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梨园世家话一叶（Ⅱ-20）
这件事过后不久，我三哥和四哥又一次应邀到上海演出，我便又陪着两位胞兄演出。记得当时同我们合作的旦角是云燕铭。后来，四哥被马连良师兄召回北京，我们留下来的人仍继续在上海演了一段时间。
再以后，天蟾舞台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搞了一次"十大头牌联合演出"的活动。这种演法在上海是没有先例的，作法是每场演都邀十位著名演员同台合作，报纸和戏院门口的广告上平列着十位名演员的姓名，如程砚秋、谭富英、叶盛章、叶盛兰、李少春、马富禄、袁世海、李世芳、李玉茹、王泉奎、郭元汾、于素莲、白玉薇、胡少安、张春华、张云溪、陈永玲和我等许多人都先后被邀请参加过这样的演出，我们这些班底也都陪着演。
1946年底，我曾一度随三哥盛章到苏州作短期演出，至旧历年底回到上海，然后搭船回北京过年。李世芳不幸遇难的事就发生在我们走后的几天。
到北京过了年，料理完李世芳的丧事以后，我又回到了上海，继续在天蟾舞台当班底。这一次延续的时间较长，一直到1948年下半年才回到北京。
这一次我陪过好多从北京等地到上海的名角演出，演的也多了，见的也广了。回忆起来，我在天蟾舞台和其它剧场先后同台与之合作的演员数不胜数，计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盖叫天、唐韵笙、马连良、于连泉、赵桐珊、谭富英、杨宝森、孟小冬、王少楼、王少亭、马富禄、茹富蕙、叶盛章、叶盛兰、裘盛戎、高盛麟、言慧珠、童芷苓、李玉茹、白玉薇、李玉芝、魏莲芳、张云溪、张春华、高雪樵、苗胜春、胡少安、宋遇春、云燕铭、赵晓岚、王泉奎、李多奎、李四广、刘斌昆、朱斌仙等等，此外还有许多人，不再一一赘述。
我在同上述这些演员合作时，除与他们配演次要角色外，还经常单独演出自己在科班所学的戏。这对我说来，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不仅戏路愈来愈宽，而且从别人身上学了不少本领。
有几次比较盛大的演出，至今记忆犹深，不妨介绍给读者们： 一次是在黄金戏院联合演出的《群英会·借东风》前面带《临江会》，周信芳先生演鲁肃，四哥盛大兰演周瑜，高百岁先生演刘备，赵如泉先生演关羽，裘盛戎师兄演黄盖，袁世海先生演曹操，高盛麟师兄演赵云，我演孔明。这场戏演得真好，真可以说是珠联璧合。在这些演员中，属我最小，也属我的艺术造诣最浅，但是有这么多名家在台上提携我，也使我长了精神，获得了良好的自我感觉。我深深体会到，跟着高手们演戏，想懈怠也懈怠不了，不由自主地就被他们带进了那美妙的艺术境界之中。作为演员，再也没有比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创造活动之中更为幸福的事了。
还有一次在天蟾舞台演大反串戏，想起来也实在可笑。那天的戏码儿是《四四五花洞》，四个潘金莲分别由叶盛章、李少春、袁世海和李幼春扮演，这四位梳上大头，穿上箍在身上的不合体的旦角行头，该是甚么样的“尊容”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在表演风格上分别学习“四大名旦”：少春学梅、幼春学程、盛章学尚、世海学荀。而扮演武大郎的却是四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他们是李玉茹、李玉芝、赵晓岚（另一名记不清是谁了），这四位女士脸上勾上豆腐块儿，头上戴着毡帽头儿，身上穿着茶衣腰包，再那么一走矮子，台底下能不炸窝吗？县官吴大炮由另一位坤伶白玉薇演，这位面皮很薄的女演员一上台，看着台上这几位的模样儿，再也绷不住了，直笑得她连台词也念不出来了。我在这出戏里演了个神将，也不是正规的演法。那时候演这种反串戏，多数都是在业务不景气的情况下为了挣钱才临时拼凑起来的，说穿了无非是纯商品化的演出。
另一场反串戏是马连良师兄领衔演出的，地点在中国（原更新）戏院，戏码儿是《八蜡庙》，连良师兄演费德功，四哥盛兰演禇彪，袁世海师兄演张妈，李玉茹演黄天霸，叶盛章演施公，马富禄演小姐，赵桐珊演金大力，刘斌昆演院子，我演朱光祖。
反串戏很受市民阶层的欢迎，每逢帖演这样的戏，必然爆满。虽说这是一条有效的生财之道，但这决不是正经的艺术品。偶一为之还可以，如果总演这样的戏，不但毁了艺术，而且也贻误了演员自身。
