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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小云与荣春社(三)
作者:尚长春
2.发现人才,人尽其才
荣春社和别的科班一样,所有学生入科班以后也都是按照各自的条件,分行当学戏。父亲常常亲自参预这项工作。蔡荣贵、郭春山、李洪春先生帮着他。在荣春社,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有的学生因为所学行当没有什么起色,马上就让其改学他行,改行后若仍无变化,就再改,直至合适为止。有的学生虽说学本行也不错,但考虑到学另一行更有发展,更符合科班演出的需要,也不惜让其放弃原来的行当,改学他行。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科班里是不少的。
如贾寿春,原来唱摔打花脸,专演《白水滩》的青面虎、《竹林记》的余洪等角色。经科班的老师研究,让他改小花脸。他改小花脸有一个有利条件,他的父亲是唱小花脸的,他可以继承他父亲的本领,对自己的发展更有利。
像旦角孙荣蕙,他开始唱二花脸,《五鬼一条龙》里他演法源僧。有一天正排着戏,父亲到后院来察看,觉着孙荣蕙小模样长得挺好的,就对耿明文先生讲:"耿先生,这个学生归我了。这法源僧你换人吧。"打那儿以后孙荣蕙就跟父亲学旦角,结果一唱就红了。以后,全部《春秋配》、《汉明妃》、《福寿镜》、《蛮荒少女》等戏都由他主演。孙荣蕙现在天津。因解放以后不提倡男旦,他就改了小生。他曾傍过荀慧生先生。
过去的科班是必须经常演出的。但这必须具备一个基本条件,保证学生能一拨儿一拨儿的接上。否则就无法保证演出。
荣春社在这方面是做得较好的,注意不断的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像徐荣奎,他过去是山东一个戏班的,后来戏班散了,他来到北京,正赶上荣春社招生,那时他十来岁,比别人大一些。入科前已会两出戏,入科后就让他先学《珠帘寨》,由王少芳先生为他开蒙(王少芳是我的表哥,解放后在安微省艺校任教,现已退休)。徐荣奎一方面和王少芳先生学戏,一方面反复地用留声机听孟小冬《珠帘寨》唱片中两段主要唱腔。学完后演出,头一场就唱红了。以后,凡是老生戏就让他唱。在荣奎嗓子正冲也老成的时候,又选择培养李甫春、吴荣森作预备队员,也让他们听孟小冬的唱片,跟少芳老师学,同时看徐荣奎演戏。在李甫春、吴荣森学了不少戏时,荣奎变声了,他俩马上就顶了上去。在李甫春、吴荣森正红的时候,吴喜玉、罗喜禄这些二科的学生又准备上了。旦角行,在孙荣蕙要变声前,又培养了杨荣环;荣环要变声前,又培养了尚长麟。武生行也是一样。我嗓子要变声的时候,孙瑞春、赵和春、刘雪春这些人就一批批接了上来。因而荣春社没有出现因为学生倒仓演不了戏的情况。所以我父亲不仅在艺术创造方面,在办科班培养学生方面也的确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荣春社从成立到结束,共招收了两科学生。在科学生最多时达四百多人。
头科学生,凡学文戏的其名字中间的字一律为"荣"字;学武戏的,最后一个字为"春"字。1941年左右,招了第二科。此时长麟已10岁。这科学生,学文戏的,名字中间有个"长"字;学武戏的中间有个"喜"字。由于有些学生刚入科时学文戏,后来又改学武戏,名字就没有改。
在荣春社,父亲是东家,又兼管理,又是教师,加上他自己还要演戏,所付出的精力、财力是很大的。
父亲从早上察看学生上课,一直到晚上亲临舞台为学生把场,几乎把整个身心都扑在学生身上,光是每天往后院科班跑,就得有几十次。
为培养学生,为了得到观众对荣春社的支持,往往封箱戏若遇上学生演《四郎探母》,父亲便不声不响地在楼上化好妆,然后拿块牌子,上写:"今晚特为酬谢观众,尚小云饰萧太后。"这块牌儿往前台一立,你看吧,剧场的电话就忙上了,观众们纷纷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亲朋好友。
为了荣春社,父亲卖了七所房产(最好的一所有假山、走廊,相当讲究)。拿这笔钱置戏箱置设备,以及垫付全体人员的吃穿住行、工资和其他所有的开销。当然,荣春社办了这么多年,仅靠这点钱还是不够的。虽说科班经常演出能挣一些钱,但这些钱往往还不够开销,赔钱的时候也常有。在这种时候,父亲就得靠他自己的演出来填补亏空。他办科班,不靠财东撑腰,经济上赚了赔了全是自己担着,但他也不指望学生给他挣多少钱。在别的科班,学生七年坐科期满,还得再干一年或两年,给师父唱戏效力,挣了钱,都归师父。但在荣春社不是这样。学生出了科,愿意搭班就搭班去,愿意在大班跟父亲唱戏,就给开"份儿"(工资),从不克扣学生的收入。父亲的心思就是想培养出人来,自己脸上也有光。现在,全国各地的剧团、戏校,几乎都有荣春社的学生,海外也有一些。
荣春社都是小孩子,小孩子演戏就要有小孩的特点,内容要丰富,形式要多样。整个舞台多姿多彩,热热闹闹,这样才能抓住观众。如我们演《天河配》"云路"一场的仙女是32个,有大段群舞,相当整齐。七月七牛郎织女见面那一场,上来许多的灯童,他们有的拿着老式的莲花灯,摆出"天下太平"的字样;有的拿着放大了的积木形状的灯,组成图案;还有不少人拿着各种鸟形搭成鹊桥。我们的许多戏都有布景。由于新戏多,我们科班的服装也多,别人有一堂,我们足有四五堂。这些服装都是父亲自己设计,一出戏有一出戏的服装。此外,我们科班的服装基本上都是私房货,做工用料都很讲究。我们一堂服装往往是别人三堂服装的价格。比如《七擒孟获》里诸葛亮穿的八封衣,完全是照马连良先生的私房货制作的。
3.严格的训练
父亲对待艺术极认真。他虽是老板,但他不是往那儿一坐只听汇报,而是经常去看老师教得怎么样,学生学得怎么样,如果发现教师教法有问题,他会不客气地提出来。他讲这个理儿:"我花钱请你,你得实授,你不实授,学生们将来到外头演出,人家一问,哪儿的?荣春社的。谁起的荣春社?尚小云。我挨这个骂?"
