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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连载】戏缘——孙崇涛自述(之十四)

  • 关键字: 戏缘——孙崇涛自述
  • 作者: 孙崇涛
  • 类别: 报道
  • 添加时间: 2017-04-25 09:49:52
  • 报导来源: 咚咚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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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戏缘
 
“大跃进”年代的劳而无果
 
 
       1958年开春,我才听说有“大跃进”这词儿。那是大学刚结束头一个寒假、新学期报到的日子。室友王继阳寒假去了一趟绍兴乡间老家,得风声之先,一来就在寝室向众人宣告:“我们国家要‘大跃进’了。”他讲话本来就轻,加上一口的吴语方音,这话我听做是:我们国家要“大有劲”了。“大有劲”,首先出自不爱说话的王继阳之口,我想这事一定非同小可。
 
       果然,不久“大跃进”成为时代主旋律。全国上下,“大干快上”。“大炼钢铁”、“大办农业”、“超英赶美”、“争创水稻亩产20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口号,越喊越响,形势热火朝天。 
 
       全国各处,人人写作“大跃进”民歌。“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这些“革命浪漫主义”豪迈诗句,成为一代经典。
 
       在“大”的口号下,是搞全民性的群众运动,“大炼钢铁”堪称登峰造极。一时间,工厂、田头、学校、机关,土堆的“小高炉”四处林立,炉火红遍神州大地。人人翻箱倒笼、砸锅挖铁,给小高炉提供炼钢原料。各地“上卫星”捷报频传,处处报道“我为祖国献宝钢”喜讯。 
 
       我曾参观过校内某系的“出钢”庆典活动,只见压在大红纸喜报上头供人展览的“宝钢”样品,是一团黑乎乎的大铁坨,心里纳罕:这就是钢吗?
 
       更可乐的事,是参加“全民打麻雀”运动。为除“四害”,杭州市全民总动员,号召全体市民打麻雀。杭大师生也不例外参加。早一天,“打麻雀指挥部”指挥部干部给大家做了动员报告。大意如下:麻雀吞食稻谷,“从咱劳动人民口中夺粮”,属“四害”之一,必须斩尽杀绝。麻雀弱点,是个小、翅短,体力不支,不能久飞。我们灭之的战略,就是设法叫它永久飞在空中,不能落脚。麻雀飞得精疲力尽,就会自我堕地。如此击而毙之,或逮而灭之,易如囊中取物。
 
       1958年4月20日,星期天,全校师生摸黑起一大早,集中校操场。大家手持赶麻雀的竹竿,带着“响器”——有锣鼓的带锣鼓,没锣鼓的带脸盆。一些中外闻名的老教授,也举着竹竿,抱着脸盆,带着出征前的满脸豪情,排进队伍。整个校操场成了竹竿的山林、脸盆的海洋,蔚为壮观。假如让一位不明就里的老外见到这个场景,保证他会惊叹:“哟,中国人好伟大,好幽默呵!”
 
       各路队伍浩浩荡荡开赴事先部署好的“阵地”。6时,警报声响,锣声、鼓声、脸盆敲击声、呐喊声四起,竹竿随之挥舞,满布晨空,声势浩大无比。
 
       我们班级所在“战地”,热闹了好一阵子,大家的手也敲疼挥软了,嗓子喊哑了,也不见一只麻雀踪影,感到很沮丧,于是就坐地闲聊起来。有同学还打趣说:“春眠不觉晓嘛,这么早,人家麻雀还在睡觉呢。”
 
       半天的“战斗”结果,一无所获。午间,大家“偃竿息鼓”,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回学校,像群败兵回营。
 
       事后,学校发布“战绩”报道,据统计,全校师生共捕麻雀数:3只。
 
       紧接着,学校掀起教学改革热潮,狠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提倡学生走出校门,“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投身社会革命大熔炉”,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务农,到部队练兵,到海岛捕鱼,为造就自己成为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而努力。
 
       1958年秋天,我们进入大二,原大一6个班打乱,重新编做4班。除王继阳跟我一起被编入第四班外,其他104室友,分散各班各室。我的宿舍,也从年级开头的104室,搬到了年级末尾房间。原本相处得很融洽,已经建立起感情的室友,说散就散了,真有点依依不舍。来到基本陌生的新集体,有种被贬荒远似的不自在。
 
       教学改革深入,发展成为个人思想革命,提出“向党交心”,进行“灵魂深处闹革命”。人人过关,自我检讨思想,各人坦白交代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学生中间,拔“白旗”,批“白专道路”,反“厚古薄今”、“崇洋媚外”。气氛很紧张,人人成了阶级斗争假想敌,如履薄冰。
 
