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梨园世家话一叶(Ⅱ-23)
我们在西安时,除了到骊山华清池和大雁塔等处观赏了名胜古迹外,最有收获的是观摩了久负盛名的易俗社为我们专场演出的两出秦腔:一出是《和氏璧》(即蔺相如“完璧归赵”);一是《辕门斩子》。虽说我们京剧也有这两个传统剧目,但是在演法上与秦腔的处理却迥然不同。他们演出的《和氏璧》,无论主角配角都各具特色,真可谓珠联璧合,满台生辉。饰演秦王的演员不仅会做戏,而且有扎实的基本功,他在演到秦王骗璧不成恼羞成怒的情节时,充分运用了翎子功的技巧,只见他面对蔺相如怒目圆睁,两只雉尾笔直地竖立了起来,继之,同时向左绞动,一忽儿又调转方向向右绞动,更出人意外的是,最后竟然能使两只翎子自外向内或自内向外对着或反着转。通过这些高难技巧的表演,把秦王的骄横跋扈、恃强凌弱的残暴性格刻画得活灵活现。又如,剧中一个扮演异国使臣的丑角,也具有非同一般的基本功,他居然能在一捋八字吊当儿的一瞬间,同时使两只眼睛转一个圈儿,一忽儿左转,一忽右转,最绝的是两个眼珠儿能对着转。
《辕门斩子》这出戏就更有特色了。按照我们京剧的演法,杨六郎虽为武将,但从扮相、做戏乃至性格特征上看,是与一般的文职官员没有什么区别的。这个角色也一向由文老生(安工老生)应工。而秦腔则不然,这个角色则是由文武兼擅的演员应工。为了渲染杨六郎怒不可遏的情绪,在表演上安排了我们难以想象的一套幅度很大、难度也很大的程式动作。如杨六郎得知儿子宗保私自招亲的事情之后,直气得怒火三丈五内如焚。演员在这个地方充分展示了他过硬的髯口功和翅子功,只见他一面唱念一面不停地弹髯、拈髯、吹髯、托髯和搧髯,与此同时,头上的纱帽翅也在不住地颤动着,它们忽前忽后时左时右上下不停地搅动着,使人目不暇接。及至愤怒达到顶点之际,身穿蟒袍玉带的杨六郎,竟然出人意外地登上了座椅,在上面做了许多类乎京剧《通天犀》中青面虎所表演的椅子功。最后,索性走了个“骗腿儿飞脚”一下子从桌子后面蹿出了大帐,直逼到跪于堂下瑟瑟发抖的宗保面前。这可真是个令人叫绝的高难动作。试想:大座儿上方支着“三军司命”的大帐,下面桌子上摆满了印信、令箭、文房四宝,空间是很小的,没有极深的功底是断然蹿不出来的。也正是在杨六郎从桌子后面蹿出来的一刹那,跪在那里的杨宗保慑于父亲的威严,猝不及防地顺势来了个“转身屁股坐子”;两旁的孟良、焦赞也被吓得惊慌失措,他俩想拦又不敢拦,又是撕髯又是叼髯,直急得左摆右舞,颇象京剧里的火判那样,很富于韵律美与雕塑感。这出戏演得实在太火炽了。我们坐在观众席里,深深为这场质朴粗犷并且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演出所感染,一时大开了眼界,看到天外有天。
看完了这两出戏,我们几个人从事京剧艺术的人都有一个同感:虽然京剧是我国众多戏曲剧种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然而决不可固步自封以老大自居。因为,兄弟剧种之所以能够沿袭久远,常演不衰,正是由于各自具有许多独具特色的优长,在某些地方甚至超过京剧。所以搞京剧的人应当放开眼界,不拘一格地广征博采,把地方戏曲中一切有益的因素吸取过来,消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样做,对京剧艺术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是不无裨益的。
就我们个人的愿望讲,真想多观摩一些优秀剧目,但由于重任在肩,不容耽搁,我们不得不暂时告别异乡的同道,继续向西开进。从西安出来,我们搭长途汽车经天水、过六盘山,到达了甘肃首埠兰州市。
在兰州,我们受到了西北军政治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先生和当地军政部门负责同志的热诚接待。我们被安置在一处考究的饭店了下榻。每天除参加必要的集会外,还要坚持政治学习和排演,日程排得满满的。
