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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籍中国戏曲史家孙崇涛的人生追求—— 心寄澹泊 意存高远

  • 关键字: 孙崇涛 池浚 中国戏曲史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缘——孙崇涛自述
  • 作者: 孙崇涛 池浚
  • 类别: 报道
  • 添加时间: 2017-12-28 16:47:46
  • 报导来源: 温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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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名片
 
       孙崇涛,出生于温州瑞安。1981年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研究生戏曲系毕业后,留院任教,后任博导、戏曲史研究室主任。2000年退休后,应邀先后执教于美国、英国、荷兰等多所名校。在戏曲史论、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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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崇涛先生(右)在温州作讲座
 
       生平头一回看戏竟被吓哭了
 
       池浚(以下简称池):孙老师,您的家乡温州瑞安是江南戏曲活动重镇,听说您很早就接触戏曲,您还记得平生头一回看戏的情景吗?
 
       孙崇涛(以下简称孙):这个记得。说起来还挺有戏剧性,现在搞戏曲研究的我,平生头一回看戏,竟被吓哭了。大概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我还不满三岁,家乡瑞安人称作“绍兴班”的浙江嵊县女子越剧团像是头一回来瑞安城内演出,演戏地点在城东北角城乡交界处的“仲容文化馆”。
 
       到了文化馆,戏已开锣,叮叮咚咚地响着乐曲。只见台顶两边吊起两盏大煤气灯,把台面照得通亮。台上有两个装扮起来的人物。一个扮女的站着,穿红戴绿,满头珠翠,一摇头、一晃脑,灯光下闪闪发亮。另一个女扮的男人,穿身黑袍,头戴高高耸起的黑帽子,手托一面木盘子,单腿跪在那女的跟前。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唱着,我全不明白他们是在做什么。一阵新鲜过后,我不耐烦了,吵着嚷着要走,舅公只好抱我离开观众席,进了台边一间长屋子。那长屋子大人叫“戏台间”,就是演员化妆室。里头挤满人,灯光下个个模样怪异,脸上搽白的、涂红的、描黑的都有,近看十分吓人。我吓得哇的一声哭了,再也不肯在那儿多呆,家人无奈,只好带着我离开文化馆。整个看戏过程,前后也就十多分钟。母亲一辈子很少走出家门,进戏场看戏更是数得着的几回,而这去了戏场又没能看成戏的一回,正是她的“逆子”我给闹的。这使我想起来一辈子都很感歉疚。
 
       池:请您谈谈您小时候在家乡看戏的经历好吗?
 
       孙:小时候我常被家人带到寺庙看庙戏,像城内陶尖庙、五显庙,城郊关老爷庙、杨老爷庙等处,都曾去过。演戏庙台有盖在庙宇内的,也有在庙门外头空旷地面临时搭台的。在家乡去往“永嘉”的塘河水路沿岸,我还见到一些盖在河边的庙台,人称“水台”。还有在城郊空旷地面搭台演出的贺节戏,人叫“草台戏”,场面更为壮观。像每年的元宵节、清明节前后,就是最频繁的草台戏演出日子。
 
       瑞安城内只有一家戏院,坐落在西岘山脚下“天后宫”(妈祖庙)旁,建筑、设施十分简陋。它可是我家乡小城唯一的艺术殿堂,记录了家乡很不平常的戏曲历史。它培养了家乡成批的戏迷,使瑞安京戏票房历史延续了全国罕见的半个多世纪。
 
       我每年还会被戏迷父亲带往“永嘉”(温州城区)看京戏名角演出。头一回记得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在小南门黄金大戏院看,当时在“永嘉”风头正劲的海碧霞。印象最深的是在公园路东南戏院看上海来的李桐森、李秋森兄弟演《明末遗恨》。
 
       少时频繁的看戏经历,培养了我日后对戏曲艺术的酷爱,也为我打下较丰厚的戏曲艺术感性根底。我的戏曲史论研究一直很关注文本的舞台呈现状态,并注重联系戏曲艺术实践,也跟这番少年经历有关。
 
       学问之道在于长期的坚持与积累
 
       池:后来您就读杭州大学中文系,期间是否也有同戏曲有关的往事?
 
