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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津——新一代艺术家最杰出的代表

  • 关键字: 王家熙 张学津 马派老生 杰出代表 新一代艺术家 张君秋 张学海 马连良
  • 作者: 王家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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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添加时间: 2012-11-28 11:02:01
  • 报导来源: 咚咚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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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津(右)、王家熙1977年9月在上海


    2012年伊始,又一次战胜病魔的张学津到上海小憩。春节前夕,他在夫人张丽敏女士的陪同下,特地到我家里探望。虽说我的病情因行动不便十年来苦不堪言,但学津的病似乎危险性更大。他来到我的病榻前,却精神矍铄,令我十分欣慰。还好我们的思路都还相当清晰,我们就京剧的现状坦诚地谈了很多想法,我感到是近年来朋友们深谈中收获重大的一次。有些内容很值得记述下来。


    学津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表演艺术家中当属成就最高之列,在同辈人中名列前茅是一致公认的。近十余年,我尤其感到他的造诣非凡,因为他坚持了一种对京剧的崇高理想。八十年代,经常妙语惊人的杜近芳先生曾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过一个警人的观点,当记者问杜老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时,杜老师说:“要拨乱反正,不要正反乱拨。”历年来,我应邀在各大学讲课时,经常引用她这一警句。我认为张学津的了不起,就在于三十余年遇到的“正反乱拨“中,他不为所动,严格遵循从王少楼、马连良两位导师那里体味到的京剧艺术真谛,由于神悟了个中三昧,他始终坚持着自己对传统京剧艺术的正确理念。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比如我们谈到当今京剧舞台上一种非常“时尚”的风气:“喊叫如雷”,我曾态度明确地提出这是京剧流变中一种低格调走向。学津幽默地说:“我听到这种唱法,常说这简直是发出了‘最后的吼声’。”后来我们通电话,我多次问他这句话愿不愿意发表出来,学津说:“这是现实,我看应该鲜明地指出来,希望快点扭转,不要真正变成‘最后的吼声’。”



张学津与父亲张君秋先生(1980年4月在上海)


    去年纪念王少楼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张学津先生回忆当时从启蒙到成为一位青年才俊,王少楼老师对他一路的种种教导、提携。他的感悟是如此地深刻入里、如此地细入微芒,真是进入了神悟的境界。他的这些文字,值得每一位青年演员认真反复地阅读、体悟。我们不难看到,这样高水准的老师、这样天才的学生,才成就了今天的张学津。纵观学津一生,得到王少楼、马连良两位大师的亲炙,并且又有父亲张君秋先生的直接指导,这是他的幸运。但他的自传名为《生正逢时》,任何人看到却都会有辛酸之感的。他一生究竟“逢”了哪些“时”?特别是在那场“文革”中的遭遇。



学津、学海何其相似乃尔(1984年6月在上海)


    我和学津相识很早,1963年冬他首次到上海演出,首场《赵氏孤儿》,开演前我在他还没有化妆时就闹出了一个并不奇怪的怪事。我非常热情地走过去叫他“学海”,学津笑着说:“您看错了,我不是学海,我是学津”,这种情况我听说在许多人那里都发生过,但出在我这里就可以称怪了。因为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京剧院工作。1962年6、7月时,张学海正到上海向周信芳学戏,当时我们京剧院的青年都没有固定宿舍,我和学海在天蟾舞台后台一间房间中一起住了几个月,一起到人民大舞台看高盛麟《挑滑车》《走麦城》那些戏,回天蟾一起回忆那精彩场景,兴奋得夜不成寐,多少年后也忘记不了啊!所以学津、学海这对双胞胎,生活中相像到何种程度真是可想而知,别人认错可以理解,我都认错不是奇观吗!学津在上海首演的成功,令观众大为振奋,特别是《赵氏孤儿》和新戏《于谦》,人们看到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北京、上海三大戏校培养的学生中,张学津果然出类拔萃。还有一位马永安,除了嗓音略逊,也是架子花脸中少见的出色人才。他们所在的北京实验京剧团,在当时的青年团中,整体实力堪称一流,演出极为红火,让人心服口服。


    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张学津的《箭杆河边》唱片一经问世即爆响全国,这张唱片反映出张学津高超的演唱水平,评为京剧史上的一个精品力作毫不过分。这一支名曲、这一段好腔至今依然脍炙人口。那浸透着精湛技巧和射影灵光的盖世华章,不愧学津的传世之作。