甘肃省广大人民在反动政权的长期压榨下,生活极端困难。邓宝珊先生鉴于我们的到来,又恰逢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在兰州,故动议邀请我们与程先生合作演出几场义务戏,意欲用演出所得,悉数购置棉衣,赈济那些衣不遮体难以过冬的贫苦大众,这样一个好倡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访问团领导和程先生的热烈响应,当即决定由我们陪程先生演出他的两个拿手剧目:一出是《贺后骂殿》,另一出是《汾河湾》。尤其使我感到荣幸的是,领导上指定要我分别在两个戏里扮演赵光义与薛仁贵两个比较主要的角色。
程先生的戏,我过去看过不少,但从来没有机会与这位在艺术上独树一帜的大家同台合作过。说心里话,我当时有些胆怯,生怕弄不好再重演当年在上海与梅先生合演《奇双会》时的那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领导上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就继续鼓励我说:“凭你多年的舞台实践,相信你能把这两场戏演好。何况,这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呀,能跟程先生同台演戏,会使你在艺术上得到很多的教益,你就鼓足勇气演吧。”程先生也说:“咱俩多排两遍,戏路子都是差不多的,你在科班里不是学过这些戏吗?没问题,咱们能合作好。”经过大家的这番鼓励,我壮了壮胆,接下了这两个活儿。
《汾河湾》是我常演的戏,只跟程先生对对戏,把重要的节骨眼儿说说就成了,而《骂殿》这个戏,我在科里只学过唱,至于引子、话白以及做戏等其它方面,却还不熟练。我把自己的这种情况如实地向领导汇报了以后,我们慰问团二队队长李殿华同志主动表示愿意给我说说这出戏,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掌握了这出戏的演法,终于较顺利地完成了演出任务。
诚如领导上鼓励我的那样,为程先生配戏,的确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深切地体会到,任何一位能独创一派、自成一家的艺术家,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不付出艰苦的艺术劳动,决不可能侥幸成功。程先生身体魁梧高大,私底下比我高,我即使穿上厚底与他站在一起,也显得不般配。这对程先生说来本是个极其不利的条件,可程先生硬是想出高招儿来,变不利为有利条件,藏拙而不露拙。我清清楚楚的见到,他为了降低自己的身高,一出台就把腿蹲下去;为了克服腿长步子大的弊病,他又专门设计了一种极富女性特点的横步走法,走起来既妩媚又舒展,丝毫不露男性的形迹。蹲着腿走路说来容易,真走起来是很吃力的。程先生之所以能掌握这套独到的本领,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他常年坚持不辍地练太极拳,不仅从中化出了千变万化的水袖动作。至于程先生的唱工,那更是有口皆碑的了。我在台上陪他演戏,不知不觉地被他带进了奇妙瑰丽的艺术境界之中。对于一个演员,没有比获得最佳自我感觉更为惬意的事情了,跟大艺术家们在一起演戏,往往会很容易获得那种最佳的心理状态,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既能娱人又可自娱。
从程先生身上,我似乎悟出了一个道理:举凡一个有头脑、有作为的艺术家,总是能够正确地认清自己所具备的先天条件,扬己之长避己之短,独辟蹊径的一条适合自己施展才能的道路来的。程先生如此,其他许多艺术家也大抵如此。周信芳、马连良、裘盛戎、袁世海等人,哪个具备十全十美的先天条件?可以说一个也没有。然而,他们却能想尽一切办法遮掩了各自的短处,极大地发挥各自的长处,终于创出了独具艺术个性的流派。可以说,先天条件只是一个方面,并不能保证事业上的成功,谁要放弃后天的努力,一味地自恃优越的先天条件裹足不前,那就注定不会有惊人的艺术成就,充其量不过是个能喊会动的“艺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