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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散文写历史,以自述表学术——《戏缘——孙崇涛自述》读后

  • 关键字: 陈建平 戏缘——孙崇涛自述
  • 作者: 陈建平
  • 类别: 报道
  • 添加时间: 2017-05-23 08:45:32
  • 报导来源: 《戏曲艺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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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研究的成果该如何表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式论文的写作格范逐渐成为中国当代的学术主流。时至今日,西式论文已然牢牢占据了独步天下的学界“霸主”地位。近年来,曾有学者质疑过“西式论文的负面影响”,但应者寥寥。而学界的一大“怪状”则是:
 
       “写的人和读的人全是同样的那几个人;甚至读的人还不如写的人多。” 
 
       要想让学术专著成为赢得不同阶层、不同背景读者的畅销书,更不啻“天方夜谭”。造成这种虚假“繁荣”表象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其中,学术著作自身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应该是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我国古人历来倡导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统一的好文章,而中国历代的文史、学术,也向来具有多样化、散文化、形象化的优良传统。如何把这一优良传统与现代学术研究结合起来,著名戏曲史家孙崇涛先生的新著《戏缘——孙崇涛自述》(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7月版,以下简称《戏缘》),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该书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在成书出版之前,已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证实。因为本书的主要章节从2011年起,曾历时三年,陆续在《剧作家》双月刊上连载。读者阅后,好评不断。是以才有了后来山西教育出版社的“抢占商机”、予以结集出版之举。细加揣摩,《戏缘》一书嘉惠后学之处颇多,仅择其中最感人心者,略述一二: 
 
       一、用散文的外壳来包装学术的内核
 
       孙先生素来不喜重复前人,《戏缘》的写作模式,为学界提供了一种书写戏曲史的新思路。《戏缘》虽是一部类似于自传式的专书,但它与一般传记又不可同日而语。正如《题记》中先生所言:“用散文写历史,以自述表学术”,这是作者写作的“宗旨”,也是他探索新学术书写方式的“尝试”。作者不仅用行云流水般的散文笔法,串连起自己七十多年的戏缘人生;而且站在宏观的历史大舞台上,来审视一己的人生小舞台,用细腻生动的笔墨,娓娓道出20世纪40年代至21世纪今天中国戏曲发展的局部历史。
 
       全书分为“家乡戏缘”、“省城戏缘”、“小城戏缘”、“京城戏缘”、“海外戏缘”五个部分,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编织起作者与戏曲结缘的人生画卷。与一般自传不同的是,作者在书中并未过多讲述自己的人生事迹、情感经历,而是精心选择了和戏曲相关的草台、看棚、地方戏院、省市与京都大剧场、观众、戏迷、演员、琴师、剧目、表演以及个人求学、治学、讲学等素材,既使我们看到了一代戏曲学人虽历经艰辛却矢志不渝的执着追求,又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现当代戏曲发展的鲜活画面。比如第一章“家乡戏缘”,就堪称一部20世纪40-50年代的温州戏剧发展史:
 
       在作者家乡温州瑞安的“仲容文化馆”,我们看到了浙江嵊县女子越剧的最初演出;在瑞安城内城外的大小寺庙,既有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流,又有各种各样的庙戏在上演;在瑞安城郊的空旷地面,有着更为壮观的“草台戏”,常演的是今称“瓯剧”的温州乱弹和京剧,还有昆腔班的演出。
 
