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梨园世家话一叶（Ⅱ-5）

    盛章口齿伶俐，嘴皮子有劲，白口念得快、脆、火爆，真象炒料豆一样，字字清晰，句句入耳，形成了武丑行当的一种独特的念白方法。他演各类丑角，从来不在舞台上胡乱抓哏或追求节外生枝的噱头。他反对把丑角演成低级庸俗令人生厌的“滑稽蛋儿”，借以哗众取宠。他从来是从剧情出发，严肃认真地揣摩各种角色的内心活动，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人物的鲜明个性来，决不容许自己脱离人物性格，而去单纯卖弄技巧。他演《时迁偷鸡》有一场“吃火”的特技，这手绝活儿是王长林先生亲传给他的。开始练习时，曾经因为一时没掌握要领而烫过满嘴燎泡，后来则完全掌握了这套以火纸代替熟鸡的吃火（即吃鸡）技巧：火纸入口即灭，再拿出来还能着，从鸡头吃到鸡尾，中间还穿插上塞牙的细节，十分细腻生动，虽然完全是假动作，却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他的技巧圆熟而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他向生活汲取了养料，并时时以时迁这个贼头鼠脑的特定人物的性格为依据，设身处地地体验了角色的心理状态，因而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我三哥称得起是位全面发展的京剧丑角表演艺术家，他那高深的艺术造诣来源于他的勤学苦练。他的成才之路给人提供的启迪之一是：要想得到真才实学，必须有坚韧的毅力和坚定的决心，并且一定要持之以恒。盛章正是一条性格十分刚强的硬汉子。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天津南市的一家戏院演《酒丐》，他在轴杆儿上走“三掉险”时，由于杆儿上面缠的带子松了，他的脚尖儿没勾住铁杆儿，人从杆儿上掉了下来。他本想就势来个“戳顶倒立”，可是没掌握好重心，左右手的劲头儿不一致，当时一只膀子就戳伤了。回到后台以后，他让傍他的演员袁世湧（另外几个演员是高盛虹、李盛佐和徐世臣）给他摸摸，看看出了什么毛病？袁世湧会正骨，用手一摸，坏了，原来他的一只膀子脱了臼。我三哥当即说：“你给我托上去！” 袁世湧说：“你可得咬住牙呀！”三哥点了点头说：“来吧！”世湧这时使劲儿往上一托，只听“咔”的一声，伤膀子当时就复了位，不过，这只肩膀眼瞅着可就肿起老高来。人们担心他的身体，劝他不要再演了，可他说什么也不肯罢休，二话没说，抄起刀来咬着牙忍着疼，硬是把这出戏演下来了。观众们看他带伤坚持演出，很是感动，不断地以更热烈的掌声鼓励他。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我三哥盛章是多么坚强。
    总之，我三哥盛章在丑角艺术上的成就是不同凡响的，如果说他已经在丑行、特别是武丑行当中攀上了一座高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流派，空派不是过誉之辞。纵观京剧发展近二百年的历史，以一个丑角演员自立班社（金升社）、独挑大梁者，大抵只有盛章一人。 因为他的功夫极好，渐渐地在观众当中盛传起关于他的种种近于传奇性的说法。譬如有人说他的功夫不在燕子李三（旧社会里的一名义盗）以下，也会飞檐走壁。其实这是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他的功夫固然是好，可从来不做为非作歹之事，慢说是飞檐走壁，就是自家的房顶他也从来不想上去。也别说，有回我们家闹贼，他倒真的上了一回房，不过，那可不是飞上去的，而是爬梯子上去的。结果，把蟊贼们给吓跑了。
    我三哥为人耿直规矩，不苟言笑。作为一个生活在旧社会里的戏曲艺人，尽管没有多高的文化，但他却有很强的爱国心。沦陷时期，他不甘心做亡国奴，每天都要偷听来自重庆中央电台的广播，对抗日时局的发展是很关注的。
