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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红化作春泥去 回首留痕寄后人

  • 关键字: 刘新阳 杨蒲生 归真 一周年 戏单收藏家 中国戏校
  • 作者: 刘新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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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添加时间: 2014-12-23 12:09:21
  • 报导来源: 咚咚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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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喧嚣与忙碌中走近了2014年的岁末。一年前的12月29日,老一辈京剧爱好者研究者、戏单收藏家杨蒲生先生在北京归真,而今在不知不觉中,蒲老已归真一周年,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却总能想起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如今临近岁末,我又想起了这位笑容可掬的长者。
 
 
杨蒲生先生便装照
 
    杨蒲生先生1937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回族戏迷家庭,退休前是煤炭部调度室的一名经济师。因受母亲和舅舅的影响,蒲老自幼看戏,不仅爱看戏,他与梨园中人广有往来。据我所知,蒲老一家曾与王瑶卿、陈少霖以及沈曼华、小兰英夫妇和曹艺斌、蓉丽娟夫妇等名家稔熟,前辈王瑶卿还为十岁的杨先生画过扇面(见《老两口说戏:京昆之二》铜板页),而据蒲老生前亲口和我说,他的名字就是由戏曲理论家周贻白先生取的,因为杨先生是农历五月生人(旧时把农历五月称为蒲月),这就难怪在后来的一次票友大赛上,同为评委的欧阳中石先生在为蒲生先生题字时问他是五月生人还是山西生人。
 
 
王瑶卿先生在1947年为杨蒲生画的扇面
 
    当然,在梨园界和蒲老有着深厚感情的,还要数刘秀荣、张春孝、孙岳、袁国林、张曼玲、李鸣岩、杨秋玲、吴钰璋、李长春、钮骠、谢锐青、陈国卿、陈增堃、金桐、逯兴才、关雅农等一批号称“老三届”的原中国戏校毕业生,这因为他们不仅是同龄人,更有着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建立起的观演关系而结下的深厚情谊。对这段情谊,蒲老曾在《“盛锡福”门前看“大队”》(见《中国京剧》2010年第5期)中津津乐道地谈到,散戏后看戏的小伙伴儿们还会在“盛锡福”门前驻足观看演出结束并由此经过的戏校学生,并且“还会互相指认男生里边那个显得‘少年老诚’的是陈国卿;那个‘好动调皮’的是李可;那个‘虎头虎脑’的是吴钰璋;女孩子中,那个‘青春活泼’的是李树芳;‘端庄大气’的是周长芸……如果其间有相识者,彼此微笑的点头就算打了招呼。”当然,就蒲老和“老三届”的了解、情谊,并不仅于此。多年后,蒲老受《戏剧电影报》之约,和穆守荫先生合作完成了一组《“老三届”与园丁》文稿,交由《戏剧电影报》于1996年下半年连载发表。2007年岁尾,蒲老在女儿的协助下,把连载于报纸上的《“老三届”与园丁》又做了适当增订,自行刊印成册,免费分赠给朋友们,据我所知,为其撰写《前言》的是老一代戏曲评论家刘乃崇前辈,而《“老三届”与园丁》的读者中也有著名作家黄宗江先生。
 
 
杨蒲生与孙岳、李韵秋夫妇合影
 
    除了看戏评艺,蒲老还是位灯谜爱好者,据说他还是北京市灯谜协会的理事。我对猜谜没有研究,是个十足的外行,但我曾在杨宅见过著名书画家邓元昌先生(元昌先生是蒲老中学时代的同学)为蒲老题写的一幅书法作品——“吾shi戏mi”,后来还以此内容为蒲老治过印。问及蒲老,始知两处汉语拼音可以分作两种解释,既可以理解为“吾是戏迷”,又可以理解为“吾嗜戏、谜”。他是把“是——嗜”、“迷——谜”同音不同义的巧妙构思融入了shi和mi两个汉语拼音的谐音中,而谐音本身就是猜带格灯谜的思路之一。此外,蒲老还为自己的书斋取名“瓦酉斋”,并请人治过印章,问其由来,告曰:“瓶的一半为瓦,醋的一半是酉——‘瓦酉’就是‘半瓶醋’的意思。”可见,自谦、自嘲而不失幽默是蒲老的天性。
 
