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梨园世家话一叶（Ⅱ-25）

    离开这座山岭，我们的军队继续沿着蜿蜒的山路行进。当我们途经一座叫明镜台的大山时，不禁为它那气势雄浑的壮观景象所震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与其说是一座高耸入云的高山峻岭，莫若说是一尊顶天立地的巨型佛像。我们这些自小生长在城市里的人，何曾领略过如此开阔而瑰丽的风光？我们真难以想象古代的那些能工巧匠们，是用怎样的办法在这险峻的高山上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来？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望着她，我们每个人都油然产生了一种过去不曾有过的民族自豪感，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劳动人民太伟大了！
    过了明镜台不远，有人指着前面高声喊了起来：“看哩，猴儿来了，猴儿来了！”他这么一喊，惊动了车上所有的人，大家站起来顺着他的手势一看，果然有几只猴子在一座山上蹿来蹿去，再一看，山上还刻着三个大字：花果山。这一下大家可高兴了，莫非这就是我们京剧里那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的根据地吗？如果真是这儿，可得好好看看。领导同志们似乎从我们七嘴八舌的哄哄声中窥知了我们的好奇心理，于是命令把车停下来，让我们好好参观一下这个地方。车刚停，我们就跳下车来兴致勃勃地跑到山根儿底下，谁知这座山根本没有路，只在半山腰的一个洞口处悬挂着一个用铁链子制成的云梯，紧贴着山石笔直地垂到地面。不知是谁说了一句：“瞧，半山腰有个洞，甭问，那准是水帘洞。来，咱们上去瞧瞧！”“对！上！”说着话，奎福全、王清乾等几个年轻的同志就顺着云梯爬上去了。张云溪、张春华一看他们已然捷足先登也不示弱，云溪招呼我说：“盛长，咱们也上！”我当时出于好奇，也想上，但因为从来没有爬过云梯，又因为看见云梯的上端只是挂在洞口突出来的一块大石头上，心里有点害怕。云溪好象看出我的胆怯，就鼓励我说：“上，不用怕，我在后面保着你。”这样，我就战战兢兢地上去了，可是当我爬到三十几级的时候，腿都有点儿软了，而下面的云溪又一个劲儿地催我，我怎么也不能在人前栽跟头哇，况且，连唱武旦的女演员吴素英都敢上，我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干脆，咬着牙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就这样，我一鼓作气攀进了洞口。进了洞一看，哪有什么水呀，只是一个有两间屋子大的那么一个空山洞，里面有个佛龛，佛龛里有个很小很小的孙悟空塑像，佛龛前有张石桌，桌上有香炉、蜡扦儿，其它就再也没有什么了。再往里走，又发现一个洞口，出了洞口一看山上连一棵桃树也没有，只有很稀疏的几棵枣树。到这时我们才明白，这不是《西游记》所描绘的那座花果山，而倒很可能是后人根据这部文学名著附会成的这么一处名胜。直到我们下了山向当地老乡们打听为什么花果山上没有果木树时才知道，敢情他们那儿管枣儿叫果子。
    从花果山下来以后，我们继续往前赶路，正象说评书的常说的那句话：晓行夜宿，饥餐渴饮，一路颠簸相当疲惫。几天来，不知翻了多少山，越过多少岭，终于在一天上午走到了一处山隘。出了这个出口，眼前竟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走了几天山路的我们，目睹那青翠如茵的一马平川和起伏蠕动的成群牛羊，真是高兴极了，人们情不自禁地大声欢呼了起来。 不料，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忘乎所以之际，忽见从对面山头上冲出一哨人马，定睛细看，原来是由四、五十人组成的马队，马上的人个个背着上了双刺刀的枪，飞也似地向我们急驰而来。护送我们的解放军一看情况非同寻常，立即警觉了起来，他们紧握手中的枪，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不一会儿，这个马队就来到了我们跟前，这时，我们才看清原来是藏族同胞，他们骑的是没有坐鞍的光马，马身上也没拴着缰绳，他们是救着马鬃操纵着它们前进的，再一看，他们背的枪上其实也不是什么双刺刀，而是射击时用以支撑的双腿枪架儿。