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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连载】戏缘——孙崇涛自述(之二十八)

  • 关键字: 戏缘——孙崇涛自述
  • 作者: 孙崇涛
  • 类别: 报道
  • 添加时间: 2017-08-01 12:22:49
  • 报导来源: 咚咚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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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戏缘
 
挑起扁担上北京
 
 
       离京回乡,我取道省城杭州,逗留数日,主要是去母校杭大看望几位要好同学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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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我最先要碰的是好友郭在贻(1939~1989)。老郭跟我大一同班,之后分班各处。大学毕业,我回乡教书,他留校任教,并随系主任姜亮夫教授研习古汉语。我俩的距离似乎拉得更加遥远,实际我们却走得更近。这是彼此心气相投的牵系。多年来我们经常通信往来,敞开心扉,无话不谈。每逢我去省城,首站必定先去他家,接着便是数日不停的长谈。我见证了他在大学从助教到讲师、副教授、教授节节攀升的“发迹”经历,目睹他家住房从学生宿舍到单间、双间、三间的递增变化,也亲闻他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青年语言学家”的种种消息。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嘉璐先生所撰《郭在贻教授墓志》,对英年早逝的郭在贻学术成就及其治学精神有过比较全面的描述:
 
      年甫四十,适逢盛世,自谓此正有为之时,遂尽吐所蓄,训诂之作汩汩然来。校勘、考释、评说,无所不为,尤精于《楚辞》、俗文学语词之诠释,卓然成一家言,杰出当世。在贻素嬴弱,然初不自惜,渐罹心胆诸疾,不意后竟卒于癌症,盖积劳所致焉。呜呼,一代俊秀,中道而陨。凶闻所至,士林潸然。殁时,少一日即五十岁也。(转引自《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教师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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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在贻:才高足八斗,命亏欠半途
 
       不了解郭在贻的人,常错误的认为他是个只知钻故纸堆、不通世务的书虫子。“文革”间,杭大一篇大批判文章揭发中文系某青年教师是“封建遗少”,说他痴迷故纸堆,还仿照古儒打扮,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手捧线装书,站在校门口摄影留念。所写未免夸大,而所指的“封建遗少”,我猜想一定指郭在贻。郭在贻对故纸堆的痴迷程度,远近闻名。
 
       其实,郭在贻还是个“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天才,这一点恐怕只有我一人才了解(顶多加上他的内人彭娜琪)。仅举一小事,便可证实。这回我见到他,说起自己刚从北京“文研院”考研回来,他即刻告知我两桩“文研院”人员走动的消息:一是说马彦祥前阵子到过杭州,二是说冯其庸最近在杭州。后经我查证,消息一点儿不差。这些别人不太理会,“文研院”院长也未必清楚的事,大门不出一步的老郭,竟了如指掌,令我十分惊奇。
 
       我想所有的天才读书人都具备这种天才素质。他们有极好的记性,极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强的思索力。他们会从细微现象中捕捉到信息连接,从而对事物作出准确推理和判断。郭在贻钻研的是古文古辞,可对近现代和身边发生的事,还有外界学术信息,却一概了然于胸。
 
       我和郭在贻结交,并不出于二人共同爱好古典的趣味,而是从穷聊近现代文学开始。1958年夏天,中文系学生下乡参加萧山临平“双枪”劳动,我和他分在一组。我们一边并排踩踏水稻桩,一边聊起了现代文学。他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熟悉程度令我吃惊,就连那些二三流作家作品情况,说起来都如数家珍,这使我自愧不如,只有乖乖恭听他对我“教诲”的份。
 
       老郭参加工作后,爱学古人做派,倒也真实。比如,他给我写信,一律用毛笔,一律直书于红格宣纸信笺,一律装进印有红签框的竖信封。写的是龙飞凤舞的行草,满纸之乎者也,读之宛若跟古人交往。我还保存他给我的一信,现复制信的头尾,供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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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在贻给我来信的首尾
 