       孙:有,而且还不少。如我跟同学一起合作搞过“杭剧改革”,给浙江著名青年剧作家写过评介小书,还下乡搞过绍兴目连戏调查,参与过绍剧《三打白骨精》电影脚本的修订研讨,也写过话剧和电影剧本等等。
 
       在杭州读书期间,我也会经常买票进剧场看戏。看得最多的是去东坡剧场看浙江京剧团演出。我还多次参加省市戏曲汇演或调演观摩,其中演出最多的是越剧。我还两度找过主演《十五贯》况钟、在全国名声赫赫的剧团团长周传瑛,向他调查昆剧传统小戏情况。我对当时“浙昆”整理出版的《张三借靴》等昆剧小戏发生浓厚兴趣,希望加以研究,头一回去,没有事先招呼,厚着脸皮,径直跑进化妆间,把化妆了半截的周传瑛传唤过来询长问短,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到脑袋。现在想想,很吃惊自己当年的大胆和莽撞。这事也说明我那时已经萌生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兴趣和愿望。
 
       池:您是不是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对研究戏曲史论产生兴趣?
 
       孙:也可以这么说。大学期间,我的兴趣主要在古典文学方面,还一直担任年级古典文学科的学生代表。接触最多的是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一代词宗”夏承焘教授,参加由他主持的教授、学生、领导“三结合”集体备课活动,领受了不少课堂之余的教益。这时,我对古典戏曲作品和史论知识已发生浓厚兴趣,课余系统研读了许多元杂剧,按照夏老师的治学经验传授,一一做了读书札记。我保留的写于1960年9月上旬的《关于两个本子的〈白兔记〉》《关于〈西游记杂剧〉》等札记,都是那时候做的。前者还成了我21年后硕士学位论文《成化本〈白兔记〉艺术形态探索》部分内容的雏形。可见学问之道,在于长年的坚持与积累,跟“练兵千日,用于一时”一样道理。
 
       池: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平阳县一中任教,您在那儿一呆就是17年,当时您靠什么方式来继续获取戏曲知识,实现您的古典戏曲研究之梦?
 
       孙:平阳一中地处偏僻,依山傍水。我长年寄宿于盖在山麓的“实践楼”,枕山而卧,与松涛、蛙声、虫鸣、泉音为伴。在这种形同世外桃源的环境里,大自然赋予我艺术灵感。学校文体活动很活跃,激发了我的文艺创作才思,成了学校文艺“写中心”创作的能手。我还一度参加过县专业剧团的管理工作,带过“文宣队”演出。这些艺术创作和实践,使我了解戏剧作品从文字形式到舞台演出成品的全部生产过程,为我日后从事古典戏曲专业研究,提供了极宝贵的财富。
 
       其间,我继续研读自己爱好的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代戏曲与小说。我购置了大批私人图书,没有刻意追求的目标,主要是为延续我长期养成的阅读习惯与爱好。校图书馆没有我所需的图书,我的书籍来源,主要依靠外地朋友帮我购买。
 
       我的研读重点,先前是元明杂剧,大学后期(1960)至任教“平中”期间,渐渐转向了南戏。
 
       不了解我底细的人,见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硕士生刚一毕业就像“突然爆发”,在国家顶尖报刊上连连发表大块文章,一时间成了“学术新人”,误以为这是靠我的天分和拼命,殊不知这是我沉潜积累20多年“蓄势待发”后的起飞。我的体会是,成功总是向长期坚持者敞开大门,等待、取巧和用心不专,则会堵绝你顺利通向学术大道。前些年,我的母校“瑞中”邀请我给小校友们谈谈自我素质锻炼的体会,我给说了三点,归结成三个关键词:兴趣,坚持,创新。这是我治学半生最简单的小结。
 
       池:您在平阳一中是位普通语文教师,听说您是由我国戏曲学界泰斗王季思先生最先发现,后来来到北京深造,而成为一名戏曲研究专家的,您能简单谈谈这个经历吗?
 