       瑞安城内唯一的一家剧场——瑞安戏院,则是另一番风光:温州历史最长的京班“金福连”,在此演过《斩颜良》《打擂台》《战宛城》《打焦赞》《虹霓关》《大闹天宫》《水漫金山》《三盗九龙杯》《狮子楼》《金钱豹》《蜈蚣岭》等武戏;隶属军队的京班“二二剧团”,在此演过《火烧红莲寺》《狸猫换太子》《七侠五义》《荒江女侠》《封神榜》《粉妆楼》等连台本戏;除了演戏,戏院还有茶水、零食、毛巾、坐垫等有趣的有偿服务;瑞安戏院的宣传策略,更令人叹为观止:不仅有人肩扛广告牌,敲锣打鼓、走街串巷地满城吆喝,还有各大店铺橱窗里挂满名演员生活照和演出照的商业宣传——作者就生长在这样经常挂满此类照片的店铺之家;曾在此做场的名伶,既有本地的丑角陈哈哈、文武生张春来、老生望江涛,又有外地的武生张二鹏、筱高雪樵,名旦曹婉秋,越剧皇后姚水娟,等等。
 
       温州市内的戏院更是常有名角光临:高百岁、宋宝罗、童寿苓、徐宗尚、徐鸿培、李瑞来、李如春、张翼鹏、李慧芳、王玉蓉、王吟秋、刘云兰、海碧霞、刘美君、班世超等,都是在此演出过的京剧名伶。作者儿时印象最深的是看过李桐森、李秋森兄弟的《明末遗恨》和上海“苓据团”的《四郎探母》。
 
       这些看似被作者无意采撷、分散在不同场所的戏曲演出,共同组成了20世纪40-50年代温州地区戏曲发展的辉煌局面。南戏故乡源远流长的演剧风习,不仅孕育了作者儿时的邻居池鸿铨这样常年为人跑路送信的邮差兼戏迷与票友,也吸引了出自书香门第、琴棋书画兼擅的陈小鲁、郑剑西、许达初等“京胡才子”,更培育了像作者这样驰名中外的戏曲史论专家。
 
       正是在这些拉家常似的闲叙中,我们似乎明白了:为何温州地区自高明《琵琶记》诞生迄今,戏曲文化传统一直绵延不绝。其实,恰是民间和文人的共同参与,才使得雅、俗得以融合,礼、野能够共存;谁离开谁,都难以长久,这正是戏曲发展的内在规律。《戏缘》就是在这样“形”散而“神”不散的漫谈中,含而不露地渗透着作者精研多年的思考所得。
 
       二、通俗生动、深入浅出的行文风格
 
       孙先生一向主张,学术表达应该尽量通俗易懂,面向大多数读者,应设法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它、读懂它,甚至喜欢它。《戏缘》的出版,正是这一学术理念的践行。
 
       比如,关于样板戏《红灯记》的创作者,一度争议很大。对此,作者以一段平实的叙述,并附以清晰的实物照片,言之凿凿地表达了自己鲜明的立场:
 
       正好我购有“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红灯记》总谱。里头还附有对白台词和舞台动作提示。封面人物画为阿甲所绘。扉页上署:剧本改编,翁偶虹、阿甲;导演,阿甲;音乐设计,刘吉典;唱腔设计,李金泉、刘吉典、李少春等。京剧《红灯记》原创者为谁,一目了然;后来生出的有关《红灯记》创作者的种种是非争议,都没法抵赖这原始文物的可靠依据。 
 
       寥寥数语之间,就给这场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样板戏”作者权的笔墨官司,写上了有力的“判词”。
 
       有时,对于一些严肃、深奥的学术问题,作者并不马上给出研究的结论,而是在今昔对比中,发人深省,让历史来做答。比如,在讲完温州地区的国有京剧团经过十年浩劫、逐渐被摧毁殆尽后,作者追加了这样一段话:
 
       温州毕竟是南戏故乡,中国成熟戏曲的摇篮,近现代戏曲的重镇,温州群众对京剧的热爱,并不因为公有剧团解体而终止。没有了公有剧团,温州民间业余京剧社团风生水起,私营京剧社团遍地开花,数量之多,难以计数,连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在大剧团演不上戏的京剧演员,也纷纷跑到温州讨生活。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我们现在的戏曲艺术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什么才是戏曲艺术的“生产规律”?戏曲人才培养,该采用什么正确途径与方式? 
 
