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梨园世家话一叶（Ⅱ-27）

    外国朋友喜爱京剧

    1955年下半年，中央文化领导部门决定：将组成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表演团体，于次年出国到波兰首都华沙，去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其中京剧表演部分，由中国京剧院抽调部分演员承担。
    院领导接受这一光荣任务之后，立即着手选择剧目和演员的工作。为了使外国朋友对我们民族的古典戏曲艺术既能获得一个全面的印象又不致因语言的障碍而影响了他们对剧情的理解，所以，较多地安排了武打戏和舞蹈戏，只辅以少量的唱工戏。至于人员的组成，则是空前地精干，整个演出队不足六十人，其中演员将近四十人，乐队十来人，舞美队只有三个人（衣箱、盔箱、梳头桌、砌末、把子乃至装台、灯光都归他们管），另外还有几名行政工作人员，被选中的演员有云燕铭、江新蓉、李金鸿、王泉奎、梅葆玥、许玉川、马洪林和我等多人。当领导宣布了这个名单以后，我们每个人都很激动，这不单因为我们可以做为新中国的文化使者把祖国古老的京剧艺术输送到国外去，也因为这也充分体现了领导上对我们每个人在政治和业务上的信任。
    人员决定下来之后，我们便投入了紧张的排练之中。因为是要给外国朋友演出，所以不能把在国内的演法原样不动地照搬到国外去。为了便于使新的对象较容易地接受我们民族的艺术，必须对某些剧目作新的艺术处理。比如，演整出的《白蛇传》，外国朋友未必能看得明白，我们就只选《水漫金山》一折，并且把其中的开打搞得更集中、更凝炼；再如《思凡》这折昆曲，由于国情的不同，外国朋友就很难理解身为尼姑的陈妙常何以非要私奔，特别是因为有些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并且誓要终生不嫁的修女，一旦看懂了这折戏的内容，会产生误解与反感。为此，我们就把陈妙常的尼姑身份改成了一般的村姑少女，这样做，可以免生许多麻烦。对其它剧目，我们也一一加以压缩精炼，选择最有色彩的部分。
    在我们排练出国剧目期间，适逢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来华访问，有关部门在中山公园花房后的树林里，安排了一个小型招待演出，由我们演出了两出折子戏，一出是王泉奎和我合演的《除三害》，另一出是由云燕铭、许玉川合演的《水漫金山》。我在头出戏里扮演时吉，后出戏里赶了个神将，与白蛇有套双枪对打的档子。这场规模虽不大、而且是在平地上进行的演出，却使我们终生难忘，因为那天陪同胡志明主席观看演出的有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演出结束后，首长们亲切地勉励了我们，要我们以最完美的艺术为祖国争光。
    这年8月，以京剧、歌唱、舞蹈演员联合组成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在团长马少波的率领下，由首都北京乘火车向目的地华沙进发了。
    我们乘坐的是由北京直达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车上的乘务员一律是苏联人，虽然出国前我们也学了几句简单的俄语会话，但一经真的跟苏联人接触，便觉得远远不够用的了。为了表达我们的想法，不得不用打手势的办法。即便如此，往往也不可能使对方完全了解我们的意思，甚至有时会闹出一些笑话来。不过，那时苏联朋友对我们是非常友好的，他（她）们也在努力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尽可能周到地为我们服务。特别使我们感动的是每当我们的列车在沿途的车站上停车时，都会有许多苏联人民云集在站台上热烈地欢迎我们，他们高呼着“斯大林--毛泽东！”“莫斯科--北京！”等口号，同我们握手、拥抱，邀我们一起跳集体舞，尽管我们不会跳，也无法拒绝他们的一片盛情，只得摹仿着他们的样子载歌载舞，有时因为脚步不对，竟踩了人家的脚。
    我们在莫斯科小事逗留，浏览了市容、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和地下铁道，并观摩了莫斯科大剧院演出的《萨特阔》，然后便取道列宁格勒，到达了波兰首都华沙市。
