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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系列话题之七——从《红灯记》看样板戏与文革意识形态(3)
从《红灯记》看样板戏与文革意识形态 四、先天不足与意义的弱化
样板戏使用了几乎一切可能的形式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英雄人物进行歌颂。但由于京剧这一艺术形式的先天不足并未被完全克服,歌颂的声音在某种策划能够度上被削弱了。李扬论述的京剧的象征特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他或许忽视了京剧的另一特点:强烈的抒情性及由此造成的对剧情的延宕。
京剧是一种过于强调技巧的戏剧。百余年来,传统京剧在唱腔、念白、程式动作方面都形成了较固定的形式,演员的表演注重"要好儿"、"得彩儿",尤其在某些重要唱段中讲究一句一个彩儿甚至一句几个彩儿。因而出现一种趋向,演员在台上不顾剧情,一味卖弄技艺,这种趋向在今天更为明显,这就是京剧固有的缺陷更加突出。
吴小如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京剧中的紧张处境"几乎被大大唱工和琐碎情节冲淡了"(48)。同样的情况也在样板戏中出现。
相对而言,《红灯记》骨干场次之一的《刑场斗争》中,这一问题是比较明显的。随着高亢的"狱警传"导板,李玉和有些踉跄却无比坚定地走上刑场。这是一个典型的以唱为主的长子。李玉和出场后第一段唱就达20句之多,而后在见母、见女时又有大段唱工。钱浩梁在《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中说道:"江青同志指示,在《刑场斗争》中要为李玉和安排大段的唱……充分抒发革命豪情,唱出他对革命的理想,对革命必胜的信念。"(49)这段显然出于塑造革命英雄英武形象需要而安排的唱儿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过长的抒情使李玉和显得文质彬彬。事实上这一点在创作时就有人预见到了,钱浩梁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批人曾"胡说"什么"李玉和在这段戏中不宜唱得太多,唱多了戏就'温'了"(50)。"温"一般作"瘟",指剧情或表演不足(51),平淡无奇,剧场效果不佳。今天看来,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话是极有道理的。
《刑场斗争》虽然号称本剧的骨干场次,但过多的唱腔使剧情长时间地被延搁,几乎毫无进展。祖孙三代的以演唱来互诉衷肠使革命、斗争几乎失去了对象,"敌人"在这里销声匿迹,矛盾冲突明显不足,观众的视线也被这些唱腔吸引到"技术"上来,并部分投向一家三口的革命情感上,这使样板戏要表达的革命主题有所削弱。
实际上,《红灯记》的"个人情感"并非由于革命主题因剧情被延宕而削弱才出现,它一直存在于剧中,并不断逸出革命主题之外,知识由于革命主题的被削弱,它才得到了不断的强化。江青在《谈京剧革命》中要求"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52)。在这种要求下,样板戏一直以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为宗旨,个人情感被革命情感淹没的无影无踪,即使《红灯记》中,由于题材--一个家庭的革命故事--使个人感情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革命主题仍然将个人情感重重保卫,使其只能在裂缝中生存。然而在我看来,《红灯记》中最为感人之处,大都含有个人感情因素。
第一场李玉和开宗明义的"提篮小卖"唱段,以"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预示了铁梅的革命未来,但此前的"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李玉和分明是以一个父亲而非革命者的身份表达了他对女儿的怜爱之情。
与革命主题一样,个人情感的最为淋漓尽致的表达,是在《痛说革命家史》一场。这一场中革命情感、个人情感相互交织,从而产生了极为感人的效果。特务要带走李玉和时,铁梅的痛哭失声与李奶奶的声音的颤抖是显而易见的个人情感的爆发,而李玉和临行前的嘱托--那段著名的[二六]则复杂得多。这是一段充满隐喻与双关的话,为了分析方便,将唱词抄录如下: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小铁梅出门卖货看气候,来往账目要记熟,困倦时留神门户防野狗,烦闷时等候喜鹊唱枝头。家中的事儿你奔走,要与奶奶分忧愁。