    有一年夏天，他领着我的几位姐姐、表姐们去中山公园游玩，他们正在起士林茶座喝茶休息的时候，突然来了五、六个日本浪人，举起照相机就要给我的姐姐们拍照。我三哥一看，登时就火儿了，他站起来走到日本人面前说：“你们不能随便照相，她们都是我的亲属。”日本人依仗着自己是侵略者，用手一拨拉我三哥，蛮横地说：“什么亲属不亲属的，只要我们高兴，愿给谁照就给谁照！”当时吓得我的姐姐们站起来忘起士林屋里藏躲，那群无赖嬉皮笑脸地往里追。三哥气得忍无可忍，把两只胳膊一横，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日本人恼羞成怒，忽啦啦一下子围住了我三哥，这个一拳那个一脚地打他、踢他。可是，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打了半天一下儿也没打着我三哥，相反地却多少不等地被他打着了。他们见情形不妙，才慌慌张张地逃掉。在场的中国人都很钦佩我三哥的勇气，其中也有熟识他的观众不无担心地劝他：“叶先生，您快逃吧，这群混帐王八蛋是不会吃这种亏的，他们准是叫宪兵队去了。”我三哥一抱拳说：“谢谢诸位的好意，好汉做事好汉当，咱们中国人越怕他们他们就越欺负咱，就得跟他们斗！”人们又劝他说：“话是那么说呀，可眼下他们势力大，您一个人也敌不过他们。听我们劝，快走吧！”我三哥见这些同胞说得恳切，就带着我几位姐姐径自回家了。
    1939年春天，我们应上海天蟾舞台之约，准备去南方演戏。彼时，北京前门车站警务所和行李房的一帮汉奸们就放出话来威胁我们：“叶盛章要去上海，那他可得请客。不然的话，只要他的戏箱从铁路上走，咱们就都给他倒上硝镪水！”其实，他们的这种恶劣行经是由来已久的，有的班社就吃过他们的亏。可我三哥不吃他们这一套，他说：“合情合理的要求咱们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一定不能接受。咱们托运戏箱，该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公事公办，但是要想让咱们花钱贿赂他们，没门儿！咱们可不能留这个例，不然的话，那些小戏班儿怎么办？要送礼充其量也只能送他们几张戏票，便宜他们白看场戏而已。”
    那帮地头蛇见我三哥不理他们的茬儿，就气了。有天晚上，我们在广德楼（即今前门曲艺厅）演戏，车站警务所去了几个伪警捣乱，故意叫倒好儿。我三哥一看是他们，就知道他们别有用心，于是亲自从后台走到前台与他们辩理。那帮依仗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作威作福的狗汉奸哪讲什么道理，没说上几句话就要动武，眨眼之间六、七条汉子就把我三哥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三哥深知自己武功好，手也重，平常决不跟别人动手，可这次实在是把他惹急了，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还了手。那几个草包哪是他的对手，尽管折腾得挺厉害，可谁也甭想碰着我三哥一下。他手疾眼快，闪转腾挪，紧这么一忙活，好几个伪警都被他打倒在地。他一面打一面说：“你们几个混帐东西还有点儿中国人的味儿吗？依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欺负中国人，你们算错翻了眼皮啦！”那些挨了打的伪警们哪敢再跟他较量，一个个狼狈不堪抱头鼠窜，但他们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冲我三哥嚷：“小子，除非你坐飞机去上海，那算你还能落个囫囵尸首；如果还想坐火车走哇，哼，爷爷们非把你碎了不可！”我三哥哪肯示弱，接了一句：“好吧，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只怕你们吓死也不敢动叶某人一根毫毛！”