       在公有与私营的两相对照中,在连珠炮似的发问中,不难看出:“历史老人”给当代戏曲的发展,开出了什么样的“药方”。作者就这样在看似不经意地叙述中,“润物细无声”地道出了一个个令普通读者都能理解的高难命题的答案。
 
       除了对学术观点的表达注重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外,作者对其曾经生活过的各地风光的生动描绘,更让人神往不已。如对孩提时代家乡的母亲河——“塘河”的回忆:
 
       河中波光粼粼,两岸青山叠翠。坐在船中,遥望窗外湖光山色、稻田茶园、房舍石桥、行人走兽,就像一幅幅活动的风光图片,镶嵌在船厢窗口。河中大小船只,频频往来其间。还时常见到河岸渔翁撒网、浣女涤衣,河中鹅鸭嬉水,鱼鹰扑腾,这是水乡风光,更是家乡民生活态。岸边要经过许多繁华小乡镇,它们网织起鱼米之乡经济活力的动脉。投入眼帘的一幅幅岸上百姓忙碌的场景,是这动脉的搏动。船中一路有许多有趣玩意儿:唱花鼓的,拉琴唱戏的,数快板的,变戏法的,讲新闻、讲笑话的,还有船过三十六桥、七十里埠头送进兜售的各地美食:瑞安双炊糕,莘塍五香干,塘下甘蔗白象橘,梧田雪梨永嘉柑…… 
 
       旖旎的江南风情、淳朴的乡民厚谊、繁华的乡间小镇、多彩的消闲方式、诱人的地方美食……都在作者充满深情的细腻描摹中,扑面而来,让人念念不忘。
 
       又如对平阳城郊那座作者曾居住了十五年的“实践楼”的描述:
 
       我多年所住的“实践楼”,在校园尽头。一座二层洋楼,贴山而建,拾级而上,显得突兀而高耸。清晨,窗口最早拾取朝霞;晚间,房檐挑起半空新月。我长年枕山而卧,与松涛、蛙声、虫鸣、泉音为伴,还时时听到鸡啼狗吠,牛嗥羊叫,乃至狼嚎。推窗眺望,可见花木扶疏,鸟雀攀枝,塔影绰约,村烟袅袅……如置于桃源世界。楼旁淌着一泓山泉,日夜淙淙作响,学校用竹筒将它引灌到远处的厨房,供师生饮用。 
 
       由于组织的“器重”,1961年大学毕业后,作者被分配到平阳第一中学工作,就是上述“实践楼”所在的校园。平阳虽远不如自己的家乡,但这样清幽的环境正好为潜心读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所:早晨与朝霞作伴,晚上与新月为伍,眼前有花鸟塔影,耳畔有松泉蛙鸣……从作者充满禅趣、生机盎然的描绘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醉和神往的世外桃源。然而,也只有热爱读书、暗藏怀抱的人,才能真正领略并爱上这种虽孤独却并不寂寞的静谧所在。
 
       《戏缘》中类似上文简约古朴却充满情趣的景物描摹不一而足,作者用生动圆润、细腻形象的笔墨,打开了一扇扇尘封已久的大门,让读者沿着他与戏曲结缘的每一个足迹,且行且思……
 
       可以说,正是这种通俗生动、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打破了读者与学术的隔膜,构筑起现代与传统的津梁。或者说,这正是作者的叙述策略,藉由细腻、周详、朴实的描摹,先让人感同身受,进而深长思之,尔后恍然领悟。
 
       三、勤勉治学、澹泊处事的人生态度
 
       作为晚辈的我,看完《戏缘》后,又一个深深的感动,就是先生一生勤勉治学、澹泊处事的人生态度。
 
       孙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硕士刚毕业,就爆发式的在国家顶尖学术刊物上连连发表长篇论文,一时间惊为“天人”。这也曾被人误以为是他的天分和拼命所致。殊不知这一切,却是先生二十多年的辛勤积累换来的。有读书笔记为证:
 