从字面上看,对母亲所言主要表明李玉和对革命的感情,对铁梅则主要表达他个人的感情。然而只要细加品味,这两种感情则是交织在整个一段唱中的。"千杯万盏会应酬"是否含有安慰母亲、让母亲放心之意?"困倦时留神门户防野狗"是否暗示女儿小心特务走狗?"烦闷时等候喜鹊唱枝头"是否是革命胜利的暗示?正是这种模糊的语言使观众体验了"阴谋恐怖"的快感(近似自虐的快感,也与文革期间恐怖的社会气氛有关),也充分体现了韩毓海所谓的"侦悉模式",即与隐藏的敌人斗争或打入敌人内部进行斗争的故事/心理模式(53)。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段唱中,李玉和将对革命及母亲、女儿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而李奶奶的痛说革命家史之所以动人,并不仅在于革命故事,更在于祖孙二人强烈的个人感情的交流。
同样,在《刑场斗争》中,议价人也有非常深情的倾诉。李奶奶看着满身伤痕的儿子,悲痛地呼唤:"儿啊儿啊--"李玉和立刻安慰她:"妈,您不要心酸。"当李玉和要对李铁梅说出"隐藏我心中十七年"的秘密时,李铁梅却阻止了他,并发出了心底的呼喊:"您就是我的亲爹!"三代人的种种表现使我们有足够得力有相信,她的呼喊更多地是出于个人情感,出于对"十七年教养的恩深似海洋"的刻骨铭心的感激。
引起个人情感由隐到显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整个剧情的悲剧化处理。关于悲剧,鲁迅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54)悲剧通过人的悲惨命运表达一种对人性、人生、命运乃至宇宙的感慨,可以说,真正的好的悲剧更多的是关乎人生而非社会,关乎命运而非政治,例如《俄狄蒲斯王》,例如《哈姆雷特》。
《红灯记》对李氏三代人故事的讲述虽然是关于意识形态、关于政治的,但这个美好的"有价值"的家庭毁灭的悲剧情节,却使这种政治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这时我们忽然发现,李铁梅的走向革命,更多的是继续先父遗志而非先烈遗志。(55)
五、"去京剧远矣" 在一些京剧研究者那里,"样板戏"似乎已经变得不是京剧了。吴小如先生即对样板戏采用西洋乐、民族乐及话剧手法颇有微词,以为"去京剧远矣"(56),"成为一种……不是京戏的戏是也"(57)。但也有相反意见,戴嘉枋认为样板戏"就其总体的艺术价值而言,不能不承认'样板戏'较之以前的京剧音乐、舞蹈艺术,均有创新之处"(58)。
以上两种观点,我本人比较倾向于后一种。在我看来,样板戏不仅绝对是京剧,而且是京剧发展中具有革命性、里程碑式的京剧。不仅因为它的创新,而且因为它巧妙地、创造性地运用了传统京剧的表演形式。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样板戏的创新问题。是否因为创新、因为增加或采用了全新的表现手法便"去京剧远矣"呢?京剧本身就应该处于一种不断发展的状态。梅兰芳最初采用二胡为京剧伴奏时,何尝不是一种创举?只要效果好,使用西洋乐队、民族乐队有何不可?由翁偶虹编剧,李少春、袁世海主演的《百战兴中唐》中也采取了话剧的表现手法,却赢得了从观众到京剧艺术家如周信方再到话剧、电影工作者石挥的一致称道(59),这不也证明了京剧是可以采用其他艺术的于己有益的表现手法的吗?更何况样板戏对传统艺术手法的改造并不像文革中宣传的那样彻底?事实上,样板戏基本继承了传统京剧中优秀的表演形式。在大多数时候,样板戏的革新是搔着了传统京剧的痒处的,因而这种革新并不是像梅葆玖演《贵妃醉酒》时让一堆身着轻纱的少女翩翩起舞那样肤浅和令人厌恶。
因而我认为,样板戏的艺术道路如果不是京剧衰落时的唯一出路的话,至少也是一条重要的出路。新时期大受欢迎的《曹操与杨修》就明显受到样板戏的影响,只不过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而已。
或许我们目前要对样板戏作纯粹客观的研究仍然为时过早,但我相信,作为一代文艺代表的样板戏,为我们提供了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都极具价值的文本。我相信终有一天,样板戏会成为文艺研究中的经典而被众多研究者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
最后,我愿意引用戴嘉枋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并表达我个人对对样板戏的喜爱。我希望这不至于使我在前文中一直力图达到的客观态度受到损害。
"真的艺术精品是不会随时光流逝和时代变迁而消亡的。"
(60)
"由于否定'文革'进而全盘否定'样板戏'的非理性思维方式,是不是又陷入了'政治决定一切'的怪圈?"
