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梨园世家话一叶（Ⅱ-35）

    篇尾赘语

陈绍武

    笔者与出身梨园世家的盛长同志既属忘年之交，又为患难友，我们是在一种非常的历史背景下以非常的身份于非常的环境中相识的。1958年春，作为中国京剧院的名演员的盛长和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我，因为头顶同样的“桂冠”而先后被送到了同一个地方--北京市清河农场接受“脱胎换骨”般的改造。侥幸的是，居然获得在那儿的京剧团从艺的优惠。自然，他是作为主要演员及导演的身份；而我则以笔耕为主，间或作些场记、演个配角、跑跑龙套或充当司幕等杂役。很明显，一个是行家里手，一个则是货真价实的“棒槌”。然而，相同的际遇、相同的地位、相同的悔恨与相同的希冀，却使我们这两个原在年龄、出身、经历和趣味都不尽相同的“同学”在痛苦而又愉悦的朝夕相处中建立起非同一般的友情。从那时起，我们便经常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名句相互砥励，下定决心，要在后半生的长途跋涉中，革面洗心，以崭新的足迹谱写生命史之续篇，并以此弥补自身对党和人民欠下的“罪债”。
    1962年，盛长先我离开农场，回到朝思暮念的组织怀抱；而我却相继辗转于几个“专政”场所，最终则下放到穷乡僻壤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我们各自的“右派”问题得以改正之后，我们才于1978年的初冬得以重晤，不觉他已年过半百，我也人到中年了！幸喜的是，我们产意趣皆未衰颓，充溢于我们心房的，只是欠债的负疚和工作的紧迫感。我们觉得应当干点什么，以不负党和人发的关怀。于是，经再三计议，萌生了写一本回忆录的念头。
    我们的工作是从1981年开始的，因为他在北京供职，我在天津搞戏剧研究工作，虽只一箭之遥，毕竟有地理上带来的不便。为此，我们借助于录音的办法，由他对着录音机口述，我则依据录音的内容加工、整理成文字。由于彼此都忙，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年，直到今天才把它告一段落，总算是了却我们的一桩心事。
    在撰写这本拙作时，笔者为自己确定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是：坚持历史唯心主义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认为，历史是不容任何人以个人的意志与感情而随意篡改与更动的。臆造的、夸大的或粉饰的事实都不成其为真实的事实，而只能给人造成错误的印象。我们不愿因自己的欺世行为而落下千古的骂名。为此，我们坚持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和处理我们所能掌握的真实的史料，是即是，非即非，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不添油加醋，不妄作褒贬，尽最大之可能，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也正是基于这种基本原则，我们在撰写过程中，也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因个人的主观片面而可能带来的失实和失误。为此，我们不仅访问了一些前辈和知情人，倾听他们对往事的生动陈述，也参阅了部份相关的典籍、史料和研究、评论等著述，以保证少出纰露和错误。几年间，我们先后走访了李洪春先生、翁偶虹先生、潘侠风先生和当年在科习艺的黄无庆、谭元寿、冀韵兰等同志；参阅了唐伯弢先生所著《富连成三十年史》、叶龙章先生所撰《喜（富）连成科班的始末》、梅兰芳先生所述《舞台生活四十年》、陶君起同志所编《京剧剧目初探》，以及三十至四十年代北京出版的有关报刊杂志多种。上述这些口授的和文字的宝贵资料，给了我们许多借鉴与启迪。
    对京剧艺术卓有见地、对富连成科班了如指掌的文艺评论家冯牧同志于百忙中为本书提写了书名；潘侠风先生和萧润德同志将收藏多年的珍贵照片慷慨地提供给我们；摄影家李向军同志还专门拍摄了若干彩色剧照。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由衷地感激。我们愿借此卷尾一隅，谨向上述各位先生和同志们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忱。
    当这本拙作问世之际，我们的心情是既兴盛又忐忑的。尽管我们从主观愿望上力求尽量向社会公众交出一份较为圆满的答卷，但由于思想水平、生活阅历以及文字功力所限，怕是难以保证杜绝谬误的。恳望各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我们当闻过则喜，并加以校正。

1986年5月25日 于津沽陋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