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坛经典

京剧大师谭富英演唱艺术特辑

前　言

    从1923年起，到1949年以前，谭富英（1905－1977）先后在百代、大中华、胜利、高亭、蓓开、开明、国乐等各大公司共录制了96面唱片，对这批唱片的梳理，能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见谭富英先生早、中期艺术的风貌。
    1923年，谭先生在著名的富连成科班学业期满，毕业公演了一出《黄金台》之后，第二天，他的父亲谭小培即让他辞班回家。这一年，他在百代和大中华两家公司录制了第一批唱片。这批唱片充分反映了他在科班所受的全面训练，其剧目，不仅有《定军山》、《南阳关》、《战樊城》、《骂曹》、《斩马谡》、《王佐断臂》、《法门寺》等后来经常上演的拿手戏，而且还包括了《战蒲关》以及重念做的《盗宗卷》等。这一年，谭富英18岁，以当时的条件，给一位刚出科的年轻演员录制这么多唱片（共16面）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富连成毕业生曾在百代公司录制唱片的另外只有三位，主要是比他早毕业，且已崭露头角的师兄，马连良和于连泉，同科同学马富禄只是在配于连泉录《赵匡胤打刀》的同时，还单独录了一张《十八扯》。由此可见，谭富英作为一代宗师谭鑫培的文孙，加上他卓越的天资和良好的训练，刚毕业就已先声夺人，有了很旺的人气。
    从1924年起，谭富英开始了10年搭班生涯，绝大多数都是挎刀挂二牌。这一时期，也是他灌唱片最多的时期；到1934年，谭富英开始自己挑班，这以后他先后只灌了两期唱片。1936年胜利唱片公司赴京录音，他不仅自己录制了不少精品，而且还与当时的顶尖大腕，梅兰芳、程砚秋合作录了数片。1938至1939年间他又在国乐唱片录了一期，仅《问樵闹府》、《探母坐宫》二片。之后，由于日军侵华，唱片业大为萧条，录制京剧唱片极少，他在1949年前就再没有录过唱片。
    丁秉鐩先生曾说，论谭富英的戏，最拿手的是《定军山》，最卖座的是《四郎探母》。谭富英的这两出戏的唱片上也特别多，《定军山》的版本有5种，《四郎探母》有4种。谭富英的嗓音宽亮脆爽，演唱痛快淋漓，人所共知，而在这些早、中期的唱片中尤其明显，像1925年的《南阳关》、1929年的《御碑亭》、1936年《斩马谡》等都十分精彩。到了晚年，谭先生的唱法虽然更为严谨细致，纠正了早年某些大而化之，“漂”、“浮”的毛病，火侯也加深了，但嗓音却由于年岁、气力的关系，多了一种所谓“（口扁）音”。而现在的“谭派”传人往往对此刻意模仿，变本加厉，似乎不这样不足以称“谭派”。我想，今天整理出版谭先生的老唱片，对后学应当也是有启迪的。
    谭富英是谭门嫡传，固然家学渊源，但是，谭富英12岁入科后，头一次登台的次日，谭鑫培即撒手人寰。在谭富英逐渐成长的过程中，有“新谭派首领”之称的余叔岩是继谭鑫培之后，京剧老生行最有影响的人物。谭富英出科后对“余派”艺术也十分心仪，一度也投入余门，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深入学习。但是，他的戏路也深受余派影响。这在唱片中也有所反映，如《搜孤救孤》“公堂”的［导板］不唱“在白虎大堂”，而唱“白虎大堂”，［回龙］改“到如今两离分”为“眼见得两离分”，［原板］删去“下得堂来把话论，公孙老儿听分明”两句等，都是不遵“老谭”，而从“小余”的例证。谭先生晚年，更请曾为余叔岩、孟小冬的操琴的王瑞芝，说腔、操琴，深入钻研余派唱腔唱法，演唱大为精进。所以，本唱片集也选录了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唱片社录制的粗纹唱片，以印证他在这方面的成果。
    吴小如先生曾经多次谈到，从老唱片中可以看到一部京剧演出史。而这五盒谭富英老唱片专集，足证吴先生此言不谬。它从某个侧面浓缩了这位被列为“四大须生”的名伶的演出生涯。（柴俊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