       郭在贻的荣幸与不幸,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多数中青年知识分子精英际遇的写照。他们富有才华,迫切追求事业,而在取得事业成功同时,却被他们艰难的生活境况所击倒。据说,那时中科院的中青年科学家平均寿命不足50岁——我的表姐张川谷就是其中的一位。民间戏称“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并非夸大之词。已是全国闻名学者的郭在贻,其家庭生活困苦状况,正如他给我的此信中所言:“上有老,下有小,收入微薄,难以糊口”,“母老,家贫,子幼”,“如蜗牛负重”……,加上评职称等造成的心情压抑与郁闷,如他信中所喟叹的“世味秋茶苦,人间行路难”,使他心力交瘁,疾病接踵, 而致英年早逝,并非完全如许先生墓志中所说,是“素羸弱,然初不自惜,渐罹心胆诸疾”、“积劳所致”的结果。
 
       在杭大,我还拜访了大一同室同窗陆坚。陆坚和郭在贻相似,大学毕业留校,跟随导师夏承焘教授研习词学。他还像从前那样稳重,谦和,热情,相见如沐春风。说到自己,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环境、条件很好,由于努力不够,没有多大作为。实际据我了解,他在杭大中文系的声望甚高,担任过系主任、党总支书记等职。他还兼任教务处处长、校党委常委,可谓身肩多重重任。1978年公布的全国“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统招目录中,杭大中文系的导师名单里,仅见徐朔方和他两人,可见学术、业务亦属拔尖,这让这时候正在报考研究生的我,见了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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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坚与夏承焘:谦谦双君子,融融两师徒
 
       旧同窗相遇,有说不尽的往事回忆,也有道不完的眼前感慨和笑谈。这些笑谈,多是有关“十年动乱”造成的社会读书无用、知识匮乏、人才奇缺的笑里带酸的见闻。
 
       只有见到我才一反常态、爱说笑的郭在贻,给我讲了两个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现代版笑话:一是说,学校图书馆的一位小青年,在编辑图书目录时,竟把苏联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编入冶金工业类。二是说,自己参加某地举办“训诂学术研讨会”,当地一领导莅临开幕大会,发表即兴祝词,从头至尾,都把“训诂”说成“训话”。如先强调“训话”的重要性,说:领导不善“训话”,政策不能贯彻;家长“训话”不对,孩子就会闹脾气;老公“训话”有错,老婆就会跟你打架,等等。继而说明研讨会举办对推动本地群众学好“训话”如何具有积极意义。最后对参加研讨“训话”的专家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希望通过这次研讨“训话”活动,促进全党、全民、全军把“训话”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以推动“四化”建设……。一番话听得底下代表个个笑翻,但又不敢放肆表现出来,场面十分滑稽。
 
       在陆坚家,我遇到一位在某刊物当编辑的陆坚学生拜访陆坚。座间,这位学生也讲了一个他单位里发生的类似笑话:说他们编辑部曾约请某名家老先生赐稿。老先生给寄来一首古体诗,毛笔工楷,从右到左直书,不加标点。稿件由某青年编辑初审,他左看右看,就是搞不懂意思,于是掷稿于桌,骂道:“什么名家,狗屁不通!”主编过来问:“怎么不通?”此编辑一边朗读稿子,一边反问主编:“您听听,这写的都是什么话?简直像读天书!”主编细察其所读文稿,发现他是按横排文字、从左到右读的。
 
       这类笑话,当时充斥全社会,完全可以辑成一部《新笑林》,来记录“文革”的丰功伟绩。
 
       在郭、陆两位带领下,我还拜访了中文系姜亮夫(1902~1995)、王焕镳(1900~1982)等老教授和蔡义江、邵海清等中年老师。详情不必赘述。而我最想看望的业师夏承焘教授,正在北京夫人处养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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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亮夫与王焕镳:却仰望高山,亲炙浴春阳
 