       我因为多看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在同学中间出名,终日惶惶,担心自己成了“厚古薄今”、“崇洋媚外”、古人洋人“孝子贤孙”的典型,被当作“白旗”,“拔”到学校外头农场去“劳动改造”。想起教过自己的一位青年老师,因同我班一名女生婚外谈情,被罚到农场“锻炼”,见他跟别的“锻炼”学生一样,每天都得退裤子、露屁股、蹲茅坑拉屎的穷途末路模样,昔日倜傥风采荡然无存,叫我倒吸一口气。
 
       幸而自己人缘还好,班级手下留情,只派个干部找我“谈话”“帮助”,自己表决心要痛改前非,从此再也不看中外古典,总算侥幸过关。作为补偿性的惩罚,在其他同学留校参加校办工厂劳动期间,我跟年级部分“白旗边缘”同学,一起被罚往安吉县天目山山区,去干更重的体力活——拖毛竹。
 
       登上海拔一千多公尺高的毛竹林,把山农砍伐下的大毛竹用肩膀一条条拖下山。毛竹有碗口那么粗,每条重达一二百斤,力气大的山农一趟可拖二三条,我们只能拖一条,半天往返各两趟。
 
       我这个手无束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整天头戴破斗笠,脚踏草鞋,肩披垫肩,衣衫褴褛,弯腰曲背,吃力地爬行在陡峭山道上的可怜兮兮模样,假如让家中母亲见到,她一定会非常心疼和伤心。我自己倒并不感到委屈而抱怨。
 
       天目山的竹林宛若仙境。毛竹杆吧嗒吧嗒地敲击着下山的石阶,很有动律,像首动听的敲击乐。不断奔跑在浙皖交界的山间野岭,穿梭于云雾蒙蒙之中,像已触摸到天穹,心情开畅而豪爽。体验一把茹志鹃名作《百合花》里出身天目山的小通讯兵同样干过的力气活,是人生难得的一段历练。在生活曲解和磨砺前面,自信和乐观永远是最好的精神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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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的竹林宛若仙境
 
       不过,劳动结束回校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叫我感到很堵心。
 
       好像是为迎接“十一”国庆,班级要求各寝室张贴门联庆祝,室友推我拟写门联。我见寝室窗门朝南,整日阳光普照,房门朝北,对着阴暗走廊,触发了写作“灵感”,就给写了:“迎社会主义阳光入室,扫资本主义阴霾出门”。正当我为自己的对联能紧跟时代精神脉搏而洋洋自得,盼望得到众人赞美的时候,中文系党总支部办公室给我班级下达了指令,传唤我去“谈话”。
 
       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学校上级组织的如此关照,怀着大祸即将临头的忐忑,去了系总支办公室。总支办公室人员见到我,态度倒是平和,没有责怪、批评神色,只是问我:
 
       “有人反映,你们寝室的对联出你之手,是吧?”
 
       “是的。”我说。他继而问我:
 
       “你知道这对联有什么问题吗?”
 
       我无语。最后,他对我说:
 
       “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吧。”
 
       没有任何下文。
 
       回来之后,很长时间内,我想了又想,始终没法想清对联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成了我很久解不开的一团心结。系总支办公室也不再找我。我想,找我把问题说清楚了倒好,这样不明不白的悬着,叫人费尽思量,折磨人。
 
       直至若干年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大概系总支也照样想不淸对联的问题所在,找我谈话,只是因为有人反映,他们需要履行一种必需履行的思想工作“程序”而已。
 
       “大跃进”年代,包括学校教学改革、个人思想革命时期,制造的这类风声鹤唳,相当普遍,上至国家上层,下及师生个体、平民百姓,受到的莫名其妙的思想冲击,随时可能发生。我的“对联风波”,不过是其中一段小小插曲而已。
 
       教学改革也有叫人开心、开眼界的事,那就是学校让我们深入工农兵生活,边参加劳动,边搞戏剧等文艺创作。中文系还鼓励我们学生积极参加校外戏剧界活动。
 
       1959年开春,我们年级全体同学集体去宁波参加劳动锻炼和社会实践。少数人到全国渔区旗帜、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蚂蚁岛(当时属宁波地区舟山群岛)。多数人去宁波市内三大工厂:造船厂、动力机械厂、农业机械厂,简称“宁船”、“宁动”、“宁农”。
 
       我被分配到“宁农”,去金工车间当一名钳工。干的活有:拿扳钳、鎯头装搭茶叶机零件,用锉刀锉“铜婆丝”外径毛边,开电钻床给钢板打孔,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我以自己暂时割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尾巴”,成了一名临时的第一线“产业工人”而感到光荣而自豪。     
 
