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梨园世家话一叶（Ⅱ-3）

    我们兄弟姐妹们每年只和父亲同桌吃一次团圆饭。平时父亲总是独自一人吃饭，我们都随母亲到旁的屋里吃。其实，就是让我们陪他吃我们也不愿去，因为他的规矩太多，一不许叭叽嘴，二不许掉饭粒，三不许碰响了碟子和碗，四不许说话，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弄不好会罚跪。
    在科班里，他要求学生们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说话做事都必须规规矩矩、端端正正，每个人都要严格遵守一切班规纪律，无论亲疏一律不得违犯，否则，轻者要受训斥，重者要受责罚，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四哥盛兰的。他入科后头几年学的是旦角、青衣、刀马戏都学。有一次在广和楼演戏，老师派了一出由他和韩盛信师兄合演的《南界关》（《战寿春》），他演刘夫人，以刀马旦应工；韩盛信师兄演赵匡胤手下的一员武将，是武花脸。两个人有一场开打。每次演这场戏时，打得都很严密火炽，但这一次，因四哥挂的宝剑碍事，没把枪绕好，扎得比平常慢了一点儿，盛信师兄怕把他梳的大头削下来，所以那个“大刀剜萝卜削头”的动作也比往常慢了一点儿，这样一来，效果没有往常好，台下没有掌声。四哥当时很不高兴，下场后回到后台就质问盛信师兄：“今儿个你怎么慢了？”盛信师兄回答说：“不是我慢了，是你一上来差了点儿，我怕把你的大头削下来，就没敢象往常那么快。”父亲正在上场门儿站着，听到他俩小声争执，马上走过去申斥我四哥说：“谁错啦？明明是你慢了，怎么还怪人家呀？”四哥性格很犟，小声顶了一句：“反正不能赖我，是宝剑穗儿绕了手，不然我是慢不了的。可‘剜萝卜'是有尺寸的，他还应当往前赶半步。”父亲一听他强辞夺理，当时就生了气：“这么说还是对了是不是？不成，冲你这铁嘴钢牙的劲儿，今儿个就得打你！”盛信师兄人很厚道，他见事情不好，急忙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师父，您别生气，这事真的不赖我师弟，是我慢了。”可四哥呢，非但不服软儿，反而把手伸给了父亲，那意思就是说：您不是说打我吗？打吧，反正我不认这个错儿。我父亲一看他这么犟，气更大了，回手抄起戒方就要打。萧长华先生一看情形不好，赶忙过来解劝：“得啦，下边儿他还有开打呐，先让他欠着，回科班儿以后再打他。”我父亲正在气头儿上，哪肯罢休，他对萧先生说：“这孩子不管不成了，刚会唱几出戏呀？几这么傲！不杀杀他的火气往后还得了哇？”说着抡起戒方打四哥的手。萧长华先生见拦不住，只的提醒说：“轻着点儿吧，后边儿他还得拿枪呐。”父亲哪管那些，两只手重重各打了二十大板。四哥的手心眼瞅着就肿起多老高来，要说他的脾气也真是倔犟，受了这么重的责罚，他硬是没掉一滴眼泪。况且他也不敢哭，因为一哭，粉脸儿就脏了。挨完打之后，四哥二话没说，抄起一杆枪就又上了场。下面的戏演得极好，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戏演完了，有位师兄接过他使的枪一看，枪杆上缠的带子上尽是血。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父亲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决不姑息牵就，而是要求得比别的学生更为严格。学生们对他这一点非常佩服。