       早在读大学期间,孙先生就按照浙大夏承焘老师的治学经验传授,对课余研读的许多杂剧、南戏,一一作了读书札记。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任教“平中”期间。“实践楼”见证了先生无数个灯下苦读的日日夜夜。在那个“读书无用论”泛滥的喧嚣岁月,先生居然能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坚持不懈、心无旁骛地阅读自己深爱的古典戏曲,这不能不令今天条件无比优越的学子们备感汗颜。
 
       据先生自述,有些读书笔记,他一直保留至今。如1960年6月22日的《关于<荆钗记>》、1960年10月的《关于两个本子的<白兔记>》、1962年4月16日的《说南戏的人民性》、1962年4月18日的阅读札记《从<南词叙录>看徐渭的戏剧观念》、1978年8月21日的《<赵贞女>戏文衍变与<琵琶记>评价问题》等,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先生日后有关南戏的论著成分。除了戏曲方面,阅读古典小说也是先生的一大爱好,在“实践楼”的数年时间里,他竟积累了十余万字的《中国小说史札记》和数册有关四大名著等的专辑札记。
 
       先生曾把自己治学半生的经验总结为六个字:兴趣、坚持、创新。数十年从不间断的读书笔记正是他“坚持”的最好注脚。坚持到底,就一定会学有所获。这应该是本书给予青年学子最大的启迪。
 
       除了勤勉治学,澹泊处事是先生的又一人格魅力。先生晚年的书房名曰“宁澹轩”,正取自先贤“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教诲。“宁澹轩”是在先生退休以后,国家按照职称级别给补发的一套二居室。此前,一家三口加上小保姆四个人,一直挤在一个狭小的二居室内。这在国外同行看来,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但就是这陋室中的笔耕不辍,成就了一位享誉国内外的南戏研究专家。姗姗来迟的“宁澹轩”稍稍缓解了这种居住的尴尬,但凡有国内外友人或学者、学生来访,这里就又成了招待宾客的“会客厅”。
 
       而“宁澹轩”最主要的功能还是著书立说。异于有些人退休后爱犯的“退休症”,先生退休后的生活从容淡定、简朴充实、低调却不自馁。有感于自己专业出道较晚,待想有一番作为时,却已老之将至,所以,先生把“宁澹轩”当作自己退休以后的“补课”场所,先生晚年著述中的绝大多数都出自于此。试想,身处繁华喧嚣的时代,倘若没有一种宁静淡然、安之若素的心态,焉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正因为先生向来淡泊名利、洁身自好、不喜张扬,故能成就一片夕阳灿烂。唐人刘禹锡曾宣称自己的住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宁澹轩”之于孙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若不然,便无今日情趣横生、生机跃动之《戏缘》矣!
 
       上述点滴,当不能尽述《戏缘》之妙。《戏缘》的出版,实为专业与非专业读者的一大幸事!专业的,可以从中思考戏曲史的奥秘和戏曲发展的前景;非专业的,可以尽享散文之优美与情境之馨香。
 
       总之,本书既是孙先生结缘戏曲七十多年的人生沉淀,又是作者改变传统戏曲史著写法的一次成功尝试,为学术专著的别样书写,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作者曾在《“咬文嚼字”与“唱念做打”——研治戏曲史学断想》一文中说过:“戏曲史学,作为文学、艺术、历史等交结的边缘学科,有它既同、又不同于文学学、艺术学、历史学等各自所具有的学科特点与研究方式。文学的形象与理性思维,艺术的感悟与把握,史学的翔实与缜密,对于一位戏曲史学者来说,都是不能缺一的研究素质。真正好看的戏曲史论著,我以为应该是作者这多方面素质的充分展示并做到水乳交融的作品。” 《戏缘》堪称作者“言必信,行必果”的一个有力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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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戏曲艺术》2016年第2期) FAm咚咚锵--中华戏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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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建平 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FAm咚咚锵--中华戏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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