       劳动之余,我根据厂里见闻,给《宁波日报》等地方小报写些“豆腐干”大小的通讯,报道工厂技术革新面貌。通讯居然被登出来。见到自己手写的文字变成铅字,跟自己的名字一起刊登在报纸角落,叫我既刺激又高兴。一回,正文极少的“豆腐干”上,挨排刊登了我和合作者同班女生吴玉琴的两人名字,十分显眼,同学见了开玩笑说,这像“结婚启事”。
 
       3月底离厂时,厂工会给下厂同学开了欢送会。赠送大家的留念礼品,是一本有塑料套的64开活页小笔记本。送我的那一本,上题:“为技术革命立功,向红专方向进军”,身兼嘉奖锦标和指路明灯的双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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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农”厂赠送我的留念品是本64开小笔记本
 
       回到学校,我跟原同班同学单厚骝合作,创作了一本以反映工厂技术革新能手生活为题材的多幕话剧。
 
       单厚骝是文娱骨干,班级合唱、朗诵什么的,常由他领衔,但对剧本创作并不在行。他明白戏剧创作要写好人物活动细节的重要,却不懂得细节的提炼,剧本中写了许多家庭生活琐事,一味渲染夫妻争吵、逗笑之类,着意制造噱头效果,游离了戏剧冲突。拿到年级戏剧创作组集体讨论,他给大家诵读了自己写的场次。在座同学,包括后来担任浙江省话剧团专业编剧作家的童汀苗等人,听了一脸的茫然。剧本自然不可能演出,也无处可以发表,我写的中间场次也随之报废。聊以自慰的是,我俩因为创作了“反映火热生产斗争第一线”生活的剧本,得到班级表扬。而我登出来的那些“豆腐干”通讯,更被班级总结为下厂锻炼的“重要成果”。天上掉下的馅饼,尝起来味道还不错。
 
       同年下半年,浙江省文联组织写作班子,准备给省里几位著名青年作家各人写一本评介小书。部分写作任务,落到杭大中文系。我因为爱好戏曲,跟班里李广德与顾志兴两人一起,认领了写戏曲剧作家胡小孩的那一本。李广德很会做诗,在浙江的报纸、刊物上,三天两头见他发表诗作,自然笔头很硬。顾志兴也在刊物上发表过文艺评论,后来成为浙江社科界有名气的文史学者,自是功底不凡。我们三人合作,可说是“强强联手”。
 
       先去胡小孩家采访。那时候胡小孩家像住单位宿舍,一间不大的二层旧楼单间。见到胡小孩时,他的中山装胸口袋正插着两杆自来水笔,十分扎眼。我心里思忖,胡小孩那许多著名剧作全是从这两支笔杆里流出来的。又想,人家胡小孩挺能写,一杆笔不够用,得用两杆。胡小孩跟戏文里陆文龙相似,是戏剧界的“双枪将”,了不起。
 
       胡小孩正双喜临门,一是反映“大跃进”生活的越剧现代戏剧本《斗诗亭》在文艺界引起不小反响,一些争论还惊动了当时文艺界“司令”周扬;二是他的大孩子刚出生不久。一见面,他即向我们三人指指床上正躺着的孩子让大家看,神情颇有荣升“老子”的自豪和甜蜜。孩子母亲也在,据说还是我们同校同系毕业的学姐,供职《东海》文艺杂志编辑部。这孩子掰指算来,现在也该年过半百了。前些年,我收看1987年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每当看到这孩子的小妹胡泽红饰演的惜春出场时,都会不自禁地联想到当年那个躺在床上蹬着双腿、嘬着手指、冲着我们生人直乐的可爱小孩模样,慨叹时光的飞逝。
 
       不久稿子脱稿,让胡小孩阅读后,再去他家听取修改意见。胡小孩向我们详细讲述了自己从少年趴戏台板看社戏,到后来投身戏剧创作的生活经历和体会,反复强调,自己的一切,全靠党的领导和栽培。还说,如今省里一些内部重要会议常让他列席参加,令他更好把握时代脉搏,及时了解党的舆论导向,对他搞好创作帮助很大。我们明白他说这番话的意思是,我们的初稿在体现党领导这条“红线”方面还欠明晰。
 
       于是,我们就照着胡小孩的思路修改了书稿,交给出版社。后来,这套作家评介小书,不知为啥,又决定下马不出了。在“大跃进”年代,戏剧创作与研究也跟国家许多事一样,上马很快,下马也快,结果劳而无果是常事,何况还是我们这些无名大学生弄的东西。李广德解嘲道:“现在该散伙了,书稿三人‘私分’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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