       孙:季思先生是我终生不忘的恩师,说他最先“发现”我也未尝不可。王先生原是我素昧平生的母校“瑞中”老校友,由于这层因素,我在“平中”自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过程中发现问题,就敢于斗胆写信向他这位老学长讨教,跟他时有通信往来。也许因此给他留下印象,认为我是个“可教”的“孺子”。“文革”结束,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即今中国艺术研究院招收首届研究生,曾请各地相关部门推荐合适报考对象。王先生所在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推荐了一些戏曲学考生,也给我寄来一份报名表。显然这是出于王先生的建议。就这样,三考两考,竟我一人考上,成了张庚老师指导的一名戏曲史专业研究生。王先生之于我的恩情可谓大矣!
 
       一生只做两样事:书本和戏曲
 
       池:您能否概括地为我们归纳一下,您这30多年来的治学心态和在古代戏曲专业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
 
       孙:“贡献”谈不上,我花费时间较多的是五方面事。这五方面事,看起来零散,实际彼此还有它们的连续性和关联性。
 
       第一是研究南戏。从1980年起步到稍后写硕士学位论文,我是从研究南戏开始的。我研究南戏的文章后来大部分收录在我的《南戏论丛》中。之后近十年间,致力西班牙皇家图书馆藏本《风月(全家)锦囊》的研究,由中华书局出了两本专书,另外还发表一些零散论文。
 
       第二是研究中国演员历史。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戏剧出版社熊澄宇向我约稿,我选了《青楼集》,并约同前平中学生徐宏图一起来注解《青楼集》。大约用了三年时间完成并出版。后来在此基础上,我选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重点课题“戏曲史论丛书”中的一本书的写作,再次与徐宏图合作,又历经三年,完成《戏曲优伶史》。
 
       第三是为建立中国戏曲文献学而努力。我先从教学着手,我给艺术研究院研究生开设了10年的戏曲文献学课程。经过不断调整、补充与修订,最后在讲稿基础上,形成一本教材专书,这就是2008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戏曲文献学》。这事我感到做对了,现在全国各地(尤其高校),教学、研究戏曲文献学已渐成风气,传授和建立戏曲文献学的重要性,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戏曲文献学》销路甚好,后来还获得国家出版最高奖项政府提名奖。
 
       第四是把中国戏曲学搬进国外名校课堂。吴梅先生最早把戏曲学搬到中国大学课堂,郑振铎先生最先用大篇幅把戏曲写进了中国文学史,有人说我是第一位把中国戏曲学搬进世界名校。说“第一位”,有点夸张。只是在国外名校开设中国戏曲研究生的专业课程,进行系统教学并考核的,确实不多见。这并非由于我的“高明”,而是由于我碰上了咱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使我有条件为中国戏曲学在国外的进一步传播,做了一点微薄的工作。
 
       第五是探索戏曲学术新的书写观念和书写方式。为了增强理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近几年我采用散文文体,去书写中国近现代的戏曲历史。耗时三年,写了一部专书《戏缘——孙崇涛自述》,先由《剧作家》杂志连载,后应山西教育出版社之约,汇辑、补订、出版(2015)。从目前读者的反馈情况来看,作品曾得到不少戏迷、文艺爱好者的喜爱,被他们广泛传阅,就连我家识字不多的小保姆也在津津有味地捧读。
 
       池:今天我们坐在您书斋里笑谈古今,外人可能会对您这取名“宁澹轩”的书斋感到好奇,能不能为我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孙:“宁澹轩”很普通。取这个书斋名,无非是表明自己想用它来安顿自己晚年的澹泊心志,专心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已。这间陋室,功能很驳杂,把我晚年生涯种种,打捆成把,趸付给它。
 
       我一生经历很简单,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做的事与接触的东西基本只两样:书本和戏曲。一辈子在教书育人和研究戏曲中度过,只求过个平平淡淡的生活,不屑追求体面的职位和荣衔。为人比较清高,把“心寄澹泊,意存高远”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境界,尽力遵循“做人低调,做事高调”原则,习惯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做好自己做的事。
 
       池:谢谢您!“心寄澹泊,意存高远”也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 孙崇涛 口述
 
       ■ 池 浚 采访整理
 
    (本文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国家京剧院创作中心副主任。)
 

(摘自 《温州日报》 2017年12月28日 第五版) ZA0咚咚锵--中华戏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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