    我三哥根本没把那种无耻的恫吓放在心上，过了几天，仍然带着我们全班人马坐火车去上海。出发的那天，我们陆续到前门车站去上车，车站上有两个入口处：一个挂着“中国人行”的牌子，由警务所的伪警把门儿；另一个挂着“皇军军官行”的牌子，由日本宪兵把门儿。我因为怕出意外，先走了一步，特意到入口处去等我三哥，可是，等了好久也没见他来，直到快开车的时候，才见事先雇好的一辆小轿车载着我三哥来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辆车没在中国人的进站口停，而是在日本军官入口处停下来了。正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只见从汽车上走下一个日本高级军官，这个人中等个儿，鼻子底下有一小撮儿日本胡儿，身穿一套日本军装，脚上穿着大马靴，腰间挎着马刀和王八盒子枪套，戴着肩章和绶带，腋下还夹着一个公事包，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下了车大步流星地闯进了日本军官进站口，两个把门儿的宪兵还给他打了个敬礼。我细这么一端详，好么，不是别人，正是我三哥。当时可把我吓着了，这要让日本人看出破绽来哪还有命？可我也不敢声张，只好独自进站上了软席车。我三嫂早就坐在车上了，见了我还一个劲儿地问：“五弟，你三哥怎么还不来呀？”我不敢把实情告诉他，只得支支吾吾地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不过，您放心，他主意多，不会出事，说不定也许改了主意坐飞机走了呢，到了上海咱们准能见着他。”三嫂听着我这些没头没脑的话，只是摇头叹息，也不可奈何。
    开车之前，警务所的伪警以查票为名来到我们车上，看见我以后就问：“哎，你是不是叶老五？”我说：“是呀。”他们又问：“怎么没看见你哥哥叶盛章呀？”我说：“谁说不是呢，我们这儿不也正找他吗？”他们很狡猾，生怕上了我的当，就带着命令的口吻说：“那，就请跟我们辛苦一趟，到各节儿车厢里转转！”说实在的，当时我也正为三哥的处境担心，正想找个机会看看他究竟躲在哪节车厢上呐，所以就陪着他们去了。从软席、硬席一直找到软卧，哪儿也没找着我三哥的影子，最后走到一节儿车厢的车门口儿，他们停住了脚步，不敢再往里走了。这节儿车是个暸望车，车后有个半圆形的玻璃窗，窗前架着一挺重机枪，车内的陈设很考究，有沙发椅和办公桌。这节儿车是专供日本高级将领乘坐的，车门口站着两个戴钢盔并扎着一圈儿柳树枝子的日本野战军士兵。那帮汉奸们一看这种阵势，吓得哪还敢上前？我趁势从车门儿往里面一看，嗬，我三哥正翘着二郎腿在沙发里看一张日文报纸呐，几个伪警不住地嘟囔：“奇怪呀，这个叶盛章怎么会没来呢？他能上哪儿去呢？”我心里总算有了底，可也故意跟他们搭讪：“可说呢，他到底儿上哪儿了呢？他要是不去，我们就是到了上海，这戏可又怎么演呢？这个三哥，可真让人着急呀！”这群坏蛋听我这么一叨咕，更加信以为真，只好悻悻地滚下了车。
    车开到浦口站停了下来，整列火车被分割成几段轮渡。这时，我从车窗上看见三哥自己走到餐车里去吃饭，他只跟我对了对眼光可并没理我，我更不敢跟他打招呼。就这样，他躲过了伪警的刁难，一路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上海，然后乘汽车到了我们下榻的旅馆，这才脱去了日本军官服换上了华服。事后我们问他：“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居然敢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冒险化装到上海？”他笑了笑说：“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在哪儿吗？主要是因为我知道日本军队最讲究服从，下级是不敢盘问上级的，一般的大佐就没人敢问，何况更高级的军官呢，你们看着我戴的是哪一级肩章？少将！他们谁敢问？真要是有人敢问，我就揍他们！”