    还有一个例子是怒打科班里的厨子。当年我们这些坐科学戏的孩子们，每天既要练功学戏，又要到剧场里演出，体力的消耗是很大的。可是，给我们做饭的厨子，尤其是那个厨子头儿，不单平素态度蛮横，多一点儿不给我们吃，而且还暗中勾结几个人克扣我们的伙食。有时我们下了夜戏回科班吃夜宵，他们只给每人一个馒头，如果不饱再找他们要就再也不给了，可他们却把剩下的好多馒头从后窗户扔到夹道里。我们吃的大锅菜里根本看不见什么油花儿和荤腥，可他们却把整瓶的香油用蜡封上扔到泔水桶里，把整块儿的肉藏到夹道里的坛子里，过后儿，他们再用牛皮纸包严实了，跟米面口袋一起，埋在垃圾箱里，利用每天倒垃圾和泔水的机会运出科班，转移到厨子头儿家，事后几个人再分脏。他们几个人做得一向很诡秘，很长时间没有人发现他们这种盗窃行为。不料有一天，几个学生在院子里踢小皮球玩儿，有个学生劲儿大了点儿，一脚把球踢进伙房后边的夹道里，这个夹道是死的，没有门儿。几个学生搬来梯子爬过墙头去捡球的时候，竟然发现地上扔着许多干馒头，有的干裂了，有的都发了霉。再一掀那几个坛子盖儿，嗬，里面装的不是肉就是香油。学生们一看这些东西可气坏了，马上报告了负责学生生活的冯富坤老师，冯老师也立即禀告了我父亲。
    父亲闻知怒不可遏，派了几名老师到夹道里去查看。事情弄得一清二楚之后，父亲决定按班规责打这几个厨子。他愤怒地说：“孩子们整天价这么累，吃不好怎么成？况且他们正在发育时期，吃不到喝不到怎么会长好身体？没成想这几个黑心的厨子竟然在这些孩子们身上打主意，真是最该万死。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往后还不知会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呐。”
    打厨子那天气氛特别紧张，我们全体师生在罩棚底下站好了队，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父亲一声令下“带厨子！”几个“掌刑人”就把三个过失最重的厨子带了上来。这三个人平时见过学生挨打，可从来没尝过挨打的滋味儿，这天他们一看院子当中摆着的那条板凳，再一看我父亲面色铁青一脸怒气，师生们也是个个怒目圆睁咬牙切齿，知道今天这顿打是绝对轻不了的。直吓得浑身哆嗦连声求饶：“叶社长，饶了我们这次吧，下次再也不敢了。”父亲哼了一声说：“这是你们自作自受！你们做出这种昧良心的事，不打你们能够平得了众人的公愤吗？科班里的规矩对谁都是一样的，我叶某只能秉公而断，一视同仁。”几个“掌刑人”哪容他们分说，先把那个厨子头儿推到了凳子上，扒开他的裤子，然后抄起事先用水泡过的缠了麻的刀坯子，问了我父亲一句：“打多少？”父亲说：“一百板！”厨子头儿一听就吓坏了，带着哭腔儿求饶说：“叶社长，您开开恩，少打我几十板吧，往后我真的改了。”结果打了他五十板。其他那两个，分别挨了三十扳和二十板。另外那几个罪过较轻的协从没挨打，父亲也当众向他们提出了严重警告。
    父亲的原则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既然打了这几个厨子，就不再罚款，更不开除他们，免得使他们失了业，因为有了这个坏名声就没人愿用了。打过他们之后，还给他们治伤，养好了伤照样让他们做饭。通过这件事，不仅厨子们规矩了，就连看门房儿的、倒垃圾的工友们也都老实了，他们再也不象以前那样蛮横地对待学生和家长们了。
    以上两件事情只是反映了父亲性格的一个侧面：铁面无私疾恶如仇，而另一个侧面则是仁慈宽厚待人以诚。记得在我祖母生病时，因为母亲孩子多很难再抽出精力周到地伺候老人，东家牛字厚出于好心，便主动为我家物色了一名十几岁的姑娘，意欲由她专门服侍病人。父亲一面感激东家的盛情一面婉言推辞说：“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我是穷艺人出身，说什么在自己家也不能用使唤丫头。”牛东家不以为然地说：“谁说你用使唤丫头啦？眼下你们老太太身边不是得用人吗？你不留下这个姑娘，又有谁能有长功夫守在老人身边呢？”父亲思之再三，最后说：“这样吧，这个姑娘我留下，可她可不是我家的佣人，而是我的干女儿。”话一出口，牛东家和姑娘本人都十分感动，从此我们叶家便正式增加了一名新成员，父亲给姑娘起了“叶萍”的名字，我们都管她叫萍姐。萍姐人品极好，每天象对待自己亲祖母一样地侍奉着奶奶，直到她寿终正寝。她长到二十几岁时候嫁给了马富禄的哥哥，父亲按聘亲生女儿的规格陪送了她一份嫁妆。婚后她生了两个孩子，长子叫马世啸，次子叫马元亮，两人都是富连成的学生，老大学花脸，老二学丑行。出科后到上海搭班，元亮后来随团去了台湾。萍姐迁居上海后仍与我们保持着联系，直到临终还谆谆告嘱两个儿子：“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给我立个碑，刻上我是叶春善老先生和段承蓉老太太的女儿，叫叶萍。”