       告别杭大,回到瑞中,已近1979年新年。过了元旦,学期接近结束,学校不再给我安排教学工作,说只需参加教工活动即可。我参加了一回全校教师集会、两回语文教研组活动和一堂学生期末考试监考。这是我留给母校的“全部工作”。我每想到此,深感对母校的亏欠。后来只要有机会回乡,母校需要我给学生讲座,我都十分乐意,想借此弥补我的亏欠。
 
       寒假期间,我从各方透露的信息,都证实我跟“文研院”读研已经无缘。钱苗灿的来信中写道,北京复试期间,“文研院”有关领导曾找过他谈话,希望他做好来京读书的思想准备。我想,无论从出身、经历、学识各方面条件考量,老钱绝对是“文研院”录取的首选对象。没有人找我谈话,说明我该属淘汰之列。从西安考点考入复试的“杭大”周育德学兄,向来喜欢调侃,他的来信言道:据有关信息透露,“文研院”录取对象,只要“小生”,不要“老生”。言下之意是,我等这批1940年前出生的“老生”们,都属出局对象。
 
       我对考试结果,已不抱希望,并且渐渐将它淡忘,心里惦记的,是自己今后如何在母校好好施展身手。可事情的结果,竟想不到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1979年元月31日,阴历正月初四日傍晚,我去瑞城邮局发信。邮局出来时,我蓦见“瑞中”校办主任江如鑫老师咧着笑嘴,冲着我走来。走近时,他用家乡土语对我悄悄言道:“你北京的事‘桩牢吧’(搞定了),通知书在我处。”原来,“文研院”将我的录取通知书寄给“瑞中”校长室代转。
 
       江如鑫的这句轻声细语的土语,无异是对我后半生的宣判,它如同晴空霹雳,震得我心头怦怦直跳。是兴奋?激动?高兴?还是惊讶?疑惑?不解?抑或在盘算来日的打算?……种种莫可名状的感觉,交杂一起,令我头脑昏乱、发懵,不知所以。
 
       后来从各方消息了解到,“文研院”录取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录取人数比原计划猛增了三倍,总人数由14名增至40名。这种变化是国家形势大局转变使然,印证了董润生的预测,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文研院”招生计划的改变。结果是,我、周育德等一批“老生”们成为受惠对象,几乎全被“文研院”收罗——后来事实证明,此举无比英明。而在少数被淘汰的复试者中,竟有众人公认最有把握被录取的钱苗灿,使人甚是不解。
 
       后来听说,本质单纯、心直口快、全无半点城府的老钱,过早地把自己参加“文研院”复试情况透露出去,消息传到他“文革”间工作的浙江省艺校,引起对立一派群众的强烈反响。他们给文化部领导联名写信,说“文革”中站错队的钱苗灿,怎能可以让他削尖脑袋钻进文化部研究院。部领导收信后,致电“文研院”询问究竟。这一问,把“文研院”搞招生的吓着了,把老钱的录取希望问没了。老钱也真是倒霉,在人生最关键的两次升学考试中,都经历事与愿违的摔倒:第一次高考,由于大姐的过度关爱、劝阻,他被拽倒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外;这一回,“煮熟的鸭子飞走了”,用后来张庚老师的话来说,是由于“历史的误会”,其实应该说,它是被一条看不见的粗大的“文革尾巴”给绊倒的。
 
       在家乡,我的录取消息,很快变成一桩社会新闻,纷纷传布,被人四处议论和讹传。这跟“文革”后首次考研、考取几率极少、我是家乡唯一一名考上研究生的罕见现象有关。母校同事把它当做传奇故事到处议论。我的先前老师,如教过我历史课的马允伦老师、语文老教师张世楷老师等,为我高兴和自豪,还亲自来我家登门道贺。马老师进我家门时,见我正在收拾书本,便用唐诗打趣道:“嗨,漫卷诗书喜欲狂!” 
 