    他说这话不是吹牛，他还真的打过日本人，那是在我父亲去世以后的事情。彼时，萧长华先生帮着我们托人在永定门外为我父亲买了一处高岗做坟地，我们把父亲安葬在那儿，修了一座坟茔。北京沦陷以后，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名叫白鸟的日本商人，其实也是一个军官，把一大片坟场地，包括我家的坟地在内全给强占了，过后还围上了铁丝网，并强令我们迁坟，说什么要建一个“平衡仓库”。那时候，我们民族有个风俗，别的事情都可商量，唯独占用坟地这种事情，除非万不得已，一般是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的。于是，我们就到法院起诉了白鸟。说起来我们也太天真了，伪政府在日寇的卵翼下苟且偷安，哪能为中国人做主？所以我们的官司只能打输而不能打赢。我三哥当时没发作，强咽下了这口气。几天过后，他没跟家里任何人商量，就扮成了日本军官的模样，雇了辆小汽车，直奔白鸟公司。下车后他噌噌地往门里走，把门站岗的日本兵看他的气派很大，也没敢盘问他。他进院之后闯进了白鸟的办公室。当时屋子里有很多人正在商量事情，我三哥进去以后二话没说，从办公桌后面一把把白鸟揪了出来，当着众人的面儿三拳两脚痛打了一顿，把他打了个鼻青脸肿。有意思的是，白鸟挨揍时连眼皮都不敢抬，更不用说还手了，不光干挨揍，嘴里还一个劲儿“唉咦”“唉咦”地叫个不停。我三哥打痛快了以后，扭头就走，白鸟和他手下的职员们一直送出铁丝网，站成一排，冲着我三哥的屁股鞠了九十度的大躬。
    他回家跟我们说起这件事，我们在一阵开怀畅笑之后，也不能不为他的这种冒险举动感到后怕。我们不禁担心地问他：“你这么冒失地只身深入虎穴，万一让他们看出破绽来，不就没命了吗？”他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嗨，这就看谁能把谁唬住啦，我抓住他们的弱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加上气比他们壮，他们就没有不怕的。”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感慨系之地接着说：“只恨我没有机会跟着抗日的队伍走。倘若有人介绍我参加游击队，我宁可不唱戏了，也要使出我这身武艺，狠狠地揍日本鬼子！”
    从以上这几件事上可以看出，我三哥很有些"士可杀不可辱"的英雄气概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在当时的京剧界也是不乏其人的，象梅兰芳先生在上海蓄须明志，程砚秋先生弃艺到青龙桥务农，以及周信芳先生编演新戏《徽钦二帝》、《明末遗恨》等，都是他们爱国思想的具体反映。
    由于我三哥脾气过于耿直，所以也曾得罪过一些人，甚至因此影响了他的健康。1957年那场尽人皆知的政治风暴，也曾冲击过他。到了1967年，更疯狂的血雨腥风终于把他推向生命的绝壁悬崖。在一个阴霾的拂晓，人们在龙潭湖里打捞上一具遍体鳞伤、四肢僵硬、但腹中无积水而头盖骨却有一个窟窿的尸体，经过辨认，才知道这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反动艺术权威”叶盛章！然而这位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犯了什么罪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才只活到五十五岁的年龄呀！那些置他于死命的“英雄豪杰”们大概不会因为没有用他们的“抢”到手的录象机把他那身濒于失传的绝技录下来而感到对人民欠下了一笔永远偿还不清的债，并因此觉得羞耻吧？！
    每想起我三哥的音容笑貌，我的心里都非常难过。他如果能熬过那场浩劫，亲眼看到跳梁小丑们的覆灭下场该多么好！我相信，他一定会以百倍的热情，把自己的全部技艺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使我们的京剧艺术、特别是武丑艺术得以发扬光大。
    所幸的是，到底还有他的几个传人，总算继承了他的一部分艺术遗产。其中受益最深的当推著名武丑演员张春华，其他如艾世菊、阎世喜、刘世亭、谷春章、翟韵奎、郭韵华、刘习中以及我大哥的儿子叶金森，也都经过他的悉心传授。
    他的儿子叶钧，因身材比较高大，没有继承他所从事的行当，而是学了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