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梨园世家话一叶（Ⅱ-9）
第四章 我的艺术生涯
（一）富连成是我的艺术摇篮
“不是上学的材料儿”
我于1922年7月出生在和平门外海北寺街新宅中。
我母亲因为生孩子过多，再加上每天为科班的学生们料理生活起居，操心劳神，身体一天比一天弱，所以在怀着我的时候就不愿再生了。她一方面吃中药，一方面又请了一位按摩大夫每天给她推拿，同时还经常让我的姐姐们捶腰，目的是想把胎打下去。可是，所有这一切办法都没起作用，结果，还是把我生下来了。
我刚落生时又受又小，三天都没睁眼，我母亲瞧着我那干巴巴的小躯体，一面摇头一面叹息地跟我父亲说：“你看，这孩子简直象个条帚疙瘩。我身体弱得这个样儿，也没奶水，怎么能把他养活呢？”我父亲安慰说：“不要紧，咱先喂他糕干粉，然后给他找个奶妈，孩子一样能长大成人。你就只管放心吧。”没过多久，我父亲就托人为我找到一位奶母，这位妇女二十多岁，很壮实，婆家姓张，三合县人，我们都管她叫“张妈”。她男人是个双目失明的盲人，生活很困难。张妈自己的孩子生下来没多久就死了，出于无奈，出来当了奶妈。我就是吃这位张妈妈的奶长大的，她一直带着我，直到我快结婚时，她才离开我们家。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想念这位哺育我成人的奶妈呢。
我七岁时开始上学。我的哥哥们都上过私塾，到我上学的时候，北京已经有了学校了。那时人们管这种学校叫“洋学堂”。本来我母亲打算让我跟着四姐慧蓉去她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去读书。可我父亲不同意，一定要把我送进一所专门为穷苦人子弟开办的“贫民小学”，他说上这种学校对我有好处。我进了贫民小学以后，每天由四姐带着我一路去上学（贫民小学就在师大附小的旁边）。母亲每天给我们两个铜板，先到琉璃厂吃早点，每人吃一套烧饼麻花儿，两个人喝一碗豆浆，然后各人到各人的学校去念书，放学时，四姐接我一块儿回家。
我从进学校门儿的第一天开始就不爱念书。因为我们家跟科班在一起，从小我耳闻目睹的都是演戏的事儿，我脑子里成天想着戏，对上学的事儿一点也不用心，常常磨四姐替我写作业，为这个我四姐很生气，说：“是你上学还是我上学呀？”我也总跟四姐吵。在贫民小学上了一年，也没学到什么。我父母想，这孩子自个儿管不了自个儿，干脆不如就让他跟着四姐上师大附小算了，那样他姐姐还能管着他。于是，我转到师大附小，因为功课不好，仍然上一年级。到附小后，功课还是不好，特别贪玩儿，很顽皮。每天跟着四姐上学时走在路上不是踢砖头儿就是推铁环。有一次推铁环绊了一跤，推铁环的铁棍儿把我手心扎了个大口子，流了好多血，我四姐很害怕，领我到一家诊所上了药。我姐姐回家后跟母亲说：“这孩子太调皮了，我不带着他了！”父母看着我们姐儿俩也实在不投脾气，为了免得经常吵闹，又托人把我转到位于梁家园的十九小学。当时人家一、二年级的功课都不会，上三年级就更跟不上了。所以只上了不到半年，我父亲就把我领回家了，并且气得说我："不是上学的材料儿！"
我先后上了不到两年的学，倒换了三个地方儿。
“干脆进科班儿学戏吧！”
我母亲很着急：“这孩子不好好儿念书，干脆也让他上科班儿学戏去吧，不然，不就把他给耽误了吗？”我父亲说：“不成，现在入科班儿把他放在哪科呢？盛字辈的已经学了好几年了，大世字辈的学生也都入科了，他去了上下够不着，不是当口儿。要去也得先让他多看看戏，然后再找人教他一两出戏。如果他还真是块材料儿，再让他入科。”