    然而,这样一位天才的青年艺术家竟然在1968年“11·28大会”后,被打成了反对江青的“现行反革命”,在那众多令人数不尽的震惊华夏大地之噩讯中,还是令人心中一恸的惨闻。
 


 

左起:王家熙、张学津、叶少兰(1984年6月12日)

 

    星移斗转后重见学津是1970年夏天,他调入上海团,随正拍电影的《智取威虎山》剧组在北京工作一年后,正式来到上海。一个晚上,学津到我当时居住的淮海中路四明里23号来看望我,那时他已获“解放”,但我们其实也有些感觉,他是被“控制使用”的。不过大家对他都没有任何歧视,而是非常欢迎,我记得我们那天晚上的相会谈到半夜,竟有说不尽的话题。此后我就有幸经常和学津长谈,由于我们对京剧的艺术精神多有共同认识,总是大有“马鞍山论琴”的相互感受。我非但极其欣赏他演的《智取威虎山》,初次看他彩排《磐石湾》,那段动人的“怎能忘”【反二黄】唱段更是令我倾倒。但演得那么好却不允许他拍电影。这么出色的“杨子荣”,出国演出也不允许他去。不要说学津,我们的心情都压抑的不得了,亏得学津的心态甚好,大有承受能力,那些年他真是承受了别人无法忍耐的窒息感,我佩服之至。


    1973年,我被调至整理“旧京剧唱腔”、为革命戏剧提供“教学研究和创作参考”的封闭式小组,一个较长的时期关在当时的上海图书馆唱片组内,重新研究传统流派。这期间因“工作需要”需要了解很多历史资料。有一次学津要去北京,他因为1959年北京戏校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市荀慧生京剧团工作了颇长的一段时间,曾在孙毓敏主演的《荀灌娘》中配演荀崧,在荀大师主演的《金玉奴》等剧中也配演过一些角色。我托他去荀府见一次荀慧生夫人张伟君老师,我知道荀夫人也已经“解放”,想请学津询问一些有关荀先生的艺事情况,如生卒年月日等,特别是问一问《荀慧生艺事日记》的下落。学津到京不久,给我写来了一封长信,他说见到张伟君老师,开始连荀先生故去的日子都不敢说,因为荀先生是故于1968年12月26日,而那是一个人人必须大为欢庆的日子。(怎么荀大师竟会逝于这一天呢!)荀先生故世时,张伟君老师竟然不被允许在他的身边。而后荀夫人见到的是荀先生的遗骨。学津信里说,老人家回忆当时情景扶着学津痛哭。张伟君老师告诉他,抄家时被掳去的《日记》已经全部发还,但老太太不能轻易拿出来给别人看,因为很可能被误认为“放毒”。学津信中说,张伟君老师表示,如果家熙要看,她将无保留地借给他看。唐山地震前夕,荀慧生先生女儿荀令莱到上海医治眼疾,按学津提供的地址来四明里见我。唐山地震期间,张伟君老师为躲避地震来到上海,住在老干部曹漫之先生家中。令莱又来看我,问我见一见张伟君是否恰当,我当天晚上就在曹老的家里见到了张老师。四人帮粉碎后,1977年5月5日,我与朱立君在上海举行婚礼,张伟君、荀令莱母女得讯专程到沪亲临婚宴,学津也应邀出席。晚上学津到我的新房,与另外的朋友和我夫妻欢叙。那天晚上(其实已经是5月6日凌晨),学津是最后一个离开我们洞房的好朋友。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值得我纪念的时刻。



艺术知己(左起:张学津、王家熙、李长春,2000年10月于上海)


    此后传统剧目恢复演出,我的几千张唱片在文革中有幸逃过了劫难,学津到我家复制了很多老唱片。我记得有一天,他因急着要恢复《天霸拜山》,来我家录制杨小楼、郝寿臣的高亭、长城《拜山》唱片。即使武生戏,他也熟记在心。录制过程中,他不时配合着做些动作,尺寸竟然如此地严丝合缝。用心关注传统剧目,积累之丰,我颇为感慨。