                                 
 《老三届与园丁》书影、邓元昌先生为杨蒲生先生题写的《吾shi戏mi》
 
    晚年的蒲老,因脑血栓后遗症不良于行,这使他外出和到剧场看戏颇为不便,后在友人的鼓励下,古稀之年的他开始在家中学习上网,一方面,借助网络了解戏曲资讯,另一方面,蒲老还采取单指打字的办法(他自己戏称为“一指禅”)积极地在中国京剧论坛等网站和论坛上发帖,为此,邓元昌先生还戏作了头二本《老杨上网记》的脚本。因发帖数量极多,一度“咚咚锵——中华戏曲网”还为蒲老开设了专栏,其中仅2009年底至2010年5月半年的时间,蒲老就以“瓦酉”的网名发“瞧戏忆当年”的专帖59篇,差不多平均每三天一篇,即便是在后来蒲老在摔伤腿不宜久坐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每天到戏曲网站上浏览,关注京剧动态。
 
 
《老杨上网记》插画,作者邓元昌
 
    说到我与蒲老的接触,最初源自《中国京剧》杂志和高永华先生主编的《百戏斋》。彼时,我经常在《中国京剧》、《百戏斋》上读到蒲老的文章,后来才知道,蒲老在《百戏斋》和其他刊物、网络论坛上还用过谱升、菩声、阳菩声、顾误、瓦酉、想当初、俞锁枝、吾shi戏mi等一批笔名,蒲老的文章一般不做长篇大论,但少而精,经常是在很短的篇幅里和轻快的文字中,阐释深刻的道理,例如他在不足六百字的《改良需谨慎——小谈旦角扎靠不带线尾子》(见《中国京剧》2007年第11期)中批评当下旦角扎靠却不戴线尾子,就很有说服力。记得当时我还在文拙文中引用过蒲老的观点。正因于此,蒲老在把结集的《“老三届”与园丁》赠给李麟童先生时,曾主动向麟童先生问起是否认识我。当蒲老得知我是麟童先生的学生后,便把三本书寄给李麟童先生,请他把其余两本转赠给沈阳“老三届”之一的汤小梅老师以及我。我从麟童先生处得到《“老三届”与园丁》并认真拜读后,一方面,根据李老师提供的电话,和蒲老取得了联系,表示感谢并谈了读后感,后来我将自己的《无尘留痕》回敬给蒲老,回想起,这是2008年夏天的事。
 
 
2009年本文作者与杨蒲生先生合影于瓦酉斋
 
    打这起,我与蒲老始终保持着电话和电邮的联系,直到2009年5月,我去北京出差,才第一次到和平里蒲老的寓所拜访他。好客的蒲老不仅在家中待茶,更在静思素食坊设宴款待,并约了邓元昌先生作陪,这也使我得以获识元昌先生(后经蒲老介绍相识的还有钮季冬先生)。2010年,我到中国戏曲学院进修,有了常住北京的机缘,和蒲老面对面交流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在瓦酉斋里,喝着蒲老的花茶,听他聊着戏,是我那段学习生活中颇为惬意的一件事。在得知我学习戏曲剧本创作后,蒲老建议我在选材上要“平地抠饼”,意思是选择那些未经前辈艺人创作过传统剧目的故事进行创作。那时,他还专门送我一本由吴大维先生选编的《高文澜剧作及评论文选集》,文澜先生是蒲老的挚友,也曾是煤炭部的公务人员,后来“下海”到中国京剧院做编剧,我知道这是蒲老希望我能从文澜先生的遗著中寻找戏曲编剧的思路与方法。
 
    我在中国戏曲学院进修的这段时间,恰是中国戏曲学院建校60周年之际,学院通过媒体公布了征集校史资料(实物)的公告,通过陈志明、潘占伟等先生的玉成,蒲老把自己几十年来积攒并逃过“文革”劫难而保存下的有关“中国戏校”的戏单,悉数无偿地捐赠给了中国戏曲学院。后经双方达成意见,学院决定把蒲老捐赠的戏单交由学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平心而论,我对蒲老向中国戏曲学院无偿捐赠戏单是由衷赞同的,并且也对蒲老博大与无私的胸襟深表钦佩。蒲老虽说是煤炭部的退休干部,有着稳定的收入,但蒲老在晚年始终遭受脑血栓后遗症和糖尿病及其他疾病的困扰(从我认识杨老开始,他的小腿一直持续着严重的浮肿状态),常年寻医问药,很难说在经济上是富足。然他却对我说:“卖了固然可以变钱,但它们(指戏单)却是我爱戏、看戏的见证,也是有感情的。卖给个人可惜,另外总觉得不把握——买主儿会不会因为别的原因再次卖掉?这就难说了。既然学院愿意接收,让这些戏单有个好归宿,又能把它们出版,戏迷也看得到,这对它们是最好的选择。交给学院,我也放心了。”蒲老的表达方式就是这样,在他的言谈中,从来听不到“豪言壮语”,更没有“煽情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却总是蕴含着无私的情怀与深刻的道理。
 