    1933年父亲得了半身不遂病以后，行动不便。彼时沈东家为他买了辆人力车，并雇了一位叫王连升的小伙子，每天接送他到科班或戏园去查看教学或演出情况。他每天坐在车上总是觉得不自在，认为自己一个唱戏的人却成天让别人拉着未免太不合适。结果，他主动提出收王连升为干儿子，并郑重其事地告诫我们弟兄：“谁也不许小看连升，他就是你们的弟兄。如果谁敢藐视他，我决不答应！”
    父亲不仅待人宽厚，而且廉洁奉公。他有一条准则是：“不义之财不可取”，就是应得的钱，他也从不多贪一分一厘。我们科班经常演行戏和堂会，每当演完一场戏时，还要走个“谢客”的过场儿。“谢客”还有个俗名叫“跳红人”，即由一个小生演员穿上红官衣，戴上纱帽，上插驸马翅（即金花），手托一个盘子，与另外一个头戴凤冠身穿女红帔的旦角同时登台，冲着台下鞠躬道谢。这是，邀戏的行会头目或者财主便走上台去，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封儿”（即包着赏钱的红纸包）放在盘子里，算是对艺人们额外的酬劳，两个红人儿接过钱后走进后台，把赏钱原封不动交给社长，然后由社长责成有关的管事按人头份儿分给大家。这样的赏钱从来不作为正式收入上帐，是大家一点微薄的“外快”。按理说凡参与演出的演职员都应得到自己的一份，可唯独父亲与萧长华先生几十年间从来没拿过这种赏钱。师生们对他们老二位的廉洁品格非常尊敬。
    有一次，一位老师（也是我父亲的师兄弟）在一次演堂会时贪污了一半赏钱，事后我父亲找了他，要他把钱退出来分给了大家，但又念及他是师兄弟，年纪又大，就没当众披露他的过失，只在私下里劝他退出科班另谋出路。这位老师非但不体念父亲的苦衷，反而恼羞成怒，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愤愤地离开了富连成。后来，马连良师兄把他请到自己领衔的班社里去管事，不想他恶习不改又贪污了别人的包银。我父亲得知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此后再也不跟他来往，老哥儿俩几十年没有过一句话。直到我父亲临终前不几天，马富禄师兄为了弥合他们感情上的裂痕，特意在自己家里备了便饭，把他们老二位请了去，借以从中调解。我父亲感念富禄师兄的一番好意，也觉得事情已过去几十年，彼此总僵持着并不好，于是就接受了邀请按时去到马家。一进门，他主动向我那位师大爷打招呼，没成想，这位老先生不但不热情，反而借机派了我父亲一顿不是，说我父亲“无情无义不近人情”。我父亲看他仍然这么固执，什么话也没反驳，闷闷不乐地吃了这顿饭就与他不欢而散了。过了两三天，我父亲病情突然加重，医治无效，便于1935年冬天溘然长逝。那位师大爷震惊之余，深悔几天前自己态度的粗暴，立即赶到我家，扶着我父亲的遗体嚎啕恸哭，泣不成声地说：“我的好师弟呀，早知你这么快就走，那天在富禄家我就该跟你认个错儿呀！谁想到你会把咱哥儿俩这点茬儿也带了走啦！”
    对我父亲的不幸逝世，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不深深地悲痛。雷喜福师兄吊唁我父亲时，从大街门儿一直哭到灵堂。马连良师兄彼时正在湖南长沙演戏，得悉噩耗后，一连打了四封唁电，并表示立即停止演出奔丧回京。我们弟兄几个觉得为此而影响演出是违背老人家生前教诲的，故而回电阻止了连良师兄，请他只让与他配戏的四哥盛兰回京便可以了。马连良师兄按照我们的意见办了。事后他回到北京，第一件事便是到我父亲墓前祭奠。
    家父叶春善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戏曲教育事业，得其教诲者遍布全国各个角落，至今，人们还在深深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