从那时起，我父亲每天带着我去广和楼去看富连成社学生们演戏。他不让我坐在台下看，而是在下场门儿门帘旁边放上一把椅子，让我坐在那儿看。那些比我大的师兄们看着我好玩儿，常常拿着枪、刀从场上下来冲着我呲牙瞪眼，或者耍几下逗着我玩儿。我每天都要看好多戏，越看对演戏越感兴趣。我父亲这样做，用我们内行的话说是先“熏熏”我，我也确实得到了熏陶，对皮黄戏开始有了初步的印象。渐渐地就迷上了戏，在家里玩儿也是学着戏台的样子唱戏玩儿。平常母亲给我的零花钱和拜年时亲友给的压岁钱，我都舍不得花，把它们全都攒到闷葫芦罐儿里，到过年时，上厂甸买什么刀哇枪啊，花脸儿（面具）一类唱戏用的玩具，回家来就跟我外甥茹元俊一块儿玩儿。我父亲看在眼里，也觉得我是块学戏的坯子，演戏是我最合适的出路。于是，就专门为我找了他的一位好学生李盛荫（李盛藻之兄）到家里来教我演戏，也就是想在我正式入科前，先由他给我砸砸基础。李盛荫是学衰派（做派）老生的，人很忠厚老实。我父亲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以后，当时他显出很为难的样子，他心想：他是我父亲的学生，我是我父亲的老儿子，让他教我，不教是不行的，可教吧，万一有哪点儿教得不到，又觉得对不住我父亲。我父亲看出他心里的这些顾虑，就当着我的面儿跟他说：“盛荫，你只管教他，该怎么教就怎么教，你就是他的老师，他一切都听你的。”说着就让我管他叫“老师”。李盛荫当时诚惶诚恐地说：“可不能这么叫，我是您的徒弟，五弟就是我的师弟，从今往后，就管我叫‘师兄'吧。我一定好好教他，有教不到的地方儿您可得给我兜着，有教错的地方儿您给我改。”我父亲说：“好吧，你就大胆地教吧。”
李盛荫师兄教我的第一出开蒙戏是《黄金台》（带《盘关》），这个戏有唱有做有念，是砸基础的戏。盛荫师兄先给我讲关于这个戏的故事情节，又给我分析人物性格，然后才教我。我不单学田单，还要学伊利、田法章、人役、门官、皂隶、乳娘等所有的角色，也就是说要把这出戏全部学会才成。盛荫师兄教得很细，一招一式都不马虎。有时我父亲到场看着我学，师兄每天教过之后，他还要检查一遍，让我把所学的东西再复习一遍。这个戏我学的相当磁实。
学会了《黄金台》之后，我父亲又让我到二姐夫宋继亭家继续学戏，每天下午去两个多小时，他给我说了《鱼肠剑》中的伍子胥。学了半个多月，因为二姐夫搭班到外地去演出，我只学了半出就中断了。
这时，我父亲决定要把我送到科班去学戏了。可是，究竟送哪个科班合适呢？家里人意见不大一致。我三哥叶盛章主张把我送到焦菊隐先生创办的中华戏校去，因为那是官办的学校，附有文化课，不仅能学戏，而且还能学文化。但是我父亲却不同意这个意见，他的理由是：这所戏曲学校是男女合校。他认为，一般的文化学校男女合校是没什么关系的，而戏校不适于男女合班，因为学戏的孩子们一般都开化得早，男女生每天混在一起，容易涣散精力，影响学习。所以他主张把我送进自己主办的、只有男学生的富连成。我父亲是一家之长，他的意见是不能更改的，所以我就入了富连成。那时我刚刚九岁。
头一回登台就唱砸啦
一天，我父亲带着我见了富连成社里的老师们，并且说：“我打算把他也送到科班里来学戏。虽说现在还没正式写字儿，一切也得按科班的规矩办。先生们对待我的这几个孩子尤其不能特殊，只能严，不能宽。他们要是犯了规，先生们尽管重重的责罚才对。”从那天起，我就搬到科班里的学生宿舍里住了，我住的是北屋，一共六大间，睡在用木板搭成的大通铺上，起居饮食都跟同学们一样待遇。
我初到科班的这段时间，好象是一个见习阶段。每天早晨六点起床，跟同学们一块儿练功。同时，我父亲还跟老师们商量，选了几位世字辈的师兄陪我继续排练盛荫师兄教给我的那出《黄金台》。负责排练的还是盛荫师兄，参加排练的几位世字辈的师兄是：裘世戎（裘盛戎之弟）演伊利，张世孝演田法章，曹世嘉演茹娘，罗世保演门官，詹世辅演皂隶；我演主角田单。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之后，我父亲决定让我们到广和楼去正式演出一次。为的是让老师们和观众们鉴定一下我的学习成绩，也是让我见见世面。