他自己给学生上课是很严厉的。学生们没有一个不怕他。
为了演出能够达到高质量,父亲一辈子都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他常常对我们讲:"咱们是干什么的?咱们是唱戏的。人家花了钱,你台上就得对得起人家,尤其是遇上刮风下雨还来看戏的观众,我们更得使出全身的力气来唱,否则不但对不起观众花的票钱,更对不起人家的这点精神。"
父亲对于舞台上出现的任何差错都是不容忍的。一旦出了错,那么散戏后,谁也别想卸装休息,乐队也别走,重新排戏,从头场排到末场,他坐在台下看着,一直到排好为止。出了严重的错,还要另外责罚。
一次演《武文华》,我一看再看,以为父亲今儿没来,就稍微偷了点儿油,原规定走30个旋子,我只走了25个。
一散戏父亲就说:"都别卸装,从头来一遍。" "怎么了,今儿晚上我没出错啊?"我心想。
当戏排到走旋子时,我按规定走了30个。
"等会儿。"我刚要继续往下排时,父亲把我叫住了。
"走了多少?" "三十。" "刚才你场上走多少?"父亲又问了一句。
我还是说:"三十。""啪"的一声,父亲狠狠地煽了我一个嘴巴。
"你们大家伙都卸了,你再走旋子。"父亲非常生气,他要惩罚我。我只好再走旋子,左一个三十,右一个三十,这可把我累着了。
还有一回,李世芳演《昆仑剑侠传》,身上的裙子掉了,那还了得!父亲非要打李世芳五板不可。当时,许多人出来讲情。有人说:"他现在有点名气,别再打他了。"
父亲说:"不行!是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十大款(指舞台上的十大忌讳)你们懂不懂啊?" 最后,萧长华先生也出面讲情,可是父亲仍不让步,对萧老先生说:"二叔,您这可不应该,您是懂得十大款里台上掉裙子该当什么罪的。我打他对不对?如果不对,我趴在那儿,您打我,谁让我管您叫二叔呢?"
父亲的这番话,使萧老先生也没词了。
李世芳,这个小名角,到底没逃过老师的板子。有一回演《大回朝》,在"五马江儿水"曲牌里,龙套的标子没举齐。回到驻地,父亲说:"今儿个《回朝》都是谁的龙套?都过来。"大伙儿忽啦啦地站了一大片。
"今儿个你们的标子为什么不齐啊?怎么回事?"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言答对。
"把你们的大棉袄找出来,拿藤杆把大棉袄挑起来,举齐了。"
等大伙儿挑着棉袄举齐了,父亲上头院了。好几排人就这样站着,举得大伙儿直打哆嗦。 那时散戏晚,我们回到家怎么也得l点多钟。再这么一折腾,半夜过去了。有的老师看着差不多了,便到头院去说情:"您饶了他们吧,他们下回不敢了……"父亲来到后院,把大伙儿骂了一顿之后说:"收了吧。告诉厨房,给他们一人弄碗热汤面吃。"
父亲对学生们保护嗓子和身体的要求也很严格,平时不许乱吃乱喝。演完了戏一身汗,谁想脱了衣服往风口那儿一呆,再吃点凉的图个痛快,甭打算!
有一回,演《大破黑狼山》,前面是《卧虎沟》,讲的是艾虎招亲的事。头一天我的嗓子还是当当的,可第二天刚刚帘内念一句"走哇",嗓子就变味儿了。
下场后父亲生气地问我:"你嗓子怎么回事?…""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的话音还没落,父亲的巴掌已落在了我的脸上。"说,吃什么来着?""什么我也没吃啊。""趴下!"父亲打了我十下。可我扮着戏呢,有眼泪也不敢流。这时,有人说:"来了来了。"我立即上场去。等从场上下来,父亲还是继续追问:"说,吃什么来着!""什么也没吃啊。""趴下。"又是十下板子,这时又有人催我上场……
就这样,我下场了几次,父亲就让我趴下了几次,直到打得我无可奈何,只好"招认"就吃了点瓜子为止。
在荣春社,有人以为我的父亲是社主,我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实则不然。我的特殊待通无非就是每顿饭可多要一个菜,或两个菜;其他特殊的地方,就是挨打时,别人挨五下,我挨十下。
作为一个旧社会科班的班主,父亲是爱学生的。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为学生学习和生活创造一些好的条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父亲革除旧科班的一些旧规矩。
如旧科班学生入科,学生家长与科班都要订立"生死合同",俗称"写字儿",其中总要有"悬梁自尽、投河觅井、打死无论……"等内容。荣春社也订合同,但以上那些使人胆战心惊的字眼,父亲经过考虑,决定一概除去不要。他自己是坐科出身,他的一个胞弟就是在科班挨打致死的,因而他深深厌恶这些旧规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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