(61)
1996年4月15日初稿 1996年4月29日二稿 1996年5月31日改定
注释:
(1)几部革命现代京剧的最初公演时间表:《奇袭白虎团》1958年;《智取威虎山》1958年;《沙家浜》1964年;《杜鹃山》1964年;《红灯记》1964年。
(2)几部样板戏电影公映时间表:《智取威虎山》1970年;《红灯记》1971年;《红色娘子军》1971年;《沙家浜》1971年;《白毛女》1972年;交响乐《沙家浜》1972年;《奇袭白虎团》1972年;《龙江颂》1972年;《海港》1973年;《杜鹃山》1974年。
(3)、(4)据《翁偶虹编剧生涯》,翁偶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
(5)杜近芳《光焰无际的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红旗》1967/9,44页。
(6)作者潘复生。
(7)江青《谈京剧革命》,《红旗》1967/6,26页。该文是江青1964年现代京剧观摩汇演后的讲话。
(8)《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李向前等译,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637页。
(9)、(10)《翁偶虹编剧生涯》,579-580页。
(11)参见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W·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大出版社1987年版。
(12)江青《谈革命京剧》,同前,25页。
(13)同前,26页 。
(1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54页。
(15)《翁偶虹编剧生涯》,580页。
(16)《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635页。
(17) 《翁偶虹编剧生涯》,578页。
(18)浩亮《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红旗》,1967/8,67页。
(19)《红旗》1965/3,49页。
(20)据郭永江《夙愿未竟身先逝--裘盛戎排演〈杜鹃山〉始末》,收《裘盛戎艺术评论集》,张胤德、方荣翔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21)同上,205页。
(22)关于《杜鹃山》的修改,可参考肖甲、郭永江、张胤德、汪曾祺及裘盛戎的有关回忆文章,均收《裘盛戎艺术评论集》。
(23)李扬《抗争宿命之路》关于"叙事"的部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4)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31页。
(25)李扬《抗争宿命之路》,298页。
(26)参鲁迅《谁在没落》,《鲁迅全集》卷5,《花边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注[4],收《花边文学》,全集卷5,583页;《拿来主义》注[3],收《且介亭杂文》,全集卷640页。
(27)李扬《抗争宿命之路》,299页。
(28)江青《谈革命京剧》,同前,27页。
(29)《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63页。
(30)《翁偶虹编剧生涯》,574页。
(31)《关于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形象的几点体会》,转引自《抗争宿命之路》,309页。
(32)参见汪曾祺《一代才人未尽才,《裘盛戎艺术评论集》。
(33)参见《京剧唱腔音乐研究》,庄永平、潘方圣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
(34)《艺苑秋实》,张云溪著,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222页。
(35)张庚《中国戏曲》,收《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另两种特征为虚拟化与综合化。
(36)、(37)同上,3页。
(38)戴不凡《生活和程式》,《文艺报》1964年第七期,16页。 (39)同上,17页。
(40)路坎《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重大贡献》,《文学评论》1964年第四期,2页。
(41)裘盛戎讲,张胤德记《走出第一步--〈杜鹃山>演出心得》,《裘盛戎艺术评论集》,258、260页。
(42)《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的光辉形象》,《红旗》1969/9,第31页。
(43)《翁偶虹编剧生涯》,577页。
(44)洪平《赞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红旗》1967/8。 (45)《智取威虎山》摄制组《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红旗》1971/3,76页。
(46)《红灯记》剧本结尾,《红旗》1965/2,55页。
(47)关于样板戏音乐实际的更为专业的论述,可参阅王淮麟《现代京剧气氛音乐赏析》,《中国京剧》1994年第二期。
(48)吴小如《晋剧〈走山〉》,收《吴小如戏曲文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73页。
(49)、(50)浩亮《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红旗》,1967/8,68页。
