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梨园世家话一叶（Ⅱ-31）
（六）余生是属于人民的
粉碎“四人帮”后，神州大地充满了明媚春光，党有了希望，祖国有了希望，人民也有了希望。我目睹着形势一天比一天好，心情也随之一天比一天为之振奋。特别是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趔标准的全民大讨论，更使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看法。那时我只是想自己的身体快一点好起来，领导上快一点让我重新回到舞台上。前半生碌碌无为地过去了，后半生则应当把自己的会身心献给文艺事业，以补偿自己以往的过失。说真心话，我一直认为不管怎么说，自己犯的右派错误是铁案难移的。我只求通过后半生的努力换得一个历史清楚的结论装在档案袋里，而决不敢奢望彻底否定原来的政治结论，而落得个历史清白的结论。
然而，英明果敢的党中央，却以马克思主义的宏伟气魄和对每个公民极端负责的唯物主义精神，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历史责任，于反右派斗争席卷全国，致使数以十万计的正直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群众蒙受深重灾难和屈辱的二十一年后，做出了对错划右派予以改正的决定，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大喜事，所以，当中国京剧院党委负责同志郑重而又亲切地宣布我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正式予以改正时，我再也忍不住激动的泪水，一任它顺着我的两颊滚落下来。这是幸福的泪，这是喜悦的泪，在我坎坷的一生中，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喜事了。从此之后，我将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温暖怀抱，精神上再也没有任何负担地投入工作了。我和我的全家都深深感激党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
1978年10月，我以一个历史清白的革命同志身份，回到了阔别了十几年的中国京剧院二团。我的心情是那么舒畅，我的身体也随之明显地康复了，我感到自己仿佛年轻了二十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要用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艺术奉献给广大的观众们。因此，我急不可待地参加了演出，无论领导上分配我演什么，我都是一丝不苟地全力以赴，即使让我扮演个大铠或者是船夫，我也觉得是一种幸福。因为我是演员呵，演员怎么能够离开舞台呢？演员脱离舞台不跟鱼离开了水一样。
1979年，我随团到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作了短期演出，不仅在李和曾、李世济、张云溪、张春华等同志主演的《群英会·借东风》、《逍遥津》、《孙安动本》、《锁麟囊》、《英台抗婚》、《三击掌》和《猎虎记》、《三打祝家庄》中担任重要配角以外，并与苏维明同志合演了《打严嵩》等戏。
从天津回北京不久，我们团光荣地接受了赴广西前线慰问边防战士的任务。有时一天要转几个地方，连续演几场戏，虽则劳累，但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却是极其振奋的，大家觉得能为日夜以生命保卫我们和平幸福生活的战士们演出，既是一种神圣的责任，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从广西前线回来不久，我们又接受了赴香港演出的任务。为了保证质量，我们日夜赶排要带去的剧目。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我们如期到达了香港。那里的同胞已有许多年没有看到从国内送去的京剧了，我们的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时香港的各家报纸和电台、电视台都争相宣传我们的演员和演出盛况。不少台湾同胞和旅居海外的侨胞，特地赶到香港观看我们的演出。
在香港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们的活动是非常频繁的，除了要按时演出外，还要参加若干社会活动，诸如参加欢迎会，与当地票界联欢，接受记者采访等等，每天从早忙到晚，休息时间很少。我因为睡眠不足，身体渐渐有些不支了。
结束了在港的演出后，我们回到广州，并为那里的领导与观众作了汇报演出。一次，我在演出中翻了一个“抢背”，当时就感到不适，待到这场戏演完之后，我便突发了脑血栓病。直到那时，我才感到自己毕竟年纪大了，比不得年轻人，我的病也正是因为自己对体力做了错误的估计，以致积劳成疾的结果。
回到北京以后我再也不能演戏了，左半身麻木，动转不灵，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得了半身不遂的病，经过大夫的诊断，我同时还患了糖尿病。彼时我真是心急如焚，好不容易盼到重返舞台的一天，可是谁能想到只干了二年的光景，就又脱离了舞台。
领导上十分关怀我的病情，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医疗条件。因为治疗得及时，我的病情没有恶化，而是一天天地好转。但是这种慢性病来得凶猛，好起来却是相当慢的。我开始着急，后来也就不那么急了。为了积极配合大夫的治疗，我不允许自己躺在床上，而是坚持每天练功。说也奇怪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和锻炼，我的左臂和左腿居然恢复了大部分功能，只是手指还不那么灵便。糖尿病也渐渐好转了。
我的病之所以好得比较快，除了有医术高明的大夫的诊治和贵重药物的作用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良好的护理。我的老伴谭秀英自己的身体并不怎么好，可对我却是操尽了心。我是个不大会安排生活的人，即使身在病中，也常常忘了按时吃药。我老伴深知我的毛病，她为我把每天的生活起居安排得非常有规律，到时候催我起床、催我散步、催我吃药、催我午睡，日程安排得既规律又合理。至于伙食，更是千方百计精心调配，既让我吃着顺口，又于病体有益。我常想，如果没有我这位"家庭护士"的严格护理，只怕我的病是难以好得那么快的。