他们冲到我们跟前以后，不再往前跑，而是横过马来从我们车前跨过去，然后摘下枪来。解放军战士以为他们要动手了，也都趴在司机楼子上面拉开了枪栓，只要他们冲我们发出第一枪，就要还击了。就在这千钧一发剑拔弩张的时候，我们的副团长马玉槐同志急忙从车里走出来，一面大声命令战士们“不准开枪！”一面打发随团的藏族翻译到前面询问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只见藏族同胞们一个个耍开了大枪，又是“串腕儿”又是“望月儿”，然后把枪口对着天空“乒”呵“乓”地放开了枪。我们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心里正在犯嘀咕，这时，那位藏族翻译跑回来告诉我们，这是藏族同胞们来欢迎我们呢！经他这么一说，我们的一场虚惊才算平息了下来。
    马队鸣枪致意以后，引着我们的车队来到对面的山头上。但见山头上搭着一个黄缎子大帐篷，帐篷上插着各色的彩旗，帐篷外站着九个穿纱袍罩着黄马褂儿的人，当中的一名手里抱着一杆大旗。两旁侍立着许多盛装的藏胞。我们在离帐篷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下了车。由薛恩厚同志举着五星红旗为先导，带领着我们访问团的团长、副团长和全体团员，分两路纵队鱼贯前行。此刻，藏胞们吹起来长角号和牛角，擂响了九面大鼓，气氛很是隆重热烈。几位穿黄马褂儿的藏胞，手捧崭新洁白的哈达走来，神情庄重地把它们依次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周总理和访问团的团长们。随后，便引我们进了帐篷，里面布置得十分考究，地面上铺着红毡，上面放置了许多张矮桌。待我们坐定之后，主人吩咐立即上酒上菜。不一会，藏胞们就把杯盏酒菜端了来，给我们每人面前摆了一个高脚托盘，托盘里放着几片羊肉，旁边另有两个小盘，一盘里放的是盐面儿，一盘里放的是辣椒。酒宴摆齐以后，穿黄马褂抱大旗的那位东道主便举起酒杯向我们敬酒，我们抿了一小口，感觉味道异样，不象我们喝惯了的白酒味，而是酸得出奇，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用马奶做的酒。再细看那羊肉，也跟平时吃惯了的酱羊肉不一个样儿，是用白水煮的，看那样子好象什么佐料也没有放。更让我们觉着新鲜的是，托盘里码着的羊肉块儿上面，还摆着一个山羊尾巴，就连尾巴上的那撮毛儿也没褪掉。再一瞧，任何餐具没有，这可怎么个吃法呢？干脆先别动，看看人家主人怎么吃咱们就怎么吃。一会儿主人开始吃了，敢情人家什么餐具也不用，就是用手抓起一块羊肉来，然后蘸点儿盐面儿和辣椒面儿往嘴里填。说实在的，我们可真不习惯这种吃法，可是我们非常清楚，到了人家少数民族这儿，必须得尊重人家的民族习惯，否则，人家不高兴不说，还会直接影响了民族政策的贯彻。想到这儿，我们就学着人家的样子，也抓起羊肉吃起来。别看那羊肉白不呲咧的不怎么受看，可吃到嘴里味道还真不错。
    这个地方是夏河县管界，当地藏族同胞管这个地方叫拉伯楞（译音）。当天晚上，我们一行人被安置在夏河县城里的一所学校里下榻，住的是打扫干净了的教室，睡在用课桌拼搭起来的“床”。虽然没有在饭店里睡席梦思舒服，却也别有一番意味。转天早上，夏河县的一位藏族负责人黄正卿（译音）王爷带着一名勤务员专程到学校里来看望我们。这位王爷是拉伯楞塔儿寺（喇嘛庙）活佛佳孟仰（译音）的哥哥，身材出奇地魁梧胖大，据说他每次从当地出发到兰州开会，沿途要换乘四、五匹马，不然时间长了能把马背压断，可见他的体重有多么大了。跟着他的那个勤务兵，一身的打扮特别有趣：头上看，剃了个锃光瓦亮的和尚头，但在右耳朵上方却独独留下一绺长发，并用红绒绳梳成一个小辫儿，小辫儿上方插着根儿冲天的雕翎；身上看，上身内穿宽袖汗褂儿，外罩老羊皮袄却只伸一只袖子，另一只袖子则围在腰里，脖子上挂着一串佛珠，腰里横系着一条宽皮带，皮带上挂满了整整齐齐的子弹，靠右边掖着一只左轮手枪，另外还在肩上挎着一只冲锋式步枪，下身穿一条肥腿儿彩裤，脚上穿的是一双乌黑漆亮的大马靴。这个人面孔黝黑，皮肤粗糙，身体也象王爷那么宽肩厚背的，真是一个标准的武士。他们主仆二人跟我们攀谈了一阵之后，就把我们邀请到他家里去吃饭。酒席宴前，还让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女儿给我们跳了藏族舞。