 
《回首当年》书影
 
    就在戏单集编辑过程中,一心提携后辈的蒲老又主动提出由我来为他整理书中的前言部分。蒲老轻快而又不失幽默诙谐的文笔,相信他的读者是了解的,但为什么蒲老执意要让我为他代笔?该书的责编潘占伟先生向我道破天机,老先生就是想让我能参与到《回首当年》这本戏单集的编辑工作中,对此,我心中也是了然的。于是,我根据蒲老的口述,很快整理出文稿,取名为《我与中国戏校的因缘》,通过电邮发给蒲老请他过目,蒲老看后只简单说了两个字“成了!”便让我把稿子发给负责此事的董德光主任。蒲老是如何同董主任交涉的,我不知道,也没问过,而我却也因此成为《回首当年——中国戏曲学院老戏单》一书编务中的最后一名,我很清楚这是蒲老对我的爱护和提携。
 
 
杨蒲生先生在戏单捐赠仪式暨新书发布会上的合影
 
    2010年10月28日下午,在中国戏曲学院“杨蒲生先生老戏单捐赠仪式暨新书发布会”上,我因带校车接蒲老参会,而有幸厕身忝列末座。当天,学院领导纷纷到场,而且李长春、吴钰璋、沙淑英、张曼玲、李鸣岩、陈增堃、费玉明等中国戏校的老校友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政尧教授也都悉数到场。蒲老不良于行,我曾亲眼见到昔年“虎头虎脑”而今却已两鬓如霜的吴钰璋先生,亲近地抢着推蒲老的轮椅,笑着说:“来,我推着您!”此外,时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的杜长胜先生在会前曾紧紧握住蒲老的手,一再对蒲老向学院无偿捐赠戏单表示感谢。杜院长和吴先生瞬间的语气和表情,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当天的会议由巴图院长主持,“老三届”的校友们纷纷发言,坐在一旁的我却在想,若是平时要凑齐这么多的前辈和领导,该是怎样的一个场合啊?而蒲老作为一名煤炭部退休干部的第一身份,我想这只能由他们几十年来结下的深厚情谊和蒲老个人的人格魅力来诠释了。孰料事后,蒲老又在家中设宴,宴请都是“大教”的陈志明、潘占伟先生和我,用蒲老的话说是“大家为出书都出了力,向大家表示感谢!”
 
    继《回首当年》出版后,蒲老又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批戏单无偿捐赠给了首都图书馆,并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与《回首当年》规模相当的大型戏单集《菊苑留痕——首都图书馆藏北京各京剧院团老戏单》。在《菊苑留痕》的前言中,首都图书馆馆长倪晓建先生写道:“这数百张老戏单,经过岁月的磨砺,经过‘文革’的浩劫,在杨老的默默守护下完整存留至今。为了给这份宝贵财富找到最好的归宿,杨老主动提出捐赠给首都图书馆,同时寄托了他的深厚情意和殷切期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京剧留存一个时代的纪念,为广大读者特别是京剧爱好者留下一批翔实的历史资料。”我以为这是对蒲老义举的最大肯定。如果说,戏单作为历史的忠实记录,可以为亲历者和后来者提供很多可供挖掘的内涵,那么,因蒲老无偿捐献而汇聚成册的《回首当年》《菊苑留痕》,必将在新中国京剧史的研究中发挥它积极的作用,这也是蒲老在晚年对京剧事业一份默默的贡献。
 
 
《菊苑留痕》书影
 
    2012年秋,蒲老不慎将腿摔伤,先后住进中日友好医院与和平里医院治疗。据我所知,邓元昌先生曾多次前往探视,还送去了装有评书的MP3播放器以及自制的面包,钮季冬老师夫妇也多次去看望蒲老。但这时,蒲老开始在见面和电话中和我谈起他珍藏多年的戏曲书籍,他希望我能“抓空请假到北京来一趟,帮我整理一下,有用的你就拿走。”我在感激蒲老记挂的同时还是回绝了他的要求。在我的“哲学”中,书对需要和有用的人是无价之宝,更有着难于言表的珍爱之情。我常和朋友们举例说,如果有人问我借500元钱,最终没还,我并不会过于介意,钱是人赚的,充其量500块钱买个教训,再不把钱借给不讲信用的人。但书,尤其是旧版书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倘使对方不还,自己又没了购书渠道,内心懊悔的感受,恐怕只有同道中人才能体会得到其中的甘苦滋味。但蒲老却并未就此罢手,在我的记忆中他前后至少和我提起过三次,我只得将“君子不夺人所爱”以及上述体会说给蒲老,蒲老听后显得格外平静,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别想那么多,等我想看,我再跟你要!”
 
