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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文化部长蔡武同志的一封信

  • 关键字: 和宝堂 文化部长 蔡武 京剧 挑班 赵燕侠 市场化 梅花奖
  • 作者: 和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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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添加时间: 2014-05-10 21:28:53
  • 报导来源: 咚咚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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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信发出许久,未见答复,因此公之于众,请大家批评
 
蔡武同志:你好!
 
    今致函反映当前京剧界久振不兴的现象和原由,望拨冗过问。
 
    当前京剧界,由于严重违背京剧艺术的发展规律和观众的艺术需求,在一条为“政绩工程服务”的产业链的驱动下,近30年来,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在京剧表演艺术以外的大制作,大包装上,劳民伤财,致使演出成本越来越高,艺术水准越来越低,奖牌越来越多,观众越来越少,市场竞争力每况愈下,为此谈些看法,望给予关注。
 
    众所周知,京剧靠的是演员的表演艺术,所以观众看的是“角儿”,一百多年来,一批批卓越的艺术家不靠灯光布景大制作,仅凭自己的高超技艺使京剧成为影响全国以及海内外的国之精粹,长期享有高额的票房收入。但是由于各种艺术节、京剧节和各种评奖比赛活动的主办者大反其道,提倡灯光布景大制作,提倡“话剧化”京剧,使京剧的程式性、虚拟性和综合性表演遭到严重颠覆,面目全非,还美其名曰“勇于创新,大胆改革”。
 
    百年京剧历史告诉我们,一出成功的京剧应该给观众留下深刻的艺术形象,尤其是音乐形象和舞蹈形象,才能脍炙人口,百看不厌,以赢得票房收入,像《四郎探母》那样久演不衰。然而,连这样基本的京剧创作常识都没有的某些主管部门,却垄断了京剧创作的指挥权。同时各有关文化部门派出各自的对戏曲一窍不通或黑了心的“红包专家”,对每一出新戏,闭着眼睛肉麻吹捧,按红包大小颁发奖牌,从而使各地京剧院团多方打点,“红包”攻关,为当地政府赢得政绩,为各地领导升迁铺上红地毯。例如自1995年以来,在天津、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山东陆续举办了六届全国性的京剧艺术节,除第一届比较好以外,靠红包运作得以参加演出评比的剧目一届比一届多,累计为170出,从第一届的一名“金奖”获得者到第五届的九名“第一名”,第六届的七名“第一名”,以及举办城市必得“第一”的怪事,可谓“好戏倍增,奖牌累累”。这些剧目动辄花费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但是在评奖之后,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被“挂”了起来(后来弄虚作假凑场次更是见不得人)。因此这些新编剧目除扩大了剧团灯光布景库存的容量,各级领导部门落得个“政绩突出”,真正能够获得观众的认可,成为剧团的保留剧目、营业剧目,或教学剧目,那怕是做一点儿成本核算后能有一分钱收入的剧目,客气点儿说,微乎其微。如此只为奖牌排戏,不为观众欣赏的演出剧目,只见金杯、银杯,不闻观众口碑,使这些新剧目完全成为某些政府部门树立政绩的工具。如此只见昙花败,不见百花开,是京剧艺术远离观众,远离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京剧是以演员表演为中心的,与“靠布景出表演”的话剧相反,京剧是“靠表演出布景”的虚拟化的写意艺术,讲究的是时空自由,而灯光布景只能限制舞台上的时空变化,使演员无从表演。为此主管部门只好请话剧导演来改造京剧,结果使京剧演员的四功五法无用武之地。
 
    第四,京剧是以故事来演歌舞的,其歌舞艺术的水平决定着剧目的生命力。如传统戏《贵妃醉酒》、《女起解》和1960年新编戏《赵氏孤儿》等因为歌舞艺术的含金量非常高,从而百听不厌,百演不衰,而且从不需要在灯光布景上花任何钱。 就是许多样板戏也是把唱腔放在第一位,要求每出戏必须有流行唱段、核心唱段,与传统戏一脉相承,久演不衰。可是主管部门请来的话剧导演对京剧的歌舞艺术一窍不通,甚至认为多余,破坏了故事情节的展开,因此三十年来,排演的大批新戏,由于忽视歌舞艺术的创作,特别是歌舞的个性化创作,不但使这些新戏没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且很难留下一段脍炙人口的唱腔。更重要的是演员的四功五法由于无处可用,而大步退化,促使京剧艺术水平整体下降。
 
