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梨园世家话一叶（Ⅱ-24）

    义演完毕之后，邓宝珊先生在府邸的花园里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宴会，招待我们访问团的全体同志。花园里没有更多的奇花异草，而是遍种了果木树，其时正届金秋时节，满园果实累累，秋风飘过，阵阵馨香扑鼻拂面，使人心旷神怡。令人惊异的是，在这座别致的花园中竟有几座坟墓，经陪我们赴宴的西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说明，始知系邓先生夫人和儿女之墓。邓先生站在墓旁，满怀愤懑的心情对我们说：“我的亲人们是在日本侵略者轰炸时殉难的。”面对这位为了民族兴旺而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民主人士，我们无不肃然起敬。人们不约而同地默默脱帽，伫立在墓前向他死难的家属们致哀。
    邓先生是典型的西北人，性格豁达而爽直。他把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人们视为同胞手足，敢于敞开胸怀侃侃而谈。在宴席上，他不无感慨地说：“我是行伍出身，还是个军阀哩，解放战争期间我可不是革命的，那时我是国民党政府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兼华北‘剿匪'副总司令，是给反动派干事的哩。可是，我的耳不聋眼不瞎，我越看越觉得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人得有良心嘛，我凭什么要与这么一个好党作对呢？所以，我不给国民党反动派干了，这才带着队伍起了义。没成想，共产党不单不治我的罪，反而给了我这么高的职务，真让我惭愧呀！”邓先生的一席话是发自肺腑的，他说得十分动情，我们听了也倍受教育。
    在我们离开兰州的前夕，邓宝珊先生又特别邀请了张云溪、张春华、云燕铭和我等几个京剧演员到他家里吃了顿别有风味的家常便饭，吃的是邓先生自己创造的一种特制的面条儿，他给它起了个别致的名字叫“翡翠面”。这种面条儿的做法是，用煮烂的蔬菜泥和汁合面，擀出来的面条儿碧绿有光，吃的时候用番茄对虾汁做卤儿，盛在碗里有红有绿，不仅看着悦目，而且味道鲜美。我们一边吃着这种从没吃过的美餐，一边与邓先生亲切地攀谈着。邓先生特别喜欢京剧，所以我们的话题多是集中在京剧的改革与发展上。邓先生在谈起我演出的《打渔杀家》一剧时，和蔼地对我说：“盛长，我总觉得萧恩唱的那段'西皮'里有两句词儿不大好，想给你们改两句，不知行不行？”我一听邓先生要给这出老戏改词儿，足见老先生对我们京剧是热爱的，所以很高兴地问他：“就是‘清晨起开柴扉乌鸦叫过，飞过来叫过去却是为何'这两句。我总觉得这两句话有迷信色彩。你想，乌鸦一叫就有祸事临头，这种说法科学吗？”我又问：“那您是怎么改的呢？”邓先生当场取来笔墨砚台，大笔一挥，一边念着一边写出了下面的两句唱词：“恨只恨丁老贼渔税逼迫，难道说打鱼的人甘受折磨？”写完之后，他放下笔继续说：“这两句词儿虽然改了，可原来的腔儿可以不动。你考虑考虑，这样改是不是更符合剧情、更符合萧恩这个人的身份和思想？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改不改要由你们自己拿主意。”我仔细看过这两句词并且小声哼哼了两遍之后，觉得很好，既出了新又没伤筋动骨，在场的其他几位同志也都一致说改得有理，于是我就兴奋地对邓先生说：“谢谢您，这两句词儿改得太好了，我以后就按您改的唱。我们当演员的文化水平都不高，真希望有更多知识界的朋友帮助我们呐！”邓先生笑呵呵地说：“不忙改，你们再仔细推敲推敲。等你回北京以后，还可以征求一下你内兄谭富英的意见，觉得好就改，不好就不用改。”
    饭后，邓先生还让我们品尝了新疆的哈密瓜和兰州特产的白兰瓜。我们一尝，果然香甜可口，简直就象喝蜂蜜一样。邓先生向我们介绍说：“白兰瓜是兰州的特产，别的地方不能生长这种瓜。相传当年有个叫华莱士的外国人，把他故乡盛产的这种瓜籽带到中国来，试图在中国移植成功。不想他在许多地方撒下了籽种，都没有长出胚芽来，而只有撒在兰州的几颗出现了奇迹，长出了瓜蔓，结成了瓜。这是因为兰州四面环山，中间是块盆地，气候适合于它的生长；从土壤上说，这里没有什么大片的土地，而只有碎石屑，这种地面恰好也是适于它生长的温床。可以说兰州的天时地利都适合它，所以它才能在这里安家落户。开始人们管这种瓜干脆就叫‘华莱士瓜’，后来又给它起了个中国名字‘白兰瓜’，‘白’是指它的外皮是白色的（瓤是绿色的），‘兰’是指在兰州生长的。”
    我们在兰州逗留了几天以后，便又搭上敞蓬汽车向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去执行任务。邓宝珊先生亲自乘车把我们送出了兰州市，西北军区还专门派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沿途护送我们。 我们途经一处山岭，住在一家山村小店里。第二天凌晨三点钟，我们睡得正香时，忽然听见起床号声，我们这些演员在生活上一向散漫惯了，所以起床、集合的动作都很缓慢拖拉。副团长马玉槐同志针对这种情况，在队前给我们讲了话，他耐心地向我们解释说：我们这次从北京出来，是代表中央向西北地区人民传达党的政策的，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新区人民产生影响。所以大家不能再象以往那样懒散了，而必须紧张起来，在行动上要做到军事化。我们听了领导的讲话后，个个心悦诚服。自此，我们都有意识地向解放军学习，用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