    1977年9月,学津正式平反了,负责此事的上海京剧团殷功普先生,因文革中在干校里对我十分信任,他知道我非常了解学津,特地借调我来帮他处理学津的档案材料。当时我的关系虽然还在上海京剧团,但已多年借调在上海文化局群众文艺处。处理学津档案真使我大开眼界。张学津打成现行反革命,其实主要是为了一句话,就是“11·28”回团之后,据有人揭发,学津说过“听她(江青)说话这么有气无力的,以为她要死了呐”(其实文革后很多人回忆江青那天的怪腔怪调都曾有过相同感受)。这么一句话,就是学津“现行反革命”不可推翻的罪证。其他小的罪证且不说它,还有一条最绝妙的,与我曾经遇到的奇事颇有关系。因为有一条材料说,学津曾经“攻击”江青抓过的新戏《山城旭日》,工作是“少慢差费”,这条材料是任志秋揭露的。但是张学海早就站出来承认,这句话不是学津说的,他倒曾经表达过类似意见。此次到北京重新调查,任志秋说:“他们哥儿俩太像了,我大概当时也没有分清楚是谁”。这一条附带的罪状,也赖在学津身上十几年,可见当年“一言获罪”多么恐怖!学津这才真正解放,而且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和主席团成员。
 

    真正获得解放后的张学津,在上海的舞台上焕发了耀人的光彩,他创排的《铁流东进》《刑场上的婚礼》《谭嗣同》这些新剧目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恢复演出的传统剧目力求追寻传统的神韵,大家都不会忘记他演的全部《四郎探母》,集余派、马派神韵于一身,就是放在京剧历史中纵向地考查,也属于高层次的演出水准。他多次随上海团到外地和出国演出,都创造了值得畅笔书写的良好业绩。



1984年6月4日“中年汇演”首场演出后俞振飞先生上台为叶少兰做示范

(左起:张学津 俞振飞 王梦云 尚长荣 叶少兰)


    记得八十年代初在北京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老生哪一位名列第一最妥当,一位是早已功成名就、独创一格的李和曾先生,一位是谭门四代的代表人物谭元寿先生,一位就是张学津先生。从资历上说,李、谭二位当然各有优势,学津之所以能在三大人选之列,不能不说就京剧历史作纵向议论,在那个历史时期他也不愧在前三名之列。学津对于恢复马派传统剧目的态度非常严谨,我家里存有一本1963年北京京剧团赴港演出团的专刊,当时马、张、裘、赵四大头牌赴港演出,这本册子里面刊有较多剧照。学津多次借去,按册中马先生的剧照,原样制作马派服装。现在这本很旧的册子还在我的箧笥之中,每当重新翻阅,就记起学津多次借去的情景。他回北京京剧院后,也有大量辉煌的业绩,但只要大家认真地读一读他写的《生正逢时》这本书,就可以看出多年来由于正反乱拨,他始终没有获得一个发展艺术的理想环境,给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不久他由于严重的肝病变,使得嗓音的耐力不能随心所欲,严重影响了他艺术的发展。但我认为由于体制的关系,和他同年龄段的几位代表性的艺术家,为了演出市场等压力不得不无奈地去适应正反乱拨的局势。而学津的了不起,在于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不利环境,他始终坚持着自己正确的艺术观。我看能够抵制不断袭来的正反乱拨,而坚持着艺术理想的,学津可以算作三十年来最值得我们景仰的杰出艺术家。



1984年6月王家熙参与策划组织的“著名中年京剧演员交流汇演”在上海隆重举办

(此照6月7日摄于上海电视台)

前左起:刘长瑜、叶少兰、张学津、孙毓敏、尚长荣;后左起:李维康、耿其昌、李长春


    1979年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我策划并多年连续播出的京剧系列讲座之前,电台曾约我做过一期论述学津演唱艺术的专题广播节目,我的主题是《采余马精华·探时代新声》,1979年10月2日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播出。后来这篇文稿在1980年由《中国戏剧》刊出,可能属于较早多角度论述学津演唱艺术的历史记录。此文尘封已久,现在若重新刊载一次看来还是可以再读一读的。


    学津现在面临着传承马派的重要任务,但他对现在的传承情况是非常清醒的,他的学生中像他当年那种条件和王少楼那样的教学氛围,在一定的时期是不容易再现了。现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他还是要让学生以理解马派的各种原则精神为主,在目前的流派传承工作中,他一而再地提出无论学习哪一个流派不能刻意只向一位导师学习,而必须要了解流派创始人的原始资料,何况现在至少大师们的录音传世不少,科学的进步使这些史材也不难找到。所以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学习流派必须“读原著”,京剧舞台应该以韵味为重,不能用“最后的吼声”去降低这一伟大艺术的品格。我认为学津一再呼吁的“读原著”这一重要观点,太值得我们用各种方式做一番推广工作了。



张学津(右)、王家熙合影(2001年马连良100周年诞辰纪念会在上海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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