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梨园世家话一叶（Ⅱ-26）

    组织的关怀与培养

    如果说随团去西北慰问还只是我步入国家剧院伊始所经受的一场洗礼，使我对革命文艺工作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和体验的话，那么，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我的每一步成长与提高，则都是与组织的关怀与培养分不开的。 我们从西北回到北京以后，立即投入了紧张而有秩序的艺术劳动之中。但是，这种劳动再不是象旧社会的私人科班里一样，一切努力的目的只是为了成名发迹、养家肥己；作为已由旧社会的“戏子”上升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我们，渐渐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不再是供那些达官贵人、巨商富贾们茶余饭后享乐的玩意儿，而是肩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人民、启迪人民并使人民在娱乐中获得美的享受的极其光荣而又高尚的事业。文艺工作是整个革命工作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所做的一切，乃是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是党和组织对我们不断教育的结果。唯其受到了这种教育，才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认识了社会，也认识了自己。
    组织上为了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花费了巨大的心血，不仅为我们安排了系统而经常的政治学习，让我们由浅入深地了解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特别是文艺政策，而且还组织我们学习了文化知识，以提高我们每个人的文化素养。几年中，我从扫盲班、初小班、高小班达到了初中班的文化程度，获得了初步的阅读和书写能力。这为我今后数十年中的学习政治和钻研业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至于业务上的学习，领导上更给我们开辟了极为广阔的天地，使我们每个人都得到长足的提高。我个人即是受益最多的一个。记得我们从西北回到北京以后，经过短暂的休整，便又投入了紧张的排练中。剧目仍是《三打祝家庄》和《江汉渔歌》两个新编戏，我依然在两剧中分别扮演钟离老人和曹彦约。与此同时，还排练了一部分传统剧目。不久，我们这个新型的国家剧院便首次外出，渡江南下到了上海，为那里的文艺界及广大观众作汇报演出，目的是接受他们严格的检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的演出受到了上海各界观众的交口称赞，大家反映我们演出的内容新、舞台面貌新，演员的气质也新，是开了京剧艺术的新生面。我们一直演了一个多月，场场满座。从上海载誉回京途经天津时，我们也作了短期的演出，同样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一片赞扬声中，我们并没沾沾自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成绩的得来，首先在于我们是一个有坚强领导的新型战斗集体，我们每个人的成绩，也正是在这个集体的培育下所取得的。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在天津演出期间，恰好遇见了也在那里演出的以李少春、袁世海和我三哥盛章为主的新中国实验京剧团，他们在详细了解我们剧院的情况后，毅然决定参加我们的战斗集体。待我们一起回京后，又获悉有许多人主动参加了我们剧院，其中有我四哥盛兰，还有我四姐夫萧盛萱以及杜近芳、王玉让、周英鹏等多人。我们的剧院一时呈现出一派英才荟萃、蓬勃兴旺的喜人景象。
    剧院的人员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一个演出单位远远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于是，领导决定在剧院下面分设几个演出团。我记得一团的主演演员是我四哥盛兰、杜近芳和李和曾等人；二团的主演演员是李宗义、张云溪、张春华、云燕铭、赵炳啸、王泉奎等人；三团基本上是由李少春、袁世海与叶盛章领衔的原新中国实验团成员。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京剧团又转到我院，改编为四团，主演演员有李铭盛、李丽芳、郭元汾、俞鉴、蔡宝华等人。
    我的编制在二团，但一团、三团时常临时抽调我去帮他们演戏。分团后不久，各团都上演新戏，一团排演了盛兰与杜近芳合演的《柳荫记》；二团排了《兵符记》；三团排的是《宋景诗》。我除了理所当然地要在《兵符记》中担任角色外，同时还要兼演《柳荫记》中的祝员外和《宋景诗》中的杨殿乙。此后，每逢盛兰贴演《吕布与貂蝉》时，常叫我去演王允；演《打侄上坟》时，常令我去演陈伯愚；演《周仁献嫂》时则要我去演王四公；他演《罗成》、《镇潭州》和《借赵云》时，也要我去助演。杜近芳演《玉堂春》时，我间或要去扮个刘秉义。袁世海演《黑旋风李逵》时，我有时也要去帮他演王林。总之，我这个艺术水平并不太高的青年演员，当时很受器重。
    抗美援朝期间，二团的主要演员张云溪、张春华被抽调参加了赴朝慰问团，他们两个人甩下的活儿，领导上就让我替。例如演《三打祝家庄》时，我除了照演前面的钟离老人外，还要在后面替张春华演武丑应工的乐和。如果演《江汉渔歌》，我就替张云溪演武生应工的党仲升。
    “三反”、“五反”运动开展期间，领导把院内没有什么“问题”的人集中到二团演戏，我演戏的机会就更多了。除了跟人们合演群戏以外，还经常演单出头的戏，象《打渔杀家》、《四进士》、《定军山·阳平关》、《浔阳楼》、《串龙珠》（《反徐州》）、《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失印救火》、《盗宗卷》、《打严嵩》等老生戏以及《古城会》、《水淹七军》、《白马坡》等红生戏，我都相继演出了。运动以后，二团又先后排演了《猎虎记》、《十五贯》和《三座山》等新编剧目，我分别在剧中扮演孙立、况钟等角色。
    总之，我是步入国家剧院之后，一直蒙受着组织的关怀与器重，在艺术上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与施展的机会。这个期间我既当过主演，也演过配角，并且突破了个人应工行当的界限，体验和掌握了其它一些行当的表演技巧。所有这一切，在旧社会都是根本不能办到的事。我永远不会忘记，为了挑上几天的班，我既要四处去求援，又要绞尽脑汁考虑艺术和经济上的种种问题，那真是铤而走险。而在国家剧院里，领导从人尽其才的高度出发，从各方面为我创造条件，使我毫无精神负担地把全副精力投入到艺术创造之中。两相对照，真有天壤之别。我要说，我在艺术上的真正成长与成熟，是在国家剧院里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