    我们被安置在一所设备考究的学校里下榻，每天正好利用那里的体育馆练功、对戏。正式参加联欢节活动之前，东道主为我们安排了参观活动。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战争与和平的教育。在向导的引导下，我们首先观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法西斯残酷破坏了的“华沙一条街”。这里曾经是一条美丽而繁华的街道，是灭绝人寰的侵略战争，把她炸成了一片废墟。街中心的广场上，有一座罕为人见的高大建筑物十分引人注目：这原是一座气势宏伟的七层大厦，然而经过战争的“洗礼”却成了没有屋顶、仅存门窗空洞的一架空壳！空壳上方，悬着一颗巨型炸弹的模型，模型上书写着一条耐人寻味的标语——“和平万岁！”
    也许正是出于对人民有效地进行热爱和平保卫祖国教育的考虑，波兰政府特意选择了这座废墟的对面，兴建了一座气势更为雄伟壮观的人间乐园--文化宫。宫内设有大小七个剧场，还有图书馆、游艺厅等供人们学习和娱乐的场所。
    站在这两座截然不同的建筑物之间，我们每个人都油然产生了对法西斯战争的切齿痛恨，同时也更深刻地体味到和平的可贵。
    此外我们还参观了德国法西斯残酷杀害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据说当年法西斯暴徒们把一户户犹太人赶进集中营，不论男女先把头发剃光了，然后强令他（她）脱光了衣服进到“浴池”里“洗澡”，那间“浴池”只能容纳三百人，可他们硬把两三千人推进去，人们挤在一起连气儿也喘不出来。等把人全部塞进去以后，暴徒们把屋门关得严严实实，然后把房顶上的笼头打开，人们还以为是放水让他（她）们洗澡呐，其实哪是什么水呀，而是瓦斯！不大的工夫，满满一大屋子人就全部被熏死在里边了！这是多么残忍的杀人手段？！
    那些嗜血成性的魔鬼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即使他们在无辜的犹太人被残杀之后，他们仍要逐个检查尸体，如果发现嘴里镶着金牙，还要用榔头敲下来塞进腰包；倘乎发现某个女人的皮肤白皙细嫩，他们还要剥下她的皮做台灯罩。我们听着向导的介绍，目睹用人头发织成的毯子和用人皮做的灯罩，无不义愤填膺。
    参观使我们受到了深刻而生动的教育，倍感和平来之不易，同时也使我们对举办世界性的和平友谊联欢节的意义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我们在华沙及波兰的其他几个地方共演出了约有两个月，除了经常在上述的文化宫剧场里演出外，也在露天广场上演出，有时还把戏送到工厂，矿山乃至农村去。我们上演的剧目比较丰富，有《水漫金山》、《闹天宫》、《雁荡山》、《三岔口》、《猎虎记》（片段）、《拾玉镯》、《除三害》、《辕门斩子》、《秋江》等多出。因为人员少，我们每场又要演四五个戏，所以大家必须分包赶角，我本人就是赶角最多的一个。有时我在开场与云燕铭或江新蓉合演一出《秋江》（这个戏是三哥盛章亲授给我的，我在剧中扮演武丑应工的老艄翁），下来以后就要赶紧把抹在全身上的油彩洗掉（后来发现波兰有一种颜料，涂在身上不褪色也不会蹭脏行头，为了抢赶装的时间，我索性每天都把这种颜料涂遍全身，直至全场演出结束后再洗澡），紧接着在第二出《拾玉镯》里，我又扮演了小生傅朋。这一出下来，我还得赶紧换行头，挂髯口，跟王泉奎合演我们各自的本工戏《除三害》。演完《除三害》，趁别的戏正在前台演出的时候，我还得抄起画笔抓紧勾脸，不是在梅葆玥主演的《辕门斩子》里赶个焦赞，就是在马洪林主演的《闹天宫》里来个二郎神，要么就是在《雁荡山》里扮个举大纛旗的孟兵，或者在《水漫金山》里演个神将。总之，几乎每场演出，我都要赶上三、四个角色。好在那时我正在年轻，浑身好象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尽管有时也觉得紧张与劳累，但心情始终是很高兴的。
    我国的京剧艺术，在联欢节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些从没看过京剧的外国朋友，更是赞不绝口。波兰的报纸上登载了许多赞扬的评论文章，把我们的京剧说成是“无与伦比的高超艺术”，是“智慧、力量和美的奇妙结合。”有一篇评论《秋江》的文章说：中国的艺术家居然能用舞蹈表现出水浪和行船，真是难以想象的绝妙。出国之前，我们曾担心外国朋友能否欣赏中华民族的艺术，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经过评比，我们演出的《猎虎记》（一折）获得了哑剧比赛一等奖；《双射雁》、《水漫金山》和《闹天宫》获得了民间舞蹈比赛一等奖；江新蓉演唱的《玉堂春》和《贺后骂殿》选段获得了民间歌曲比赛的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