    2013年11月初,我突然接到钮季冬老师的电话,钮老师告诉我蒲老再次住院,情况不好,让我回个电话。我立即拨通了蒲老的手机,电话中的蒲老没了往日的幽默和洪亮清脆的嗓音,而是开门见山地说,“我跟你说啊,你尽快来一趟北京,带二百块钱来!”于是,我在九号陪小女过了她人生第一个生日后,请假匆匆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在钮季冬老师夫妇的陪同下,我来到了和平里医院蒲老的病房,此时的蒲老显得格外虚弱,腿和脚上的水泡让人看了揪心。能感觉到蒲老见到我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显得踏实了许多,缓缓地对我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你也别嫌我那乱,就住在家里。继而又问,你有《田汉文集》吗?我据实相告没有。他叹了口气摇摇头对我说,《田汉文集》你应该看,还有一套《水浒戏曲集》你也应该看,《京剧汇编》我原来有一整套,后来借出去过,不全了……说来说去,最后索性说:“还有我北屋和阳台书柜里的书,你这两天翻一翻,有用的、没有的,你就拿走。”此时,我无法再同病中的蒲老争执,只能默默地点头说“是”。蒲老又提到他在电话中提到的“二百块钱”,让我把钱当面交给他的女儿,并严肃地对女儿说“这不是我给他的,是我卖给他的。”此刻我才明白蒲老让我“带二百块钱来”的用意,他是担心女儿不理解自己把书无偿送给别人,而有意用这“二百块钱”来“掩人耳目”,蒲老的这片苦心那一刻却让我心如刀绞,而在场的杨飏姐也已泪流满面。为了顺从病中的父亲,杨飏姐含泪接过了那两张薄薄的百元钞票,而后背着蒲老又把钱还给了我。在逐一认真地嘱咐之后,蒲老还让女儿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便于我来去自由,最后还不忘吩咐女儿请我吃饭……经过前后三天的整理,我从蒲老家中取出整整两大箱书,无法随身带回,杨飏姐又驱车帮助我把书通过邮局寄回,具体册数已无法计算,我只清楚地记得两箱书合起来的总重量是49公斤!期间,我也同杨老的女儿说起蒲老赠书的原委,温良孝顺的杨姐是一名律师,也是虔诚的佛教徒,没有想到的是,她非常能理解父亲的做法,并认为这是老人心中的一份牵挂,并且把书送给有用的人,既是对父亲的安慰,也是对后学的关爱。杨飏姐的话,使此时内心非常纠结的我,得到稍许的释怀。
 
    记得离京前最后一次去看蒲老是在11月13日,当时他侧身靠卧在病床的被子上,看上去精神很差,甚至连睁眼睛的力气都没有,即便如此,他依然关心小女的情况,并告诉我等孩子大一些,要教孩子认些繁体字,哪怕不会写,也要认识。在不得不同蒲老道别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可又说不出更多安慰老人的话,只能紧紧捂住蒲老的手,请他保重身体,蒲老只简单地说了句“回去吧”,没有一句离别伤感的言语……从北京回到现实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尽管也给蒲老打过手机,但他已无力再接听我的电话。12月29日晚,钮季冬老师打来电话,告诉我蒲老已于当日傍晚归真,看着蒲老送给我数百册他曾视若珍宝的书,我的泪水无言的流下……
 
    如果说,蒲老把自己积攒多年的戏单分别无偿捐赠给中国戏曲学院和首都图书馆,是老人在有生之年为他珍爱的戏单寻找到一个他认为的最好归宿,那么也可以说,他同样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把珍藏一生的戏曲书籍转赠给了他认为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的我,从这个角度说,晚年的蒲老是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料理着他认为有价值且必须完成的后事,而他的博爱之心和对后辈不遗余力的关爱与提携,更令我没齿难忘。
 
 
2014年8月27日,与杨蒲生先生女儿和钮季冬老师在杨老墓前留影
 
    因尊重杨老的民族习惯和家属的意愿,我没有参加蒲老的葬礼。未送老人最后一程,这于我而言是个遗憾。2014年8月,因去北京出差,在杨老女儿的陪同和帮助下,我同钮季冬老师夫妇一道去了北宫的回族墓地为杨老扫墓,彼时雨季未过,杨老的墓冢还未修缮,虽与蒲老近在咫尺的再次相见却已阴阳路远,站在蒲老的墓前,回忆前尘,我的心中百感交集。今值杨蒲生先生周年忌日前夕,谨以拙文表达我对老人深深的追思与怀念……
 
    谬托忘年缘顾曲,
 
    愧蒙错爱贶遗珍。
 
    落红化作春泥去,
 
    回首留痕寄后人。
 
2014年岁杪于沈水北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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