笙先生反串的老旦刘氏，演得特别精彩。那一段段声震屋瓦、脍炙人口的唱腔真是美不胜收。演到五鬼捉刘氏的情节时，扮演五鬼的张云溪、张春华、张小杰、马义堂和郭世仪等人，各个能翻能打，各自露了绝技。唐先生更卖力气，来了个从四张桌子上翻下来接"踝子"落地、同时接五鬼抛过来的飞叉的绝活儿，这一手可真不简单，一时整个剧场都炸了窝。接下来刘氏被五鬼押着游六殿时配上了转台和机关布景，再用各色灯光一打，更是显得阴森可怖。每一殿都有一个阎君，是各个花脸演员分别扮演的，每个人还都有点唱儿。演到最后面的目莲僧救母一段时，更是别出心裁、荒诞不经了。为了影射上海十里洋场的黑暗社会现实，我们借题发挥，强拉硬扯地设计了五鬼之外的几种新鬼，其中郭元汾扮演的酒鬼；朱斌仙扮演的白面儿鬼；宋遇春扮演的大烟鬼；刘斌昆扮演的流氓鬼；崔熹云扮演的野妓鬼和我扮演的身穿皇军军官服、足蹬大马靴、鼻子下粘一撮儿小胡子的日本鬼儿，影射的是曾在南京大屠杀中用军刀杀害我们无数同胞的日寇军官古寿夫。演出中，扮演目莲僧的演员从台下把我这个“刽子手”揪到台上，一脚把我踹得跪在了中台口，然后指着鼻子问我：“你是日本人，为什么到中国来作恶？”我接着“唉”了一声儿叫起了唱儿，内容是叙述“我”怎么由日本侵略到中国，又怎么在南京杀害无辜的中国百姓，最后又如何被枪毙在雨花台等等。唱完之后，场面上敲了一声鼓，后台还"啪"的一声作了个枪响的效果，我则应声跪着“起范儿”翻一个“吊毛儿”，表示又一次被枪毙。每演到这儿，观众必然为我喝个满堂彩。这一方面是我那个“吊毛儿”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观众们切齿痛恨日本鬼子，借此抒发爱国的感情。
    这出戏一下子演红了，竟至于天天客满，这是连我们自己也始料不及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粗制滥造的东西，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流露了我们的一些爱国感情，但毕竟算不上什么正规的艺术品。当时，在一些小报大肆吹捧我们的同时，也有人在报纸上撰文抨击我们的演出是迎合小市民趣味的东西，其中对我的批评尤为尖锐与激烈，指斥我的表演是不伦不类的恶作剧。这些文章的作者有的是有识之士，他们是出于良善的愿望规劝我们在艺术上走正路。但也有的人是心怀叵测，故意与我们作对。这是因为我们争取了观众，使有些剧场的营业受到了影响，于是那些剧场的老板便雇用了一些所谓的“文人”出来抨击我们。我读了那些批评文章，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可我们的戏票却因戏的批评反而卖得更快了。我一面勉强继续演了几场，一面正式向唐先生提出停演的建议。唐先生知情达理，他看 出了我的心思，当即便表示不再演下去了。
    此后，唐先生又恢复演出他的红生戏，如《屯土山约三事》、《曹营十八年》、《挂印封金》、《灞桥挑袍》、《过五关斩六将》、《走麦城》等。因为观众们已从《目莲救母》一剧中了解了唐先生是位文武兼备、唱做俱佳的演员，所以上座情况就不再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