公演的那天我心里很害怕，盛荫师兄给我化的装，有位管大衣箱的师兄佟树全（我们都叫他柱子哥）给我穿的衣服，当时我才九岁，个子很小，官衣长，我穿不起来，柱子哥就给我腰上一截儿来。给我勒头的是一位徐师傅和一位叫松庆龄（我们管他叫庆二哥）的师兄。大家给我化装时，我的心里就砰砰地一个劲儿地跳，等把纱帽勒紧，戴上黑三以后准备上场时，我的心里就嘀咕开了，也不敢往前台看了。锣鼓一响，心里更害怕了。盛荫师兄给我把场，他看我吓得浑身哆嗦，就鼓励我：“别害怕！怎么学的怎么唱。”场面打了“导板头”以后，胡琴拉起了“二黄导板”，盛荫师兄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唱，我唱是唱了，但不敢放开嗓子，只是小声哼哼着唱了“听谯楼打四更……”一句。上场以后，应当接唱“回龙”“为国家秉忠心昼夜奔忙。”可是我当时也不知怎么的了，唱到该甩腔的时候，拐到《上天台》里一句反二黄唱腔里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后我才找着原因，原来是因为我刚到科班以后，头几天练完功没什么事儿，我就到一位叫张连福的师兄教戏的课堂里看他教戏，他教的正是这出《上天台》，没成想我第一次登台，不由自主地把平时熏到耳朵里的腔儿给唱出来了。这一来可槽了，底下没法儿唱了。当时我就觉着脑袋“嗡”的一声，天也旋了，地也转了，再也张不开嘴了。盛荫师兄撩开一点儿台帘冲我连连点头，我也看不见了，傻呆呆地站在台口一动也不敢动，两只脚好象钉在台板上似的，急得我都想哭了。台下的观众们可真好，他们都知道我是头一次登台，不但没喊倒好儿，还笑吟吟地鼓励我：“别害怕，别害怕，再重来，再重来！”后来，盛荫师兄跑到场面上，让锣鼓停住，请鼓佬重新开了点子，胡琴重新拉了过门，我才想起来，唱完了“回龙”接下去唱“原板”。以后的戏，倒是没出什么差错。
这场戏演下来以后，观众们还给我鼓了掌，叫了好儿，说“第一次上台，能演这样儿不容易！”可我心里却一点高兴的意思也没有。我心想，这顿打算是逃不过去了。我小心翼翼地走回后台，一眼就看见我父亲扳着脸在帐桌那儿坐着呐，吓得我头也不敢抬，光等着一会儿挨打呢。真奇怪，等人们给我卸完了装，我洗完脸之后，我父亲不但没打我，连说都没说我一句。我心里更嘀咕了：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不打我呀？说实在的，当时我没挨打比挨了打更难受。直到回了科班以后，我都不敢从我父亲眼头里走。盛荫师兄看我吓得那个样儿，就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告诫我：“往后学戏要专心，不能在学戏的时间里到处乱串，这出《黄金台》还没学磁实呢，你就去听人家学《上天台》，能不串调儿吗？以后可得注意。”过了好几天，我父亲才把我叫到跟前，问我：“知道我为什么不打你吗？”我低着头小声说：“不知道。”我父亲接着说：“按理说你在台上唱砸了就得打你。可这戏是你盛荫师兄辛辛苦苦给你说的第一出开蒙戏，人家教你并没教错，是你自己不用心才错的。我若当着大伙打你一顿，盛荫的脸儿往哪儿搁？听明白喽，我是看着你盛荫师兄才免了你这顿打，可并不是容让你。以后学戏不能心浮，学哪出就是学哪出，不能逮什么学什么，到时候都搅到一块儿去了。记住了吗？”我点点头说：“记住了。”
这第一次登台的事我一直记在心上，因为这次演出给了我很大的教训：学戏不能一心二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