       消息传到乡间,被讹传成:城里有个读书人,被邓小平调到中央去了。这话传到嫁给农村的我三妹茶花那里,三妹便对众人纠正道:“这人是我大哥,他是自己考上北京去读书的。”众人听后,哈哈大笑道:“吹牛大王,你会有这样的大哥?做梦去吧!”
 
       “文研院”招办通知,3月9、10二日为报到日期。我收拾了日常必备用品、四季衣装、被褥卧具、洗漱用品、文具书籍等等,分量不少。那时国家物资奇缺,什么东西都购买不易,旧物都得随身带上。兄弟崇川用旧木料给我钉制一只简易木箱,装了被褥和什物,托交相熟的汽车司机,提前运往上海。我随身带着途中用品和那只跟随我21年,逗留过杭州、平阳两处人生驿站的牛皮箱,即是上文写到的我高考“中举”,大舅妈送我的重礼。
 
       母亲久病不愈,瑞城医师确诊不了,全家决定趁我出门之便,带她去温州大医院做番深入检查。3月初,弟妹崇川、阿静陪送我和母亲一起去了温州,在长妹春姑家落脚。
 
       温州医学院医院“穿刺”检验结果出来,诊断母亲患的是肠癌后期。医师说,治疗已无望,顶多只剩下三个月的弥留期限。这个突如其来的宣判,使我们子女顿感山崩地裂,欲哭不能,欲语还休,只好强作平静,劝慰母亲放心无碍,伤心的眼泪只往肚里吞咽。我们带母亲去温州最好的照相馆拍了半身照,以备不测之用。这就是复制在本书正文开头一张的照片。
 
       告别母亲,动身去北京的刹那,是我一生最刻骨铭心的时刻。我与母亲这一别,不知今后还有重见的机会?当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我跟她生离死别的时刻,心似刀割,对于未来的所有企盼,都化为乌有,什么前程、追求、向往,都变得无所谓。我带着无限悲伤、忧愁和茫然,走向我的第四处人生驿站,开始我此生最漫长的羁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个流传很广的真实笑话:说某大学生出身贫寒,平日生活艰苦朴素,出门行李布袋粗囊,用扁担挑着走。毕业分配报到那天,他照旧挑着行李上火车。心想从今以后,我是国家干部,因公旅途费用国家报销,这扁担再也用不上了。于是他对扁担挥挥手道:“兄弟,再见了!”将那条跟随他多年的扁担,射出了车窗外头。
 
       学校常用这个故事教育大家,无论个人身份、条件如何改变,劳动人民本色不能丢。我则以切身经历认为,这故事不具普遍意义。如我的身份无论怎样改变,也不管自己走到那里,我的那条竹扁担,永远是我的伙伴,从来没有想到跟它拜拜。那年月,没有带轱辘的旅行箱包,出门用扁担挑行李司空见惯。大学毕业十多年来,我就一直用扁担挑行李,挑东西,挑过家乡小城的街头巷尾,也挑过大城市的闹市马路。旁人见我这个戴眼镜的读书人,驼着背,一路晃荡着两头担子,滑稽可笑,我毫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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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扁担永远是我的伙伴
 
       用扁担挑东西,一是方便,二因好使,三为省钱,我压根儿不曾想到这是“艰苦朴素”,是为“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再说,那年月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有什么可值得摆谱的。下乡“锻炼”,下厂“改造”,不也天天挑担吗?人家还称赞说“劳动光荣”,这样做可以“脱胎换骨”呢。
 
       这回去北京,陪人帮手多,我竟忘了带上扁担。待来到温州开往上海的海轮码头,告别亲人,准备上船时,才发觉一人手提行李走路是多么艰难。大妹夫戴瑞龙见状,赶紧跑到附近小商店,给我买来一条竹扁担,救了我的急。
 

我用这条竹扁担,咿呀、咿呀的挑,挑过上海,挑进北京城,一路想着母亲的病况,想到三个月后的可怕景象,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沉重……。LmU咚咚锵--中华戏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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