虽然我的身体一天较一天好了起来，但终归不能恢复到病前那么健康，若想依然象以往那样随团排练、演出是吃不消了。面对这种状况，我反复思索着：难道就这么下去了吗？不能！尽管我自己不能再登台演出，但总还可以教戏嘛。我自幼入科班学戏，当了几十年的演员，无论从掌握的剧目、技艺上看，都比中青年会得多见得广，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使京剧艺术队伍耽误了一代人，现在的许多中青年演员会的戏很少，有些前辈的绝技更是见也没有见过，如果不及时把技艺传给他们，许多东西便有失传的危险。我会的一切都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而是属于社会、属于整个艺术事业的。把我所掌握的东西传给下一代，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考虑到这些，我决定以教戏带学生为今后的主要任务，否则我的生活也就失去了乐趣。
为了实现我的愿望，我曾于病体稍稍康复之后，接受了中国戏曲学院的聘请，到学院去教老生戏。后来因为路程太远，加上体力不支，就不再去了，而改为在家里为找上门来的学生授艺。几年来，先后到我家学戏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专业演员，也有业余票友，还有外地来的演员和极少数的日本朋友。我的态度是，只要我的精力允许，一律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并且分文不取，也不搞什么拜师收徒的仪式，我认为真正教给学生以实际的本事比徒具虚名要好得多。
我的专业学生颇为不少，例如中国京剧院的耿其昌、李宝春、王忠信、常鹤云，北方昆曲剧院的祝孝纯，原在河南后调北京京剧院的安云武；天津市京剧团的单佑安、吉林省京剧团的张健和上海京剧院的施雪怀等人，都先后跟我学过戏。其中向我问艺较多的要算耿其昌、祝孝纯和安云武等几个人了。我曾给耿其昌所在的三团排过《秦香莲》、《赵氏孤儿》、《浔阳楼》等戏，给安云武说过《四郎探母》、《白蟒台》等戏，看到他们在台上以精彩的演出赢得观众的热烈欢迎，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至于我自己，每年也间或参加为数极少的演出，例如在重要节日里与老演员们一起重演过《三打祝家庄》。去年应邀与王金璐、陈永玲等人合作，在天津演出过《坐楼杀惜》和《翠屏山》等戏。
为了普及京剧，也为了调剂个人的生活，我还经常到业余票房去辅导并亲自清唱，和平里文化站，草园文化站是我经常出没的地方，朝阳区文化馆还特聘我为艺术顾问，并给我发过奖状。有个学生曾不解其意地说我：“人家票友都盼着下海，而叶先生倒上了岸啦！”其实他没明白，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个人戏瘾大，而是想借这块阵地扩大京剧的影响。没有广大观众、尤其是业余京剧爱好者的支持，谈何振兴京剧呢？况且票界中藏龙卧虎，不乏有识之士，有许多票友虽然没干专业，但他们懂的并不少，有些事或许比干专业的见的、懂的还要多。特别是那些知识水平较高的老先生们，谈起戏理来头头是道，鞭辟入里，往往会对我们专业演员有启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疏远这些良师益友。
我在养病期间，还曾应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戏曲组之约，录制了一则京剧基本知识讲座节目，内容是讲解髯口与髯口功的，讲座过后由我和儿子金援一起表演了《三打祝家庄》中“石秀探庄”的片段。这个节目播出后，观众反映良好。
除了上面那些业务活动之外，我还有若干社会活动。我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兼文化部支部负责人，也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能经常参与一些社会活动，为"四化"及祖国统一大业献计献策，尽自己一点菲薄的力量。
总而言之，尽管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继续在舞台上为人民服务，但我的生活并不空虚，相反地却相当充实。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所使然。旧社会戏班里有句话叫做“上不养老下不养小”，一个艺人一旦丧失了工作能力，便有沦为乞丐的危险。而今天的文艺工作者，生活是安定而有保障的。我虽然不能登台了，可我的工资一分钱也不少给。而且我每年要花掉国家许多医疗费，这在旧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事。面对党和组织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只有一个心愿，这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倾全力把所学所会的技艺，全部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我的余生是属于人民的。
在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我那同甘共苦了几十年的老伴谭秀英。我们家庭中的这位贤妻良母虽然一生没有从事任何工作，却以自己的全副精力支持了我们所从事的艺术事业。她为我们妥善地安排了一切，却唯独不注意自己的健康，以致在我们生活刚刚象点样子的时候得了不治之症--白血病，竟于1985年5月19日溘然辞世先我而去了。几十年来，她没有过上几天松心的日子，却因我的牵连吃尽了各种苦头。每思及此，我都觉得深深地负疚。我永远忘不了她在临终前跟我说过的话：“看样子我得走了，撇下你我真有点不放心。往后你要注意身体，多活几年，多教出几个学生来……”是的，我一定记住这些话，一定要用有限的余生为京剧事业多做一点事情，以告慰泉下的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