(51)《中国戏曲曲艺词典》,63页。
(52)江青《谈京剧革命》,同(7),26页。
(53)《锁链上的花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112-114页。
(54)《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收《坟》,见《鲁迅全集》卷1,192页。
(55)铁梅台词"奶奶,爹……我要继承你们的遗志。"
(56)《京剧演出今昔不同》,《吴小如戏曲文录》,650页。
(57)《台下人语·一》,《吴小如戏曲文录》,132页。
(58)《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戴嘉枋著,知识出版社,1995年,342页。
(59)参见《翁偶虹编剧生涯·〈百战兴唐〉在上海》。
(60)、(61)《样板戏的风风雨雨》,343页。
参考书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
(2)《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
(3)《翁偶虹编剧生涯》,翁偶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
(4)《裘盛戎艺术评论集》,方荣翔、张胤德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5)《吴小如戏曲文录》,吴小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6)《京剧唱腔音乐研究》,庄永平、潘方圣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
(7)《艺苑秋实》,张云溪著,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8)《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戴嘉枋著,知识出版社,1995年。
(9)《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特里·伊格尔顿著,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10)《抗争宿命之路》,李扬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11)《锁链上的花环》,韩毓海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12)《当代叙事学》,华莱士·马丁著,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3)《小说修辞学》,W·布斯著,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4)《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李向前等译,海南出版社,1992年。
(15)《毛泽东论文艺》,毛泽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16)《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跋
这篇旧文,很早就想把它重新整理一下,因为生性懒惰,一直没有着手。这回应鱼兄"说几句话"之邀,总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搞出来了。只是由于这里设备太落后--连扫描仪都没有,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地打,有劳大家久候,想来大家不会见怪,因为大伙似乎本来也没有想听我的胡说八道的兴趣。
当初论文定稿之后,我的指导老师,一位我一直十分敬重的学者,认为认为最有见解的部分是关于样板戏在形式上如何创新的部分,这与我的意见正好相反。我认为这一部分倘若在内行看来是不免错误百出的,倒是前面样板戏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我以为略有所见。不过当时我选择样板戏为题目,心里原本有投机取巧的意思,料来那位广东生长的博士对京剧也不会很熟悉,一个外行蒙一个更外的外行当然是有些准儿的--他上了我的当了。
不过"敝帚自珍",我还是大着胆子贴出来了。何以呢?因为看大家在这里搞得挺热闹,自己也不甘寂寞的。
虽然这两年娶妻生子,多历风波,思想居然没什么长进,那是颇足惭愧的。好在自己不像皮黄一样是靠这个吃饭的,心下也就释然。只当为大家提供骂街的靶子便了。
还有两句话要说。我是坚决反对文革的意识形态的,但我在艺术上是支持样板戏的,虽然它在思想、艺术上都有缺陷。支持的原因在于它对京剧的核心的改造,那就是变以演员为中心为以剧情为中心,使京剧走出了原来的原始状态--从现代戏剧的观点看,京剧原是很稚嫩的,如果没有好演员,京剧剧目几无可观。
我推崇《曹操与杨修》的原因也在于此。在一定程度上,《曹操与杨修》在戏剧矛盾上、人物心理刻划上,尤其在思想上,比样板戏更高明。
这次整理,对原文很少改动,只改动了若干看起来格外别扭的句子。当初看的"先锋派"比如文中提到的李扬、韩毓海还有陈晓明等人的学术著作多了,写起东西来不免学样,因此文句有时候看起来很别扭,大家忍忍吧。顺便告诉大家,我现在学乖了,不这么说话了--我已然不抽大烟了,我改抽白面儿了。这此整理还为每一部分安了个标题,不一定恰当。
还有,与语言别扭原因相同,文中有不少地方属于故意买弄新名词的,大家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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