在我当班底的这段时间里，也曾参加演出过一些堂会戏。最大的一次堂会，莫过于1947年秋天为大青帮头子、反动行帮“恒社”首领、地痞流氓杜月笙庆贺六十岁生日的堂会了。这个吸尽了民脂民膏的大恶霸，曾于1931年6月9日到11日，在他的家乡蒲东高桥为庆祝他家的“杜氏祠堂”落成，举办过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堂会，几乎把全国颇负盛名的京剧演员都邀到了一起，演了三天堂会戏。据说有龚云甫、梅兰芳、杨小楼、马连良、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言菊朋、高庆奎、谭小培、谭富英、李吉瑞、刘宗扬、蓝月春、李万春、姜妙香、金仲仁、马富禄、赵桐珊等许多人。唯独余叔岩断然拒绝杜的邀请，坚持不去，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到上海唱过戏。另外，据说著名坤伶黄咏霓（即雪艳琴）女士也回绝了邀请。这一次，杜月笙为了给自己做生日，又一次大摆排场，不惜挥霍重金，重现当年杜氏祠堂建成之盛况，强令各地著名演员云集沪上为他助兴。没有社会地位的艺人们，为了能在上海获得一隅之地卖艺求生，又有几个能象当年余叔岩先生那样断然拒绝参加这种并非情愿的演出呢？彼时，许多著名演员都如期赶到上海，一连为他演了好几天戏。我印象最深的是余派老生传人孟小冬女士唱了一出《搜孤救孤》，她演程婴，另一位余派老生赵培鑫演公孙杵臼，魏莲芳演程夫人，裘盛戎演屠岸贾。孟小冬本不愿演，而杜月笙为了施展他的淫威，却一再坚持一定要让她演，哪怕是演一折儿也好。经过许多人一再劝解，最后她才勉强答应唱这出《搜孤救孤》。但是她提出：她的演出不单是为杜月笙祝寿，而同时要为黄泛区的灾民募捐。所有看戏的人一律要买票，而且票价不能低。演出的那天，我的两位师兄亲自为她把场：上场门儿站的是谭富英，下场门儿站的马连良。我因为早听说孟小冬是学余派成绩最好的女老生，又因为从来没看过她演戏，所以很早就到了后台，用意是从她化妆开始，完整地学习她的艺术创造过程。孟大姐扮戏果然与众不同，她不抹重彩，只稍稍地在脸上涂点干胭脂，再薄薄地敷上些粉、轻轻地描上两道黑眉就罢了，扮得既清秀又高雅，真是卓然不群。再看她的表演更是非同凡响，无论是台步，做派还是声腔，无一处不酷似乃师余叔岩，气质是那么端庄典雅而又潇洒自如，加上几位配角演员的紧密配合，戏演得出奇的精彩，台下不时爆发出阵阵彩声。戏结束后，孟小冬回到后台立即就把头掭了，而前台却象开了锅，原来是看戏的阔佬儿们要让她谢幕，并想一睹她的倩影。当场管事的著名老生演员鲍吉祥先生到后台请她谢幕，她严肃地推说身体不好不能谢，马连良师兄又去劝说，她还是坚持不谢，并且说：“有什么可谢的呢？中国没有这个规矩。如果说我唱砸了，那可以去谢罪，去赔理，可我今儿个没演砸呀，干嘛非要逼着我去谢？不去！”后来，杜月笙等有权有势的人也到后台来要求她到台上露露面儿，她还是不谢。经大家一再劝说，她才表示：“让我谢也可以，但不能白谢，台下的有钱人得拿出赈济黄泛区的灾民，不然我还是不谢。”杜月笙见她有了活口儿，就打发人到前台向台下的人宣布了这一主张，没成想台底下的阔佬儿们竟然热烈响应，纷纷在刚钉好的一个捐款簿子上签了各人捐款的数额。孟小冬这时才又让勒头的师傅重新为她勒上头，然后戴上高方巾，挂上髯口，款款地走到前台正中，向台上微微地点了一下头，然后马上回到了后台。那些捐了款的阔佬儿们深为破费重金并未一睹她的庐山真面目而懊恼，然而终于奈何她不得，尽管再三歇斯底里地狂吼，却休想再看一哪怕是粉墨戏装的孟小冬女士了。我们这些目击者无不从心眼儿里敬佩梨园界中的这位女中豪杰，她那不凡的气度确实为我们这些被歧视的艺人们争了一口气。
堂会上还演过一出全部《武松》，李少春演武松，李玉茹演潘金莲，三哥盛章演武大郎，四哥盛兰演西门庆，我演何九叔。从“打虎”演起，到“打店”止。另有一出《四郎探母》，阵容更为整齐坚强：杨宝森、谭富英、马连良分饰前、中、后杨四郎，言慧珠、李玉茹、李玉芝分饰铁镜公主，芙蓉草（赵桐珊）演萧太后，马富禄和三哥盛章演两位国舅，四哥盛兰演杨宗保，鲍吉祥演杨六郎。
参加这次堂会演出的演员还有许多，各自演出了不同流派的拿手剧目。如果从政治上着眼，这种为反动把头效劳的演出是毫无任何积极意义的；但如果就艺术而言，这倒是全国京剧名家又一次难得的大集中、大合作，大家演出的剧目，标志着那个时期京剧艺术的最高水平。
在上海当班底的这段时间里，我在艺术上开阔了眼界，得到了锻炼，更向诸多名家学习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这些都对我今后的艺术实践不无裨益。但是，由于不断更换头牌主演，做为班底的我不得不随时适应每位主演的不同风格而屡次变更着自己原有的戏路，越演越杂了。而且，由于经常追求票房价值，有时不得不迎合某些观众的低级趣味，以致降低了艺术标准，甚至为了卖弄噱头借以哗众取宠，便胡乱地改戏，加进一些庸俗的词句，舞台作风远不及在科班时认真严肃，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越演越“油”了。
总之，当班底这几年，既使我在艺术上有了较快的提高，也受到了那种历史背景下难以避免的消极影响。一句话，有得，也有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