    我们这次长途跋涉到拉伯楞来的最重要的使命，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会见正在这里的西藏活佛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并要把毛主席送给他的一部小卧车面交给他。所以在我们会晤过黄正卿王爷之后，便请他作为向导，领着我们乘车去了塔儿寺。 塔儿寺是座典型的喇嘛寺庙，建筑在山头上，气势很宏伟，寺庙的顶子上镶嵌的都是金色的琉璃瓦，太阳光一照，闪闪发光。我们到塔儿寺以后，先由沈钧儒团长向年仅十三、四岁的班禅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他的问候，并转交了送给他的小卧车。随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会谈。沈钧儒团长代表中央表示希望班禅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出一把力，班禅当即慨然应允，并表示希望去北京拜谒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各位首长。会谈之后，我们参观了塔儿寺。
    在夏河逗留期间，我们给那里的藏族同胞们演了几场戏，其中有云燕铭主演的《麻姑上寿》、张春华主演的《闹天宫》和张云溪与我合演的《四杰村》等。《麻姑上寿》这出戏角色很多，而我们访问团专业演员数目不够，于是，那些平时不演戏的同志们也都参加了演出，我们的队长薛恩厚同志扮演了李铁拐，随女儿去西北的云燕铭的母亲扮演了王母娘娘。想起那时候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真是好，为了完成任务谁也不计较什么名次呀得失呀，只要是工作需要，谁也没有二话。
    藏族同胞非常爱看京剧，我们的每场演出都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为了答谢我们，也为了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们的习俗，塔儿寺的主持人特意邀请我们看了一次他们的宗教活动“跳神”。虽然说这是一项传统的宗教活动，可在我们看来却很具有戏剧色彩。参与跳神的喇嘛们全都化上装，穿上特制的服装，有的还戴上头颅面具，有扮魔鬼的，有扮捉鬼的，在简单的锣鼓伴奏下追逐。他们先“表演”了“捉六贼”即由一个“大秃和尚逗拉脆”式的人物追赶六个小鬼儿，最后用身穿的大袍子把他们都给裹住，表示捉住了他们。捉完了六贼又接着表演“跳小鹿”、“跳四大金刚”等“节目”，与此同时，活佛坐在高台上念佛经，旁边还有人伴奏。最使用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表演”的过程中，不时地有辅助人员出场搬桌子、摆凳子或是扔垫子，很象我们旧时戏班里的检场的。这种宗教活动我们过去从来没见过，也可以说是开了眼，长了见识。
    我们在夏河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之后，又去了一趟青海省的西宁市，慰问了那里的少数民族同胞。之后，我们就胜利地返回北京了。其时，正是我国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以后不久。
    我这次随访问团到西北去工作，前后虽只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却好象经受了一次革命的洗礼，我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了伟大的党，亲身体会到祖国的伟大，新的革命集体，新的工作性质，新的同志关系，新的人生意义，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切切实实地感到做一个新型的文艺战士是无比光荣和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