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梨园世家话一叶（Ⅱ-22）

（四） 在国家剧院里

    新生活的开始

    我进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以后，立即投入了《金钵记》一剧的排练。按照田汉同志的原意，我被正式指定扮演许仙一角。国家剧院所实行的导演制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过去我们在旧科班里搭班，多是“台上见”，最多也不过就是对对戏，走走场而已，从来没有象国家剧院那样一场一场地细抠，一句一句地细磨。开始，我还不大习惯，久而久之，觉得这样排戏的确比过去那种陈旧的习惯好得多。通过严格排练出来的戏，可以确保艺术质量，同时也可以使每个演员得到明显的提高。
    在导演的启发诱导下，我不仅逐渐对许仙这个人物的身份、思想、气质和性格等有了更细致的认识和体会，同时还开动脑筋，力求依靠个人的艺技水平，设计出相应的表现手段，以创造出更丰满的艺术形象来。在开始排练“游湖借伞”这场戏时，我不由得联想起曾在上海观摩过周信芳先生扮演的许仙，周先生在这折戏里有手绝活儿，我很想努力练习一番，把他那手绝活儿借鉴到自己的表演中。我斗胆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导演，得到了导演的支持。于是，我每天就在排练场里反复练习这套完整的程式动作：许仙撑着伞从上场门上场，边跑圆场边拧伞，拧得纸伞团团转，转过几圈以后，大风把伞吹得东倒西歪，许仙只顾用力抓伞，不小心被脚下的泥泞滑了一跤，手上的伞飞出去了，许仙摔了个高吊毛，然后还要这段戏必须做得准确连贯，一气呵成，尺寸差一点儿也不成，同时脸上、身上处处都得有戏。我练了好几天，终于把这套难度相当大的动作掌握了。 在我们排练《金钵记》的同时，剧团还在进行业务演出，演得较多的仍是《三打祝家庄》和《江汉渔歌》两个大戏。在《三》剧里扮演钟离老人的李洪春先生见我参加了国家剧团，心里很高兴，他为了培养我这个年轻人，主动向领导建议说：“老五来了，钟离老儿这个活儿让他来吧，他身上顺溜儿，又会做戏，能演得好。”领导上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把这个活儿交给了我。李先生一招一式毫无保留地把演法教给了我，使我在很短时间内就接下了他的这个活儿。从《三打祝家庄》这个戏在延安首演以来，钟离老人一角先后由阿甲、郑亦秋同志和李洪春先生相继扮演过，到了我这儿，已经是第四个人了。导演郑亦秋看了我的演出比较满意，也搭着他的工作实在太忙，于是就又把他自己在《江》剧中扮演的曹彦一角让给了我，我这个刚入团不久的新成员，居然一连接了两个角色，一进门就受到了重视。他们二位慷慨无私，使我深受感动，我由衷地感到，在国家剧院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质的变化，人们不再象旧戏班里某些人那样争名夺利互相倾轧，而是诚心实意地相互帮助。

    参加中央赴西北访问团

    正当我们紧张排练《金钵记》的时候，剧团突然接到上级的紧急命令，要我团抽调部分演职员随中央首长到西北地区去执行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 当时我国西北地区，有些省份刚刚解放，有的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尚未解放。为了向解放区人民传达党中央的关怀，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以促进全国解放的早日实现，中央决定派出以沈钧儒先生为团长、马玉槐同志和萨空了先生为副团长的“中央赴西北访问团”，代表中央去和当地各阶层人民作了广泛的接触。访问团中除一部分知名的政界人士之外，便是我们文艺演出团体的人们，其中不仅有京剧演员，而且还有歌舞、杂技等演员。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为新区人民作慰问演出。
    这是一个很艰巨也很光荣的任务，一时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张云溪、张春华、云燕铭、吴素英、任子蘅和我等一批人都得到了领导批准，我们真是兴奋极了！
    出发之前，访问团全体成员靠了大会，会上，陈毅同志代表中央讲了话，他说：“你们都是中央特派的光荣使者，你们要把中央的温暖送到每一个新区人民的心里。你们要记住，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在生活上一定要做到军事化，千万不可自由散漫，因为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将会给新区人民产生很大的影响，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给那里的人民留下良好的印象，播种下革命的种子（大意）。”
    会开过不久，我们便兴致勃勃地奉命出发了。我们到达的第一个站头儿是古城西安。在这里，使我们感到特别荣幸的是受到了早已闻名的常胜将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治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同志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在我们的想象里，这位身经百战驰骋疆场的老总，一定是位身高体阔不苟言笑的军人，以至见到彭老总本人，才发觉他是那么温和敦厚，平易近人，眉宇间虽然有种凛然不可侮的耿耿正气，但他那发自内心的亲切微笑却又使人感到无限的温暖，一下子拂去了对他敬畏甚至恐惧的心理，愿意跟他在一起了。想起那天赴宴的情形，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那天我们应邀走进宴会厅，依次分别坐在为我们安排好的座位上。在我们大家都坐稳、首长们还没到场的当儿，我们剧团有一个叫奎福全的青年武戏演员，见当中那张大桌子旁的座位都空着，就坐在了那儿。我们大家一看他坐的是首长席，谁也没喊他。可私下里人们就嘀咕开了，“瞧嘿，这回他甭想再‘搂桌'啦！”“是呀，素常他吃得快，待会儿首长们一来，担保他不好意思再甩腮帮子啦！”他看我们这么一嘀咕，也觉出不对劲儿了，马上站起来要跟我们换座儿，我们存心跟他开玩笑，谁也不跟他换。正在这个节骨眼儿，首长们来了。彭总一眼看见正想躲开的小奎，就笑呵呵地说：“小鬼，坐哪里不一样啊，跟我们坐在一起有什么不好？”这一来他倒不便再推辞，只得老老实实地坐在了那里。他万万没有想到，彭总就紧挨着他落了座，另一边挨着他坐下的则是我们的团长沈钧儒老先生。夹在两位首长的当中的奎福全可紧张透了，平常欢蹦乱跳的象个小老虎，可这会儿却变成了一动不敢动的小羔羊。彭老总看出他的不自在，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席间，彭老总亲切地问他：“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呀？多大年纪了？”他红着脸低着头回答说：“我叫奎福全，今年还不到二十六岁。”彭老总听了以后不无感慨地说：“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呢！你比我幸运，赶上了新中国，赶上了光明的时代，不会象我们那样走那么多的弯路，你们的前途是无量的。”小奎很受感动，提高了嗓门儿对彭老总说：“首长，我是青年团员，一定听党的话，努力工作。”彭老总高兴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我相信你！不过，你也要吃菜嘛！”一句话逗得在场的人们哄堂大笑，整个大厅顿时活跃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