    第五,由于有关部门起用了一批所谓的专家和权威,在众多的艺术节和各种艺术比赛、评奖中被各地方院团的“红包”左右,因此他们总是昧着良心进行推荐、肉麻吹捧、极力表彰,实际上也就葬送了一批又一批短命的新戏和新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浪费。例如去年的“梅花奖”评奖活动,一位公认的优秀小生演员因为在评奖前没有与评委进行有力接触而名落孙山,另一公认不能获奖的演员却榜上有名,如此不公,京剧界一片哗然。为什么呢?一位演员的获奖感言就是:“这梅花奖,真他妈的费钱。”可知其所以然。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为庆祝京剧“申遗”成功,有报道称:“2010年12月2日至2011年1月20日,全国京剧优秀剧目展演活动如火如荼,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45台京剧剧目在北京集中展演84场,堪称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性京剧艺术盛会。”那么这个没有任何影响的盛会是如何进行的呢?当时一位外地剧团到北京某区县剧场演出。没有观众怎么办?剧团长说,我可以花钱雇观众。因为每场演出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上座率,国家将补贴35万元。因此他们宁可花一些钱去雇来观众以换取35万元?那么84场戏就是84个35万元,花费如此巨额资金,除了使脆弱的京剧演出市场更加虚假、冷清以外,又能留下什么呢?我曾搭车前往郊区剧场看了一场临时改编的京剧,没有任何欣赏价值,更无保留价值。只是这一活动的某些组织者亲临剧场看戏并参加第二天的座谈会以得到回馈的红包。如今,这次“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性京剧艺术盛会”,也是最虚假的“繁荣”已经过去三年多了,如果说过去是送票成风,现在是送票也没人看,大家有目共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我请部长注意,在京剧的历史上,许多优秀的保留剧目,都是以主演为中心的,从来不用导演,更不用灯光布景,自然也不用耗费大量资金,例如现在百唱不厌的《赤桑镇》没有花费一分钱就排练成功,从1960年至今活跃在舞台上。其中创造了大量的新腔、新板式,贡献卓越,这样的戏不胜枚举。而现在有些人像周作人等在五四时期那样极力诋毁京剧艺术,鼓吹中国戏剧全盘欧化,也就是话剧化,这是对京剧最严重的破坏,必须引起注意。
 
    有人强调京剧的市场化已经终结,必须要国家养起来,确实,今天的京剧院团,如果国家不养起来是一天也活不了的。但是在京剧的历史上,京剧的戏班或剧团都是主演挑班制,都是自负盈亏而且演员收入非常可观。例如今天健在的赵燕侠先生,从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都保持着很高的上座率,她在五十年代一场戏就可收入800多元。60年代初的北京京剧团,不但在各行业中的平均工资是全国最高的,而且每年还可上缴国家20多万元。
 
    应该看到,京剧工作者是不愿意被国家养起来的,希望有一个自己演出和创作的空间,所以在“文革”后,中国京剧院的袁世海、杜近芳、张学津、张春华等;北京京剧院的赵燕侠、谭元寿等在当时的文化部长和北京市长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纷纷组织起改革“试验田”和小分队到全国各地演出,成效非常显著。可悲的是他们的改革实验在受到观众真诚的欢迎和许多领导同志的表彰和肯定下,因为文化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都在表彰和肯定声中被全部扼杀了。可见体制的问题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我恳切地希望文化部能看到京剧的问题所在,找到一条妥善可行之路,有计划,有步骤地扶植一些京剧艺术团体逐步走向观众,走向市场,千万不要再搞那些劳民伤财,虚假繁荣的艺术节了。千万不要排演那些没有任何市场价值的新戏了,请不要再相信“社会效益第一”而不讲经济效益的谎言,要知道没有人买票的戏,是根本谈不上社会效益的。救救京剧吧!
 
    我希望文化部首先走出第一步,为避免功利主义,取消今年的京剧节,或者改为像1964年的京剧观摩汇演那样的形式,取消评奖制度,在汇演中发现并推荐优秀剧目,供大家观摩学习,互相丰富演出剧目,确实达到全国汇演的积极效应。同时我希望文化部再不要鼓励排演那些没有任何票房价值,根本不讲经济效益的新编剧目,让各级政府做只出不进的冤大头了。这种中饱私囊的骗局只会害了剧团,害了京剧。至于如何使京剧走向市场,走向主演中心制,如何恢复经纪人制度,则应该认真听取老艺术家的意见,进行认真地调查研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和宝堂
 
201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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